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变化，并不比我内心的多

诗人杨碧薇生于云南昭通。昭通这个地方，诗意的表述叫作山高水长；现实的生活呢，也许是山高水长，也许是山穷水尽。据说昭通盛产诗人——这一点跟西北一个省份有些类似—— GDP在全国排名靠后的甘肃，诗人的队伍却蔚为壮观。从昭通走出来的有个性有成绩的诗人，俊男美女、老手新秀，我曾见过的、能认出面孔叫出名字的，不止十几个。故乡和父母的最大局限是不设选项的——这个残忍的事实属于通用准则，并不只针对诗人。所以在昭通诗人的血脉里，那些不能更改的天然元素构成了他们的昭通印记和昭通理想，继而通过不尽相同的个体写作，让诗歌的“昭通现象”来到正在进行的诗歌现场，成为一种服务于情感、思想和命运的特定力量，也是必然的结果。虽然昭通经济并无惊人之处，但杨碧薇的家庭在当地似乎还算优渥（未经证实），杨碧薇的童年并不缺乏阳光、爱、勇敢和想象力。

作为年轻诗人、女性诗人、读书读到博士后的诗人，杨碧薇后来求学南北，游走四方，工作于距离昭通两千公里以外的北京，生活的流动性极大拓展了她的写作空间，她已然与留守昭通的诗人形成了显见的差异。这差异体现于她的诗歌文本，也作用于她的生活观念——其兴致涉及文学、摇滚、民谣、电影、摄影等领域，并擅长运用父母馈赠的先天优势，以美而试法，以美而成法，以美而弘法——杨碧薇曾公开宣称，不但要花枝招展，还要花枝乱颤。“这一个”的趣味和特立独行，早已溢出诗歌的“昭通现象”。杨碧薇对自身之美有着罕见的诉求和自信，不管大庭广众还是朋友聚会，始终以“拒绝随便的惊艳”而示人——诚如她写过的诗句“别人可以趿拉拖鞋轧马路她不可以”。不甚了解她的人难免生疑，对自身之美如此倾心而乐此不疲，是否会如现实所常见，关门开窗，以放弃苛刻文字作为前提或者代价，成为二分之一的杨碧薇或者三分之一的杨碧薇？答案是否定的。杨碧薇对文字的要求，比对自身之美的诉求和自信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年，我的日常工作之一是主持中国诗歌网“每日好诗”。杨碧薇几次受邀为“每日好诗”撰写点评。她的文字逻辑缜密、角度契合、行文整洁，最大可能地兼顾了阅读的普及性而不失诗歌评论的专业性，几乎一字都不用改。在我看来，即使置身庞杂的“每日好诗”点评专家名单，杨碧薇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堪称模范，她修正了世人先入为主地献给当代诗人和当代诗歌的某些不公正印象和非合理评价——她告诉我们什么是美貌，什么是才华，什么是美貌和才华集于一身并且允许获得目力所及的平衡和真实存在。

胡适先生于一九一六年写下《两只蝴蝶》并发表于次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一种有别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的文体横空出世，这就是汉语新诗。一百多年来，汉语新诗之路可谓波澜壮阔，既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自信，也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落寞。不同的时代施加给汉语新诗不同的压力，不同的时代也释放了汉语新诗不同的光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汉语新诗的社会影响力攀至峰值，之后再度跌入谷底，进入漫长的一言难尽的周期。在这期间，杨碧薇出生，成长，求学，工作，写命中注定的诗篇，从一代人中脱颖而出，完成了由杨碧薇向诗人杨碧薇的角色转换。诗歌不是杨碧薇的唯一选择，却可能是她的首要选择，她怀着好奇、喜悦和忐忑的心情写下第一首诗，但并不清楚自己会在诗歌的道路上走多远。能够确定的是，她写下的第一首诗，必然是一首短诗。没有一个当代汉语诗人能够绕开汉语新诗中的短诗写作，杨碧薇也不会例外——这并非当代汉语诗人不够努力，而是古老的民族对崭新汉语的传统矫正、惯性限制或者即时误会所致。杨碧薇的短诗，我通过她的第一本诗集《坐在对面的爱情》有过系统阅读，但这已是多年前的事情，阅读的内容随着时间推移而渐渐蒙了尘埃。不过，阅读的喜悦却从来没有打折，没有离场，没有失去诗歌的含金量。这感觉跟诗人王寅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有点类似：人类的命运殊途同归，只有中间的变奏和差异各司其职地承载着《诗经》或者《史记》的责任。《坐在对面的爱情》并非杨碧薇的写作起点，我相信在这本诗集之前，她已然经历了各种不为人知的写作蜕变——有些诗人通过勤奋证明自己，有些诗人通过才华证明自己——显然，杨碧薇属于后者。杨碧薇的短诗，面貌清晰，情感自洽，庞杂而不失真诚，开阔而多见犀利，既可局部细读又可整体远观，在一众喧哗的迫不及待的年轻诗人中，有着难得的冷静、清醒和他人所不知的写作初心。

