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林

1

那天早晨，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十分悲伤地说，她父亲走了。临终，她父亲叮嘱她一定通知到我，希望我能去送他最后一程。

我一怔，一个身影立马在脑海中浮出：身量不高，穿一身深色的中山装，头发浓密且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操一口福建味普通话，说话有板有眼。一九七六年，当时我二十二岁，他已年过不惑，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一编室副主任林君雄，我们称呼他老林。一天午饭后，他把我叫到办公桌前，很认真地问：“你愿意来出版社当编辑吗？”当编辑？这提议来得太突然了，像是幸运之神从天而降，让我有点儿猝不及防。见我一脸愕然，老林猜到我在想什么，笑了笑，用手捋捋整洁的发型，语气中充满鼓励：“你行，只要努力，会成为一名好编辑。”

一九六三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书出版后，作者寄了一套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很是称赞，给了作者极大的鼓舞。为排除各种噪声的干扰，创造更好的写作环境，姚雪垠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再次写信给伟人，很快得到毛主席亲笔批示，同意作者继续完成《李自成》第二至第五卷的创作。因为要出版《李自成》第二至第五卷，停业十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全面恢复了业务。一编室人手短缺，便从工厂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抽调了一些文学青年和工农兵学员帮忙。一九七六年初，我退伍回到北京第一机床厂，经厂团委推荐，奉命参与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两本书的编辑工作，得到老林赏识。不承想，这竟成了改变我的命运。

可是，我调动的过程并不顺利，因为车间主任不放。

同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老林认为事情会有转机，又一次骑着自行车跑到位于东郊的新铸工车间，请求主任高抬贵手，没想到小老头儿仍不为所动。老林向我描述当时的情景：“小杜到出版社工作，也是为‘四化’作贡献嘛！”或许是被找烦了，车间主任眼皮也不抬，一挥手，说：“少来，净想着进高楼、坐办公室，我问你，翻砂的活儿谁干？”

老林儒雅，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性子。我曾随他到南方某省出差，亲眼见证过他的脾气。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团中央直属的出版社，到各省搞调研或组稿，对口的接待单位一般是团省委。那天，我和老林下了飞机，辗转找到团省委，办公室的一个女干部看了介绍信，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你们坐在这儿等一下。”转身就出去了。老林开始还耐心等待，过了半个小时仍不见人来，明显焦躁起来。他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又不时看看手表，嗔怒道：“怎么搞的？”又过了二十来分钟，火山终于突破了喷发的临界点，他从沙发上一把拎起皮包，脸色铁青地招呼我：“小杜，走，我们走！”一拉门，昂着头，甩着胳膊，冲进楼道里，状态很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楼道很长，进出办公室的人见到老林怒气冲冲的样子，不明所以，不便问，也不敢拦，还是那个接待我们的女干部从后面跑上来赔礼道：“不好意思，因为一点儿事耽搁啦，对不起。”老林不理她，只顾往前走。女干部紧跑两步，拦住去路。老林停下脚步，愤然道：“五十分钟了，不理不睬，太过分了吧？我们是来谈工作的，不是来受冷落的！”那个女干部自知闯了祸，忙不迭赔着笑脸说：“老师，是我工作失误，我向您赔礼道歉。宣传部部长请您到他的办公室，商量一下工作如何对接。”

和老林共事十年，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他发火。

调动未成，厂里把我叫回。本来去之前我在车间搞宣传，小老头儿冲天一怒，我无辜躺枪，被“发配”到班组当了翻砂工。那是我一生中最迷茫的时光，如同一片枯叶，心里落满惆怅。同年进厂的师兄弟早就出徒，一个个手艺杠杠的。我当了好几年兵，技术上完全是一个“小白”，修出的铸件惨不忍睹，必须由师兄弟返工。人们看我的目光，有同情，有理解，也有嘲弄和轻蔑。一道道目光织成一张网，我就是一条被网住的鱼，每天都在痛苦地挣扎。日子像一块沉重的磨盘，在我的精神和肉体上碾过。万幸，老林做事很有韧性，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来电话，问问我的现状，让我安心工作，说社里从未放弃调我的想法，正努力做通厂里的工作。于是，我内心重新燃起了希望。

