罗贯中与《西游记》（连载二）

（接本刊811期126页）长期以来，人们对《西游记》的寓意和主旨是很关注的。孙悟空大闹龙宫、大闹地府、大闹天庭的故事，受到人们的喜爱；孙悟空藐视专制、敢于反抗、善于斗争的精神，得到人们的称颂；同时，人们又往往认为，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表现出坚定不移、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精神，最终修成正果。然而，这里面是存在逻辑问题的：如果认为孙悟空三个“大闹”表现了斗争精神，值得肯定和歌颂，那么，保护唐僧的孙悟空则是被征服了，被征服的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行为就不值得肯定和歌颂了，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正果”。

此时，笔者想到题“贯中罗本编辑”的《隋唐两朝史传》。该书有唐宪宗与佛骨的故事：元和十四年，西天雷音寺遣一僧奉佛骨进入中国，自称“此骨相传已久，三十年一开；开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宪宗信以为真。韩愈进谏佛骨表，反对供奉佛骨。然而，唐宪宗因韩愈表而大怒，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为此，罗贯中赋诗曰：“佛骨迎来事岂真？和声附影惑斯民。宪宗空慕长生术，枉把忠良作佞臣。”这首诗鲜明而集中地体现了罗贯中对所谓“佛”的态度。与此相联系，罗贯中不可能在《西游记》中从正面宣扬佛法。因此，我们对小说中的取经团体和取经行为需要正确认识。

《西游记》世德堂本中的《刊西游记序》指出：“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心以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大丹之数也，东生西成，故西以为纪。”所谓“孙，狲也，以为心之神”，相关于神州，特别是指元朝以前的华夏族和汉族：“孙”在发音上同纽于“赵宋”的“宋”。所谓“马，马也，以为意之驰”，相关于游牧民族，特别是指蒙古族人建立的元朝：元太祖铁木真出生于农历壬午马年，“马”在发音上同纽于“蒙”。孙悟空做所谓的“弼马温”，就隐含着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关系。所谓“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相关于朱明：“八戒”既可以贯通于“朱重八”，又能够象征着“戒除”元朝得以建立的至元八年，实际上就是推翻元朝；“肝”内含的“月”内含于“明”，“肝”内含的“干”在形体上与“朱”有相似之处。所谓“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相关于明朝以后的新灾难：“流沙”既贯通于游牧民族，又贯通于世界西方；“肾”的繁体是“腎”，“腎”内含的“月”内含于“明”，“腎”内含的“又”相通于“再次”，“腎”内含的“臣”相通于挫折。所谓“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意味着囊括中国历史：“藏神”相关于元朝以前的华夏族和汉族；“藏声”的“声”相关于“音”，“音”内含于“識”，“識”就是“识”，“识”相关于“意”，“意之驰”相关于游牧民族，进而可以涉及元朝；“藏气”相关于“肝气之木”和“肾气之水”，从而涉及明朝以及明朝以后的发展。所谓“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意味着三重灾难。在“口耳鼻舌身意”中，“口”类似于一个洞，“耳”内含三个洞，“鼻”内含七个洞，“舌”内含一个洞，“身”内含三个洞，“意”内含二个洞，累计十七个洞：所谓“十七个洞”，可以分解为“九个洞”“八个洞”，“九个洞”“八个洞”能够相通于“九窍八孔”，“九窍八孔”象征着九州及其灾难和曲折；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八百里”，皆相关于灾难和曲折。所谓“恐怖”，相关于王莽篡汉。王莽，字巨君。“巨君”的“君”相关于“恐怖”的“怖”：“君”可以解释为“统治”，而“怖”内含的“布”内含于“佈”，“佈”可以解释为“施行”，“施行”能够相通于“统治”。“巨君”的“巨”相关于“恐怖”的“恐”：“巨”在发音上相谐于“惧”，“惧”在含义上相通于“恐”。所谓“恐”，还可以理解为汉平帝刘衎：如果说“心之神”相关于华夏族和汉族，“恐”内含的“心”就可以解释为“汉平帝”的“汉”；“恐”内含“凡”，“凡”在含义上可以相通于“平帝”的“平”；“恐”在发音上同纽于“刘衎”的“衎”，“恐”内含的“工”在形体上与“衎”内含的“彳”“干”“亍”有相似之处。所谓“颠倒”，相关于宋元交替。“倒”在发音上同韵于“赵宋”的“赵”，“倒”又可以解释为“崩溃”，因而“倒”可以理解为赵宋灭亡。“颠”的繁体是“顛”，“顛”内含“铁木真”的“真”，“顛”又可以解释为“头顶”，因而“顛”可以理解为元朝兴起。所谓“幻想”，相关于明朝以后的灾难。“想”内含“心”，“心”意味着汉族乃至中国；“想”内含的“木”在形体上与“六”有相似之处，“想”内含的“目”按顺时针方向旋转九十度以后在形体上与“四”有相似之处，“六”和“四”相关于“西方”。“幻”内含的“幺”在发音上与“遊”同纽，“幻”剔除“幺”以后剩余的部分内含于“遊”。“幻想”既意味着明朝将受到新的游牧民族政权之严重威胁，又意味着世界东方将受到世界西方之严重威胁。所谓“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这里的“太初”是至关重要的。在历史上，“太初”曾是多个帝王使用过的年号，其中的最早使用者是汉武帝。汉武帝的年号相继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在这十一个年号中，“太初”处于正数第七位、倒数第五位；“七”和“五”相乘的结果是“三十五”，这能够相通于小说中的三十五部佛经。所谓“太初”，还可以理解为一种比混沌更原始的宇宙状态。前文说过，所谓“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相关于元朝君主。其中的“混沌”，对应元朝的世祖、顺宗。比混沌更原始的宇宙状态，可以象征着汉族政权的恢复。在所谓“大丹之数也，东生西成，故西以为纪”中，“大丹之数”象征着朱明命运，“东生西成”意味着东方成果被西方占有。