过了很多年，我读到杨碧薇的新作《当战争来临该如何谈论正义》，再次为自己昔日的预判感到惊讶和欣喜。诗中说：“什么都别说了/请看看他/用拐杖拄着仅剩的一条腿/站在废墟前/给种植在旧军靴筒里的玫瑰浇水。”请注意，这是这首诗的完整内容而非局部引用，生命的烟火气、历史的沉重感、诗歌的戏剧化和高压特质在诗中展露无遗。诗歌有责任为风花雪月站台，真正的诗歌却永远保留着对风花雪月的间接忽视——没有批判精神，诗歌的语言就只是一种纸上谈兵的瓮中出新，诗歌的力量就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无效证据。希尼说“诗不能抵挡一辆坦克”，但诗人必须怀有“诗抵挡一辆坦克”的心去写作。在杨碧薇的“给种植在旧军靴筒里的玫瑰浇水”和阿多尼斯的“什么是玫瑰/为了被斩首而生长的头颅”之间，允许有一条语言的“驼峰航线”用以声援人类的爱和文明——“当他笑，可敬的参议员们爆出笑浪，/当他哭，孩子们死在街上。”这是奥登笔下的暴君墓志铭，热衷于风花雪月的写作者希望在诗神那里领取奖赏，但可能拒绝认可奥登。写下“给种植在旧军靴筒里的玫瑰浇水”的杨碧薇也希望在诗神那里领取奖赏，但注定不会像那些热衷于风花雪月的写作者一样对奥登怀有不敬。

多年以前，在桃花潭诗歌音乐节，年轻的杨碧薇获得一个被集体研讨的机会。我私下对杨碧薇说：“你写得不错。”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依据汉语的弦外之音，抑或中国人的惯常理解，多多少少隐含了一点表扬不够的味道。接下来的问题是，作为诗人的杨碧薇需要一种怎样的表扬。有人认为杨碧薇的写作比较前卫，这个说法或许更多源自对其写作内容的褒奖，比如“医生割开她的气管，/把氧气管插了进去。/舌头，拉出来，长长地绑在/脖子后面”（《一个陌生人的死亡》），比如“帕蒂，你在麦克风前/扭着小蛮腰。我真恨不得/再三想象，你和罗伯特/在床上探讨伟大事业的骚样”（《后切尔西时代》）。视觉的不洁和语言上的玩世不恭所引发的阅读震荡，不仅没有消解诗歌的审判力量，反而出人意料地巩固了写作者的美学框架。杨碧薇在诗歌音乐节现场朗诵自己的诗作《家庭背景》，但她首先貌似认真地予以澄清，她的家庭背景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细节似乎透露出杨碧薇的“江湖自信”尚有提升空间，尽管彼时的她已求学于广西、海南、北京，读书读到了博士，有着学生、模特、音乐人和写作者的复合身份，视祖国如村庄的经历在当下一众诗人的队列中并不逊色。杨碧薇写了《家庭背景》这样一首向常规美好挑衅的骇俗之作，却又担心读者将她对号入座，把诗中的真实视为作者的真实。这意味着，她写作中所呈现的前倾姿势，可能是一种局部或者临时性选择。

困厄改变我们的生活，也曾改变我们对于生活的看法，但困厄最终在我们的作品中只能扮演呈堂证据的角色（过度消费困厄等同于蔑视道德）。对此，杨碧薇或可间接赞成“世界的变化，并不比我内心的多”（《谷雨之后》）。几乎可以断定，被读者对号入座的担心，在可见的将来不可能再对杨碧薇形成写作之外的心理波动，《老王》《妓》《童年往事》等一批以痛陈生存的方式拷问生命何为的作品，亦会被她新的诗歌文本所覆盖或者取代。杨碧薇写过一篇长散文《华服》，讲自己做兼职模特的亲历，却仿佛在记录别人的故事，冷峻中不乏温情，从容中隐匿着犀利，观察事物的深度和驾驭文字的能力令人惊讶，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她在文学上所具备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潜质——触类旁通。《华服》有效强化了我对杨碧薇诗歌写作的判断。艺术面前，谁忽视天赋的存在和价值，谁就会遭遇来自天赋的惩罚（纸上的勤奋和勇气从来不是文学的核心条约）。回到开始的问题，作为一个自足发光的写作体，我认为杨碧薇并不特别需要点赞式的表扬，她在写作中已经创造的秩序，我们今天的任何总结都难免有锦上添花的嫌疑。在诗集《坐在对面的爱情》中，杨碧薇写“把我的红色大衣挂在冰峰上”，也写“一个长长的吻后，我们的生命加速了损耗”，但选定《我能说我痊愈了吗》作为自己的阶段性写作告白：“修补过的翅膀在练习明天的飞翔。”那么，她能说她痊愈了吗？明天的飞翔又将拥有一片怎样的天空？答案在杨碧薇手上，答案，只能在杨碧薇的手上。李白和汪伦遗留下来的桃花潭，不仅有一江诗意，还有千年传奇，我们不仅可以追寻，还可以怀着李白和汪伦的心情继续创造——杨碧薇的诗篇被集体研讨作为一个诗歌事件现身于她咄咄逼人的青春，当然允许产生她所冀望的“对面的爱情”以及“别处的意义”。