2

一九七八年，在老林的努力下，我终于成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最年轻的编辑。

报到时正是人间四月天。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办公地点是一座清朝时的王府，几座四合院相互勾连，布局规整，端方有序，绿树掩映，曲径通幽。院子里鲜花盛开，有樱花、玉兰，印象最深的是一片翠竹，生意盎然。我的心境和美丽的春天一样，所有的惆怅都如云烟一般散去，洒满生命天空的净是美好的光影。我回来了，以前我只是圣殿的一名香客，从今以后，我也是这座院子的主人之一了。命运真是一个魔方，不断变幻，呈现出它的无穷魅力。

我很快进入角色，提出的选题一个个被通过。端详着发稿单上责编一栏“杜卫东”的签名，我觉得，这才是命运该有的样子。生活如同兑了奶的咖啡，芳香四溢。正当我以为整个世界都在为我喝彩时，我突然遭遇一记“迎头棒喝”。一天上班，我走进编辑室，气氛有些诡异，同事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和我打招呼，而是沉默不语，埋头看稿。我坐下，桌面正中摆着一个文件夹，编辑室用它传阅重要的文件和通知，看后，每个人要在自己的名字上画圈。房间里的气氛暗示我，今天传阅的内容非同一般。是什么？任免名单，处分决定？有同事在偷瞄我，无疑，和我有关。我长嘘一口气，定定神，打开文件夹——是老林的一个批示，并附有我写的一份审读报告，上面用红笔一一标明了好几处错别字和语法错误。他的批示措辞严厉，说：“不论是水平低还是工作疏漏，都不能成为被原谅的理由。编辑是很严肃、很高尚的职业，要对作品进行整理、加工和修改，通过编辑的书籍传承优秀文化。这样的审读报告，何以匹配编辑称号？何以履行编辑职责？”

我蒙了，大脑被按下暂停键，一片空白。前几天，老林已经“修理”过我一次：我担任一本咏物抒情谈哲理的散文集的责编，送审时夹带了一篇私货——我写的《荷花赋》。那时，我在文学的道路上刚刚起步，很想在公开出版的书刊上发表作品，跃跃欲试写了一篇。可是老林招呼也没打就撤掉了。我顿时蔫头耷脑，如同一朵刚被风雨吹打又被阳光暴晒的花儿。

午饭时，老林从抽屉里拿出一只蓝花大瓷碗，起身走到门口书柜的玻璃窗前停下，用手捋捋头发，探头照照，然后招呼我：“小杜，走，喂脑袋去。”我站起身，无精打采地跟在他的身后。一编室主要出版青年修养读物，作者以党政干部、学者和教师居多，我曾建议请作家撰稿，改变一下文章风格。老林一直不置可否。就是在那天的饭桌上，他肯定了我的想法。或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陌生的自己。老林的支持一下子点燃了我的热情，我的潜能得到超常发挥。随后，我列出的几十个选题把当时的文坛名家几乎“一网打尽”。苏叔阳住在北京的一个小四合院里，我找到他时，他正悠闲地躺在葡萄架下的躺椅上，摇着扇子，闭目养神。刘心武用一把锁锁门，当时的北京出版社在一座破旧的小楼上，条件很简陋。蒋子龙刚刚出差回来，正清点票据，听我说明来意，他友善地摇摇头，说：“咳！打个电话就行了，这么远，还用跑一趟？”王蒙到社里文学编辑室找王维龄、许岱聊天，见到冒冒失失闯入的我，很爽快地认领了一个题目：《真理是时间的女儿——青年人怎样对待流言蜚语》。冰心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房里，和蔼的微笑至今仍在我的记忆深处绽放。她站起身走到写字台前，从笔筒里取出一支铅笔递给我，柔声批评我的情景历历在目：“小伙子，当编辑的怎么能不随身带一支笔呢？”在张洁的住所，我见到了她的母亲，那个世界上最疼她的人，善良而慈祥。王安忆、张抗抗也都答应撰稿。最难忘的是王愿坚，约完稿后，他送我走出很远，一路上多有鼓励和叮咛。后来，诗人华静采访王愿坚的夫人翁大姐，老人家居然还记得我——当年那个上门约稿的小编辑。我和秦牧先生从未谋面，可是在广东省作家协会门口，看到一个器宇轩昂的老人，我断定他就是我要找的文学大咖，追上去一问，果然是。他耐心听我说明意图，欣然接受了我的约稿。这之后，我们的合作愉快而持久，印象中他从未拒绝过我，如果稿件迟交几天，还会专门写信说明原委。有同事从广州组稿或开会归来，常常会捎来他的问候。一向对名人大家敬而远之的我，春天时会接到秦牧先生的电话，告诉我他来北京参加全国两会，下榻在某饭店，约我有时间一晤。一次老林听到是秦牧电话，要和我一起前往。他从饭店出来后仍兴奋不已，原来他也是秦牧的铁粉。一九九二年，惊闻秦牧先生辞世，我含泪写了一篇文章《心香一瓣祭秦牧》，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上。

