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亦可平

陈海山睁开眼才意识到母亲已经不在了。

他视野里的家具突然昂首挺胸地俯瞰着他。地上的呕吐物已干，但仍能闻到酒精与胃酸混合的刺鼻味道。他干呕两声，用胳膊撑地坐了起来，再次环视这个有些陈旧的两居室。阳光无遮无挡地洒进来，阳台上的绿萝影子告诉他，他一觉睡到了中午。

视线转到倒扣在桌上的黑色相框，他的心像被一只手抓住，那种濒死感再一次袭来。在背面的黑白相片里，母亲像是松一口气，也许她该松这一口气了。

昨天晚上，陈海山把母亲的照片放在桌上，看着她，一杯一杯地把酒灌进自己的喉咙里，后来他又把相框扣了过去。他知道母亲不想看到他这个样子，那时候他的眼睛布满血丝，胡子拉碴，头发油腻蓬乱，衣领皱得像烂菜叶。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只记得在睡过去之前，他还口齿不清地念叨：“妈，你等等我，我来陪你。”

房间里的每个角落都找不到母亲的身影。系着围裙的，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在镜子前捡起落发的，让他在网上帮买保健品的母亲，不见了。门口的两只女士低跟鞋，鞋面上有着折痕，一左一右呈“八”字形还留在那里。如果母亲还在，是断然不会这样摆放的。她总习惯于循规蹈矩，横平竖直，严丝合缝。但那天被120急救车拉走的时候，母亲的脚光着，他手里拿着一双棉拖鞋追在后边，一脚踢乱了门口的鞋子。

手机响了。陈海山没有接，任由其一直响着。电话那头的人却一直不肯放弃。陈海山低声骂了一句，将被子掀开，摸到手机。

是舅舅。电话那边声音嘈杂，舅舅责怪他半天不接电话，不等他解释，让他马上到人民医院来，说姥爷可能快不行了。

挂了电话，陈海山站在镜子前。镜子里是一个高大臃肿的中年男人，脸与母亲的、舅舅的、姥爷的都极为相似，眼睛、自然卷发也都一模一样。他把头伸到水龙头下冲洗，想让自己清醒一点儿，然后头顶着湿毛巾在沙发上发呆。

他已经有十年没见舅舅了。自那件事之后他将自己关进了房内，他就像是一棵植物，在那间小屋里牢牢地扎了根。

起初他锁着门，尽量减少与母亲的照面。在门缝透进来的光亮中，他看到母亲迟疑的脚步，忽明忽暗，把那份焦灼走出了困兽一般的步伐。他看出了母亲的踟蹰、犹豫、焦心，但这一层薄薄的门板，却成了固若金汤的城池。母亲后来也习惯了这样的日子，照常过她的生活。后来他偶尔也走出房门，母亲也不惊异，照常递给他一个苹果，也会问他怎样在网上交话费。再后来他的存款花完了，第一次开口向母亲要钱。母亲很快用网银给他转五千块钱。母亲似乎也接受了，家里的房间里有着他这样一个人，似乎他本来就该在那里。

十年的时间过得很快。他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他在无数个深夜暗暗下决心，明天要振作起来，至少去找个活儿干，而第二天又退缩了。他想到要去面试，要解释他这些年的空白，要与同事寒暄，或是要端着酒杯对领导说出一串套话，就已经耗尽了力气。他像是一只蜗牛，这间小屋成了他的壳。母亲等不及了。那一天他同往常一样昼夜颠倒，熬了一夜，他因体力不支就睡去了，醒来看到母亲倒在门口一动不动。一直不愿给他添麻烦的母亲，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想过要去敲他的房门，而是自己拿着医保卡，打算去医院，还没来得及换鞋，就倒了下去……

他在沙发上呆坐许久，头发上的水滴落到了衬衣上，那冰凉让他回过神来。他想了想，最终还是换了衣服，戴上口罩和鸭舌帽，走出家门。

他在住院部找到姥爷的病房，舅舅正在和医生谈话。他隐约听到：“肺部感染……器官衰竭……”舅舅看见他，向他点点头。他走到姥爷旁边坐下。姥爷的头发白了不少，在白色的枕头上，花白的头发像一丛乱草，指尖夹着血氧仪，胳膊上的血压计正在有节奏地收缩。姥爷的呼吸像拉风箱，每一次吐纳都在氧气面罩上留下一层雾，像是大雨前撞破水面的鱼。

他握着姥爷枯瘦的手，那种被攥住心脏的感觉又来了——他也是这样看着母亲，只不过母亲的手那时候已经冰凉了。原来死亡不是一蹴而就的，疾病是这样一个贼不走空的大盗，在死亡真正来临前，病魔已把人的血肉和家底全部掏空。姥爷在被单下露出来的腿是两根颀长的骨棒，那层松垮的皮，那条单薄的条纹病号服裤子，那床白得耀眼的被子，已盖不住这样的嶙峋。