渊源于西方的所谓“三藏真经”，与须菩提强调的“三灾利害”是相互对应和彼此贯通的。自苍天上降来的雷灾，对应谈天的法一藏：雷灾之天降，相通于法一藏之谈天。自涌泉下烧起的火灾，对应说地的论一藏：相关于火灾的涌泉，位于人的足底；足踏地，涌泉下即为地，说地事关论一藏。自囟门吹入的风灾，对应度鬼的经一藏：相关于风灾的囟门，位于人的脑部；脑居于天地之间，是人的司令部；在一些人看来，人和鬼是可以转化的，而度鬼事关经一藏。这些情况说明，“三藏真经”的本质是“灾”，意味着三重灾难。与“三灾利害”相关联，须菩提还提及三个“五百年”；如果说“三灾利害”贯通于“三藏真经”，那么，三个“五百年”就能够贯通于三十五部佛经。

在《西游记》中，傅奕向唐太宗“上疏止浮图，以言无佛”。然而，《旧唐书》记载，武德“七年，奕上疏请除去释教”。这就指明，傅奕上疏反对佛事，是真实存在的；不过，那是向唐高祖上疏，而非向唐太宗上疏。即使如此，历史上的傅奕除释教疏与小说中的傅奕止浮图疏也是可以做些比较的。前者篇幅比较长，内容比较多；后者篇幅比较短，内容比较少。虽然这样，但是二者在精神上高度一致。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小说中傅奕止浮图疏的表述，基本能在历史上傅奕除释教疏中找到与之高度雷同的表述。小说中傅奕提及“西域之法，无君臣父子”；历史上傅奕提及“佛在西域……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小说中傅奕提及“以三途六道，蒙诱愚蠢”；历史上傅奕提及“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小说中傅奕提及“追既往之罪，窥将来之福”；历史上傅奕提及“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小说中傅奕提及“口诵梵言，以图偷免”；历史上傅奕提及“口诵佛经……规免其罪”。小说中傅奕提及“且生死寿夭，本诸自然”；历史上傅奕提及“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小说中傅奕提及“刑德威福，系之人主”；历史上傅奕提及“刑德威福，关之人主”。小说中傅奕提及“今闻俗徒矫托，皆云由佛”；历史上傅奕提及“愚僧矫诈，皆云由佛”。小说中傅奕提及“自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长久”；历史上傅奕提及“降自牺、农，至于汉、魏，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小说中傅奕提及“至汉明帝始立胡神，然惟西域桑门，自传其教”；历史上傅奕提及“汉明帝假托梦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门，自传其法”。然而，在小说中傅奕强调佛教传播“实乃夷犯中国，不足为信”，这个表述是小说作者根据历史上傅奕许多话语概括出来的。历史上傅奕反对佛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唯物主义。他在与他的反对者萧瑀论争时一度使后者“不能答”，而“高祖将从奕言，会传位而止”。如果《西游记》作者要从正面描写佛事，甚至要积极宣扬佛法，那么，他有什么必要将历史上武德年间很有说服力的傅奕除释教疏移植到小说中的贞观年间呢？在事实上还是移植过来了，这恰恰证明小说作者从反面描写佛事；小说作者概括的“不足为信”和“夷犯中国”，指明小说中佛事的本质和危害。罗贯中在《西游记》中安排的傅奕止浮图疏，与前文所说罗贯中在《隋唐两朝史传》中安排的韩愈谏佛骨表相比较，难道不是有着惊人的类似之处吗？反对办佛事、具有说服力的傅奕在小说中靠边站了，而赞成办佛事、缺乏说服力的萧瑀在小说中受重用了。萧瑀既参与邀请诸佛、选举坛主、设建道场，又将到东方寻找取经人的观音菩萨引荐给唐太宗，还在唐僧取经回到长安以后向唐太宗建议将演谈佛经的地点放在雁塔寺，可谓一直发挥了“重要作用”。萧瑀自始至终的负面作用与小说主题是相辅相成的。在历史上，唐太宗为玄奘取经作有《圣教序》；在《西游记》中，唐太宗为唐僧取经也作有《圣教序》。前者和后者在语言上有很多相同和相似之处，然而也有一些不同，主要是一些关键数字的改变。小说中《圣教序》的这些数字，绝对不是小说作者的误记，而是有意的修改；这种修改蕴含着重要的含义，服从和服务于小说写作主旨。从历史上来看，唐太宗是深受佛事之害的。《旧唐书》记载：“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这里提到的文皇帝，就是唐太宗。唐太宗死于僧人之药，也决定了罗贯中不可能从正面描写唐太宗与佛教的关系。