老林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不过对我的个人创作却表现冷淡。比如他有时会悄悄走到我身后，窥视我看的书或写的文字，如果发现是在经营“自留地”，他脸一沉，没好气儿地说：“工作时间，不要干与工作无关的事。”只是，我对写作有了浓厚兴趣，尝试着写了两篇思想散文。《我们还年轻》《露珠在阳光下才会闪光》，很快在《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刊出。我大受鼓舞，于是突发奇想，列出了二三十个题目连同几篇样稿，寄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咨询能否结集出版。一个月后，办公室的门被敲开了，进来两个操上海口音的中年人，自称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张志国和顾兴业，专程来北京组稿，顺便见一见我。他们表态说，如果我的文章整体水准不低于样稿，可以酌情考虑。我太兴奋了，像是穿越草地的行者，突然见到漫天花雨。我送走客人，兴冲冲找到老林请创作假。老林正在看稿，听我说明了情况，端起茶杯吹吹上面的浮叶，兜头浇过一盆冷水：“签合同了吗？没有。对吧？整体达到样稿水平，怎么把握？怎么衡量？很难有一个恒定的标准嘛！你也是编辑，难道听不出来，这不过是一种客套？书能不能出完全在两可之间。”他放下茶杯，咚的一声，动静有点儿大，看我的目光也如同秋天的风，带着些许寒意，“况且，现在编辑室工作也很忙，你这时候请假去搞个人创作，合适吗？”我无言。我承认，老林说的不无道理。但是，有些机会是单行道上的风景，一旦错过就很难再次相遇。那年月还不兴自费出书，在国家正规出版社出一本书有如攀登蜀道，要经过严格的选题论证和三审，许多喜欢文字的人终其一生也难有一本著作问世。我怎么能轻易放弃这个机会？我不想在生命中留下遗憾，即便没有撞线，也不能放弃奔跑。

不给假就挑灯夜战。那一段时间，我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除了上班就是写作，熬到后来，每天晕晕乎乎的，走起路来就像脚踏五彩祥云。几个月后，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将誊写整齐的一摞书稿寄出。不久，由秦牧先生作序的青年修养散文集《青春的思索与追求》，就摆上了各地新华书店的书架。这件事后，老林看我的目光中有惊诧，也有歉意。

那时，我太年轻了，对图书编辑的慢节奏渐生厌倦，对老林不支持我写作也心存怨怼，动了调动的念头。一九八四年，《中国交通报》创刊，曾是交通部政策研究室笔杆子的柳萌推荐我去。面试我的报社人事处处长王静，是一个很干练的老大姐，她对我的情况很满意，当即让我填写了“干部登记表”，并说：“只要中国青年出版社同意，交通部马上下调令。”新的工作岗位对我很有诱惑力，尤其王静处长的一句话更是令我神思飞扬：“来吧，年轻人，《中国交通报》虽是专业报纸，但它的活动半径广阔，世界上凡有港口的地方，你都有机会去。”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在食堂找到老林，说：“我想和您说点儿事。”

老林很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把没吃完的菜往碗里一扣，起身就走，说：“这几天我很忙，没空。”那时，他已升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分管好几个部门，工作头绪确实很多，但是再忙也不会抽不出几分钟吧？我感觉他是在刻意回避我。

忍了两天，实在起急，一天下班后，我敲响了老林的家门。

老林开门，见是我，神情并不意外。他接过我带去的一袋苹果，随手放在桌上，招呼我坐下，问：“你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我直截了当说了自己的想法。他或许是听到了风声，神色平和，坐在沙发上，右手的食指一下下有节奏地敲击着扶手，问：“他们给了你什么承诺？”我回答：“记者部副主任。”又补充了一句，“没主任。”老林点点头，“噢”了一声，说：“我们对你的安排也正在考虑呀！”我又补充了一句：“还答应给我分一套两居室住房。”

老林又点点头。那时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不到八平方米的平房里，老林去过，深知它的逼仄。出版社宿舍紧张，他虽是副总编辑，却不分管后勤。这回总没话说了吧？不想，老林依旧不慌不忙地说：“出版社正计划盖职工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