舅舅在打电话，他听出来是在找阴阳先生。他站起来，发现多年不见的舅舅矮了下去，他问舅舅：“为什么不抢救？为什么不再试试？”舅舅看他的眼神非常陌生，似乎他的话愚蠢得不可思议。舅舅说：“试试？你看看他这岁数了，少遭点儿罪比什么都强！”

他血红的眼睛可能吓到了舅舅，舅舅说：“小山，你别怪我，你妈要是还在，肯定也同意我这样的决定。你姥爷享了一辈子的福，我也尽力了，他现在一口饭也吃不下。”舅舅指指旁边的半碗白粥说，“喏，我给他喂了小半碗粥，全吐了。人是铁饭是钢，这吃不下，天王老子来了也没办法。人都有这么一天，你妈走得太突然，但也好……没遭罪……你姥爷，再这么下去，不如让他回家……”

监护仪发出了警报声，他和舅舅赶紧围了过去，姥爷在氧气面罩下发出“呜呜”的声音。他说：“舅，姥爷想说话。”舅舅按了呼叫铃，有护士冲了进来。护士给姥爷用了药，姥爷的生命体征逐渐平稳下来。一行泪水从姥爷混浊的眼中流了下来。医生问他们是否考虑好了，陈海山说：“我们不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但必须问问姥爷的意见。”他俯下身，靠近姥爷的耳边，问，“姥爷，你还认识我吗？”

姥爷的下巴微微地动了，似乎这就是他能力范围内的点头了。陈海山又指着舅舅问：“姥爷，那他呢？你认识他吗？”

舅舅抄着手，看着床上的姥爷，却看到他的下巴似乎在用力做出一个艰难的摇头。陈海山转向舅舅说：“你看看！姥爷清醒着呢！他生你的气，假装不认识你！”

医生把氧气面罩取下来，告诉他可以说话，陈海山把耳朵贴近姥爷干瘪的嘴巴。姥爷一字一顿地说：“救……我……麻雀……都能活，凭什么……我……不能活？”

陈海山和舅舅去签了字，医生要给姥爷下胃管。医生手里握着胶皮管子伸进姥爷的鼻孔，让陈海山按着姥爷的手防止他乱动。“来，大爷，别动啊！别往外吐，往下咽……哎……对，很快就好了。对，就这样，好了！”因为不适，姥爷的眼角呛出了泪花。各式各样的管子在姥爷的身体外构建了一个新的循环系统，陈海山想起路边挂着输液袋的树。

医生说：“没见过求生欲这么强的老爷子，这得抢救啊！”“求生欲”这个词是书面的说法，在母亲口中，在陈海山的记忆里，说起姥爷，母亲用得最多的是“惜命”和“怕死”。

母亲对姥爷其实颇有微词，舅舅也是。他们说姥爷不负责任、自私。当年在农村，姥爷上过小学，属于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也就当上了干部。他当干部家里没落到一点儿好处，倒是把家里的三间破屋、十几亩地、两个老人、两个孩子，还有同样张着嘴要食吃的牲口都留给了姥姥。姥爷的父亲脾气暴躁，一言不合拳脚已经先人一步上来了。姥姥挨了打也没空去伤心，毕竟还有干不完的活儿。舅舅说从来不知道她到底什么时候睡觉，晚上睡前她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儿，早上醒来她已经煮好了猪食。陈海山也问过：“那姥爷呢？”舅舅说：“他？忙着喝酒呢。”

舅舅高中考上了市里的中学，跟姥爷要钱，姥爷掏了半天只掏出来窘迫，最后成了恼羞成怒，虎着脸说：“就这么多了，你省着点儿用吧。”他在市里的学校待上两个月又跑回来了，说差点饿死在那里，说什么也不肯去了。他说以他的聪明才智，在哪儿念书都能考大学。他的成绩确实一直名列前茅，谁知高考的前一夜，姥爷喝醉了闹得舅舅失眠了，第二天第一门考砸了。舅舅虽然考上了大学，但学校不是很理想，他不止一次对他女儿说：“要不是你爷爷，我绝对能考个更好的，说不定现在也留在北京、上海当个教授或是工程师了。”

嗜酒如命的姥爷在一场事故后彻底戒了酒。那件事姥爷给陈海山也讲过。有一天，酒足饭饱后姥爷骑着自行车回家，黑暗中车轮下的震颤让他猝不及防，他还未反应过来就摔了一跤。姥爷说：“那一次，肋骨都跌断了。但我这个人干什么事情都有决心，从那以后，除了逢年过节我喝几杯，我什么时候喝过酒？这都三十多年了吧？小山，你记住，男人就得一口唾沫一颗钉！”