作为有重要影响力的诗歌刊物《诗刊》于二〇二三年推出一辑长诗作品，集中发表了于坚的《漫游》、三子的《重卡车之夜》和杨碧薇的《小镇》等十余首现代汉语长诗。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诗歌风向：长期以来，我们给予抒情短诗的热情太多，仿佛诗歌的终极目标只有抒情，只有短平快，而长诗的生存空间和历史责任被忽略性挤占，看上去那么顺理成章。进入二〇二四年，改版后的《诗刊》把发表长诗作为一个栏目固定下来，现代汉语长诗的写作和阅读终于迎来一次主流角度的长效关注。长诗写作历来聚讼纷纭，诗人对于长诗写作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不屑一顾，有人宣称长诗如命；欧阳江河则给出了更具体的回答——写长诗不是自我刁难，而是一个被认领的任务。我本人愿意为他们的观点站队：汉语若要伟大，没有诗歌不行；汉语若要长期伟大，没有长诗不行。按照这个逻辑，一个诗人在三十岁以后必须面对长诗写作的挑战和考验，而杨碧薇的写作节奏、写作状态和写作方向毫无违和地接纳了这种隐形的诗歌规则和潜在的写作教诲。据我所知，她最近几年对长诗写作表现出了应有的热情和勇气，除了上面提及的《小镇》，还有《辛亥新春》《在纳加阔特》等，更早以前陆续写下的《下南洋》系列，亦可视之为宽泛意义上的长诗存在，它们既是杨碧薇个体写作的重要收获，也是现代汉语长诗的有益构成，正在等待时光的确认。长诗的发展史业已证明，长诗不会因为锻炼几行出色诗句而沾沾自喜，它对抗的是命运，诠释的是命运，抵达的也是命运。这意味着，“窥一斑而见全豹”，对于一首长诗的阅读并不具有多少贡献。但我读到《小镇》中“新的印刷术里，李蓝起义取代了李乱”“只有傻女人才会深爱失败的英雄”“失去爱情的后生，在河滩上狂奔”这种诗句，还是忍不住要为杨碧薇通过历史流变和生活细节固定诗意的概括能力而点赞。我对《小镇》的接纳远多于挑剔，如果杨碧薇需要建议的话，我觉得题目算一处瑕疵，与其叫作《小镇》，不如借用小镇的名字叫作《天星》，确切的地域不会限制空间的纵深、张力和不确定性。

比《小镇》成色更足的是《辛亥新春》。在这首长诗中，杨碧薇试图写出对家乡的遥远回眸、对百年历史的特定感受。这是一首写实的长诗，一首背叛写实的长诗，也是一首我与杨碧薇唯一交流过的长诗——因为诗中其实有两个“我”，有两个“启明”，他们的面孔和身影没有显而易见的界限，而复合空间和非线性的时间则进一步模糊了诗中的人物关系。为了赋予真实和虚构有迹可循的责任，杨碧薇不得不在诗的最后附加一份时间表，用以消弭可能存在的误读。《辛亥新春》在情感节奏、语言气息、细节挖掘、人物刻画等方面表现出的异质，唤醒了我早年阅读柏桦长诗《水绘仙侣》的况味和寄托，冒辟疆和董小宛的爱情有史可查，而杨碧薇更愿意享受一种在历史的虚构中寻找个体真实的创作快乐。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杨碧薇身上有一种罕见的浪子情怀和难得的羁旅愿景，说走就走、敢爱敢恨。这样的性格，跟诗中的哥哥和启明的形象不谋而合（父亲的山水实在太旧了），其诗歌文本因此多变而蓬勃、孤行而有力，来路清晰而个性彰显。

当然，杨碧薇未必认可我的理解。她强调说，《小镇》和《辛亥新春》均写于疫情期间，特定事件诞生特定环境，特定环境诞生特定经历，特定经历诞生特定思考，特定思考诞生特定文本。但我并不想把这两首诗跟她阐释的写作动因或者成诗背景联系在一起。有时候不只写作任性，阅读也同样任性，如她诗中所写：“一个人的高傲尚可假冒石头/两个人的高傲，却是鸡蛋碰鸡蛋。”吉尔伯特曾经说过，大部分诗人只想写恰当的诗而不是重要的诗——如果《小镇》和《辛亥新春》既是杨碧薇恰当的长诗也是她重要的长诗，相信杨碧薇还会写出更为恰当和更为重要的长诗，因为世界的变化并不比她内心的多，因为诗歌释放的善意已在她的心灵安营扎寨，也因为长诗犹如故乡，而故乡，“是剧烈爱过我一夜后/便永远消失的男人”。

【作者简介】王夫刚，诗人，山东五莲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著有诗集《粥中的愤怒》《正午偏后》《斯世同怀》《山河仍在》《仿佛最好的诗篇已被别人写过》和诗文集《落日条款》《愿诗歌与我们的灵魂朝夕相遇》等多部，曾获齐鲁文学奖、华文青年诗人奖、柔刚诗歌奖和《十月》诗歌奖等奖项。

责任编辑练彩利

特邀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