在《西游记》中，唐太宗曾经死而复生，时值“贞观十三年，岁次己巳”。其实，历史上的贞观十三年根本不是己巳之岁，整个贞观时期也没有己巳之岁。唐太宗死去“三日”，这相关于“三灾”；唐太宗死去“三日”以后的复生，则相关于“三灾”的逆转。如果基于汉朝政权的中断或恢复、汉族政权的中断或恢复而寻找线索以解释己巳之岁，是能够言之成理的。王莽篡汉发生于初始元年，作为王莽篡汉之次年的始建国元年是己巳之岁；明朝军队重创北元的捕鱼儿海战役发生于洪武二十一年，作为捕鱼儿海战役之次年的洪武二十二年是己巳之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罗贯中出生之次年的天历二年是己巳之岁。如果将作为罗贯中出生之次年的己巳之岁，联系于作为王莽篡汉之次年的己巳之岁，再联系于作为明军重创北元的捕鱼儿海战役之次年的己巳之岁，就可以发现：小说中的己巳之岁既隐藏灾难，又蕴含兴盛；作为小说作者的罗贯中，将自己的命运和责任紧密结合于国家的发展和前途。罗贯中出生之次年是己巳之岁，而他出生之当年则是戊辰之岁，相关于元朝的泰定五年、致和元年、天顺元年、天历元年，涉及一个“五”、三个“元”即三个“一”。所谓三个“一”、一个“五”，可以相关于“三十五”；这个“三十五”，相通于小说中的三十五部佛经。所谓三个“一”，又可以相关于“十三”；这个“十三”，相通于小说中的“贞观十三年”。唐僧取经开始于“贞观十三年”，结束于“贞观二十七年”，而唐太宗名下注定“三十三年”。前文曾基于张士诚而将“贞观十三年”“贞观二十七年”分别联系于元顺帝至正十三年、至正二十七年。如果从元朝整个历史来看，所谓“贞观十三年”又可以联系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这一年，元朝军队进入临安，在灭亡宋朝的进程中取得决定性进展。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相当于朱元璋的吴元年，也是明朝建立、元朝灭亡的前一年。无论“贞观十三年”，还是“贞观二十七年”，都同唐太宗名下的“三十三年”具有微妙关系。在“三十三”中，“十三”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三九三九三九……“三十九”出现于小数点之前，“三九”无限循环于小数点之后；在“三十三”中，“二十七”占百分之八十一点八一八一八一……“八十一”出现于小数点之前，“八一”无限循环于小数点之后。“三十九”可以视为“十三”和“三”相乘的结果，“八十一”可以视为“二十七”和“三”相乘的结果。“三”相关于唐太宗死去的三日，“八十一”相关于唐僧所历八十一难。至于“三十九”，则相关于“罗本贯中”：“罗”之繁体“羅”、“贯”之繁体“貫”以及“本”“中”在写法上的笔画数分别是“十九”“十一”“五”“四”，累计“三十九”。所谓“三十九”，可以提取出“三”和“九”，“三”和“九”相加的结果是“十二”，“三”和“九”相乘的结果是“二十七”。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构成十一个王朝，所谓“十二”能够相关于明朝灭亡以后的情况；至于所谓“二十七”，则又相关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在小说中，有李翠莲死而复生，又有李玉英死去。所谓“玉英”，在写法上的笔画数累计“十三”；在所谓“翠莲”中，“莲”之繁体“蓮”在写法上的笔画数是“十三”，“翠”在写法上的笔画数是“十四”，“十三”和“十四”相加的结果是“二十七”。所谓“十三”，相通于小说中的“贞观十三年”；所谓“十四”，相通于小说中取经的“十四年”；所谓“二十七”，相通于小说中的“贞观二十七年”。在小说中，所谓“玉英”出现九次，所谓“翠莲”出现八次，它们相通于小说中的“九窍八孔”。“李翠莲”的“李”就是“李玉英”的“李”，“李”可以理解为“十八子”，实际上相关于赵宋十八位帝王；“李翠莲”的“翠”内含“卒”，“卒”意味着“死”；“李翠莲”的“莲”之繁体“蓮”内含“連”，“連”意味着“连续”；“蓮”内含的“艹”相关于“草”，“草”在发音上同韵于“赵宋”的“赵”；“李玉英”的“英”内含“艹”，这个“艹”亦相关于“赵”。这些情况，密切关联于小说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