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阳古镇（外二篇）

前年暑假，我们从莱克星顿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杭州时，夕阳已在天边，远处的湖光山色笼罩着一片暮霭。尽管是闷热难奈的盛夏，运河却沉醉在一片静谧之中。从高楼俯视波光粼粼的运河，恍惚间仿佛置身在塞纳河边。西湖文化广场，越来越是杭州文化的灵魂地带。

在杭州家里小住几日，按计划我们带孩子去富阳看古桥古镇。当汽车行驶在富春江畔时，浮动的阳光在江水上跳跃，路边草木葱茏，一片澄清气象。恩波桥，一座千年古桥坐落在富阳笕蒲河上。古老的传说有着神一样的魅力，让我们穿越到明朝嘉靖年间。

那时明朝的风尚，正值“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的中兴局面。当古老的木桥敌不住风雨侵蚀、摇摇欲坠时，富阳县令大笔一挥拨出银两，将木桥改建为三孔石拱桥，并在桥墩两边设分水尖，让支流的水流向富春江以便泄洪。而桥面呢，则是用条石错缝铺设，两侧有望柱、栏板，还在望柱上雕刻狮子、睡莲、芙蓉等。屈指一算，这座古桥，已有一千四百多年了。

漫步在古老的石拱桥上，仿佛有明朝的风呼呼地吹来。我们细细观赏望柱上威武雄壮的石狮，它在古意斑驳中淘洗着岁月的风尘，目光依然坚定。那是怎么样的能工巧匠，才能制造出坚毅不变的眼神？笕蒲河水在夏日的阳光下，晶莹剔透，好像缓缓流淌着一个深邃的哲理。我细数着脚下的青石板，眼前恍惚出现了渔市、渔船、商贾云集、桅杆林立的壮观场面；还有桥两侧的茶楼、酒楼，以及说书人酽酽的富阳方言，都穿过岁月席卷而来。它们宛如一支斑驳陆离的交响曲，唱着古老的情歌，走进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灵魂。

离开恩波桥时，我才从梦幻般的明朝时空里走出来。想起第一次来富阳，那是三九严寒的日子，十三岁的初中生背着行军包，从杭州一直步行到富阳。翻过野毛林，最后到达富阳汤家埠。那是一个渡口，凛冽的寒风吹得我鼻子通红，双手冻僵了。我们吃着硬邦邦的刀切馒头，望着富春江口，白云悠悠，江水滔滔。那一刻所有的同学都沉默了，也许每一个心灵都已随着浪花思绪翩跹。如今过去了很多年，岁月不老，富春江亦不老，因为生命的轮回如同灿烂的鲜花，让世界永远朝气蓬勃。

都说富阳有个龙门古镇，还有个出生在这里的著名学者何满子。小时候背诵唐代诗人张祜的“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这个何满子，白居易有诗云：“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那么原名孙承勋的学者，取笔名为何满子，是否有太多的悲伤和不如意呢？凭着何满子这一人名和意象，我们选择了龙门古镇。

龙门古镇在富春江龙门山下，离富阳大约十六公里。我们一早从富阳宾馆出发，沿着依山傍水的盘山公路和陡峭的山崖，行驶一小时就到了。这里山清水秀，走进古镇，赫然入目的是一块历经千年风霜、长满青苔、刻有“龙门”二字的巨石。据说这个镇子里的人家，大部分都是三国东吴大帝孙权家族的后裔，是国内最大的孙权后人聚居地。

我曾经去过周庄、西塘，感觉江南古村落，格局大同小异，几乎都离不开明清古建筑群，伴着古樟、古桥、河流和古街构成的古镇独特风景。然而到了龙门古镇，我们走在幽深窄长的鹅卵石路上，感觉它不愧是孙权的故里，有着富阳人硬朗的脾气。学者何满子的姐姐叫孙晓梅，高小毕业，投笔从戎，在护送新四军北渡长江返回的途中，被日本宪兵逮捕，最后在南京龙潭老虎山坳英勇就义。何满子的道路与姐姐不同，走的是文人学者的道路，后被卷入风波中。后来，他回到了龙门古镇种地。

走走，停停，看看，千年的古塔、古桥、牌坊和寺庙，都让我们沉浸在想象里。那些有着好听名字的厅堂，譬如怀德堂、保忠堂、乐善堂等，无不昭示着古代文人的士大夫情怀。我们在一家小饭馆里吃午餐，富阳的东坞山豆腐皮，皮薄油润，味道鲜美，非常好吃。黄昏打道回府时，我们还在一个小小的食品摊里买了几盒姜母糖。

杭州菜的境界

我从小生活在杭州，杭州菜的清淡雅致，如同美丽的西湖一样，需要慢慢品味。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莫谈“品味”二字，能吃饱饭已经不易。我们这一代人，刚刚来到人世，张口要吃，就遇上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紧接着是热火朝天的年代。我随母亲去过一次楼外楼和奎元馆，并未饱口腹之欲，只是浅尝辄止。

我童年吃饭时的菜肴，极其简单。那时候居民有很多票证，譬如粮票、油票、糖票、肉票、豆腐票、蛋票、布票、煤饼票等，每家每户按人头定时定量供应。我们家的票证总是不够用。猪肉一个月只能吃一次。在月末那天，母亲烧一大锅黄豆炖猪肉。猪肉是那种夹瘦夹肥的五花肉，黄豆被煮得又大又糯。

那时候，我们就盼着月末吃肉的这一天。有了这一天的期盼，我们感到生活充实有力量。尽管母亲平时提篮买菜，买的是萝卜、青菜、扁豆等，但我经常随哥哥去城河钓鱼。我们拿着长长的鱼竿，在院子的泥地里掘好蚯蚓。出发后，我捧着蚯蚓罐头跟在他们身后。有时一个下午，能钓回来半脸盆鱼虾，鱼的种类有扁鱼、鲫鱼和鲢鱼。满载而归，我们非常有成就感。通常我们把一些鱼送给亲戚和邻居，然后各自做一道拿手菜。哥哥做葱油鱼，弟弟做清蒸扁鱼，而我做萝卜丝鲫鱼汤。尽管厨艺都不怎么样，还有烧得半生不熟的，但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我们的劳动成果，其乐融融。

后来，我们弄堂里有个十四岁的男孩，在城河摸螺蛳和黄蚬时被淹死了，父母就不再让我们去钓鱼了。我们的家底还算比较殷实，父亲虽然减了工资，但母亲仍然给我们夏天做银耳莲子羹，冬天做红枣桂圆汤，吃得我们三兄妹个个气血充盈、皮肤润泽。更有意思的是，父亲白天在单位写检查、劳动，晚上回到家里喝酒、听音乐。那时买鱼虾不凭票，母亲就常买鱼虾回来。但母亲买回来的鱼虾，没有我们钓回家的新鲜，且价格昂贵。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菜做得非常清淡。淡淡的，似乎是一种境界。我们总是一边吃饭，一边听西方古典音乐。家里的大音箱、大喇叭与电影院里的一样大，声音能震得窗玻璃直打战。我很奇怪父亲在那样的环境下，竟然成为音乐发烧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后，成家有了孩子。买菜做饭，便是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事。但那时候除了粮、油、豆腐和糖，猪肉已经敞开供应了。可我却再也没有小时候吃母亲炖的黄豆加猪肉时那样的好胃口了。我们时常抱着孩子，到楼外楼吃龙井虾仁、叫花童鸡，到奎元馆吃鳝丝面、片儿川。生活在杭州，一个月内总有一两次去游湖、爬山、下馆子吃饭，但无论怎么玩，都没有了少年时钓鱼的那份自然野趣。

到了美国以后，很长时间我都不习惯吃西餐，也不习惯吃粤菜。我觉得粤菜的味道太浓，而清清淡淡的杭州餐馆，在美国是找不到的。这时候我就有了一种强烈的思乡情结，我想着儿时母亲炖的黄豆加猪肉，它是我心中最美味的故乡佳肴，有时想它想得垂涎欲滴。

前年暑假回杭州，发现杭州街头大小餐馆鳞次栉比。新三毛、新开元、外婆家、张生记等饭店，已经挑战了旧时的名饭馆楼外楼、天香楼而成为顾客盈门、生意兴隆的新一代名餐馆，但正宗的杭州菜，还是那么几道。我还是喜欢龙井虾仁的淡泊，西湖醋鱼的雅致，叫花童鸡的随意，宋嫂鱼羹的坚韧。

守住骨子里的经典

去年五月，母亲去世后留下两个上了锁的樟木箱。母亲生前没告诉我钥匙放在哪里，我把屋子的角角落落找了一遍，最后望着樟木箱上的铜锁叹气。樟木箱是我外婆家里的老古董，后来就成了我母亲的陪嫁。虽然它们从晚清走来，暗紫色的油漆已经斑驳，但木质条纹清晰，鲜亮光滑。而铜锁呢，我用抹布擦去上面的灰尘，仔细一看，图案中还有“吉祥如意”四个字。我把两个叠在一起的箱子，一个个端下来，每个箱子都沉甸甸的，不知里面放的是什么。

打开第一个箱子，翻开盖在上面的两块乳白色枕巾，樟脑丸的香味扑鼻而来，这是一箱子叠放得整整齐齐的短袖旗袍。各种各样的布料和款式，让我看得目不暇接，惊讶极了。我一件一件拿出来，有白底碎花的、蓝底条纹的、黑底大花的、镶着绲边的，还有一种是旗袍套装，上面是白色西装短袖，下面是黑色旗袍套裙。我翻来覆去地看着这些旗袍，一件一件试穿，只是那杨柳般的细腰裙，穿在我略微发胖的身上，已经鼓鼓囊囊了。

我在箱子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泛黄了的照片，照片上母亲身穿白底碎花长旗袍，头戴宽边遮阳帽，右手拿着古典小圆扇，左手捧着两本书；她身边的女子穿着灰底白条长旗袍，右手亦拿着一把小圆扇。她们正在步行途中，那旗袍衬托的动态美，实在是有款有形，有着与众不同的旗袍之美。想起来了，母亲曾经问过我喜不喜欢穿旗袍，我摇摇头说，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走路如风没法穿。母亲感叹地“噢”了一声，从此没再提及旗袍。

打开第二个箱子时，我一眼就看见了母亲的海富绒大衣，还有一条黄底绿花的羊毛毯。在羊毛毯的下面又是一堆旗袍，那是长袖旗袍，质地厚重，多提花，领边的装饰和纽扣也都烦琐些。我一件一件地试穿，欣喜地发现有一条清代直筒式旗袍。我把母亲的旗袍原封不动地放回了樟木箱。这些在我眼里具有民国风情的旗袍，是印在母亲骨子里的经典，我怎能打碎母亲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梦？

【作者简介】顾艳，女，一级作家，文学博士，教授。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钟山》《花城》《大家》《作家》《上海文学》《红豆》《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散文选刊》等刊物。著有长篇小说《杭州女人》《夜上海》《灵魂的舞蹈》《辛亥风云》，人物传记《让苦难变成海与森林：陈思和评传》《译界奇人——林纾传》，诗集《顾艳短诗选》《风和裙裾穿过苍穹》，散文集《岁月繁花》《一个人的岁月》等。曾获多种文学奖。

责任编辑   梁乐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