姥爷把那一次意外归结为自己后半生多病的起点。伤愈后姥爷虽然戒了酒，但也许是那些酒精日积月累，他的血管和心脏已不堪重负。那一次介入手术舅舅花了不少钱，姥爷心脏的血管里多了两个支架。或许是因为命运的偷袭让他猝不及防，可姥爷还不想这么早就死去。病痛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衰老已悄然来临。

姥姥的离世，加剧了姥爷对疾病的恐惧。陈海山知道，姥姥一直是母亲的一块心病，母亲对姥爷的不满也正是由此而来。那一年舅舅给姥姥、姥爷在城里买了商品房，让辛苦了一辈子的姥姥也享享清福。但谁都不知道姥姥怎么就让一场好不了的感冒击垮了，不明原因的低烧持续了太久，姥姥只是自己吃药不肯去医院。等到做了骨髓穿刺才知道“真相”：姥姥患了白血病。姥姥从确诊到离世，也不过三个月的时间。而姥爷对姥姥的照料也相当有限，母亲衣不解带地伺候着，他却早早地搬到了另一间屋里。要走的那天下午，姥姥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她跟姥爷说她想吃一碗酸汤面，要那种擀得纸一样薄的豌豆面。姥爷嘟囔着出去买面条，买回来后，随手丢给了母亲。母亲每次想起这个场景，都要恨恨地对陈海山说：“你瞧瞧，多绝情，你姥姥跟着他一辈子没过过好日子，到这种时候了都没个好脸。”

姥爷自此以后成了医院的常客，大病当然得高度重视，小病也不能掉以轻心，没病更要防患于未然。舅舅有一段时间非常恐惧姥爷的电话，姥爷总说自己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对劲，接下来是能不能给他联系一下住院。

陈海山记得那些日子，他和母亲坐着公交车去给姥爷送饭。姥爷看到他来了，停下了声如洪钟的牢骚，对他露出难得的笑脸，问他最近功课忙不忙。

在陈海山的眼里，姥爷却又是不同的样子。

他记得那时的姥爷，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朴素的衣裤永远都是干干净净、平平展展的，冬天的时候，戴一顶呢帽，配一条格子围巾。当时姥爷快六十岁了，头发却像年轻人一样茂密油黑，梳成整齐的三七分。姥爷看到他了，冲他眨眼一笑，总能从口袋里掏出点儿小惊喜——有时是零食，有时是小玩具。

一年级的暑假，母亲把他送到老家，他在那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在。盛夏的清晨，天早早地亮了，晨光里还有着露水的微凉，他与姥爷结伴去后山，一路上他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问这问那。姥爷似乎知道一切的答案，那些植物、那些突然惊起的鸟雀，都像是姥爷多年的伙伴。一只野兔从他脚下跑过，吓得他猛然一跳，姥爷哈哈大笑。那个暑假他和邻居的一帮野小子一起，上树掏鸟蛋，下河摸鱼，偷一个西瓜漂在河里。烈日将乡间的土路晒得浮囊，光脚走上去带起一层滚烫的粉尘。姥爷不放心他，就带个小马扎坐在树下钓鱼。

姥爷也会给他讲一些久远的故事。讲乡间的传说；讲童年的饥饿，讲母亲和舅舅小时候的趣事；讲在那个年代，因为医疗条件不好，村里有的小孩早早地夭折了，用席子卷起来，就草草地埋了，但那时的人们也习以为常。陈海山听得心惊胆战。姥爷呵呵一笑说：“你看，我比他们幸运，我走过了饥寒交迫的旧社会，走进了一个改天换地的新中国，人人都能吃得饱、穿得暖。”

姥爷从不掩饰他对世界的好奇和热爱，他爱一切的热闹和红火，一切的张扬和热烈。老家的农历七月，会有一场盛大的集会，那些生意人风尘仆仆地开着大卡车来了，支起了马戏帐篷，搭起了戏台。海盗船、旋转木马、碰碰车虽然不及城里公园的豪华，但有着一种无可比拟的荒蛮生机。花瓶姑娘、人头蛇身、奇形怪状的标本，让他惊恐之余在开学后多了许多谈资。在拥挤的人群里，姥爷牢牢地抓着他的手，怕他走失。看完马戏之后，给他在小摊上买点儿小吃。夏日深蓝的夜空中，星斗闪烁着细碎的光，月亮伴着他们回家，照着一长一短两个身影。那个夏天，陈海山成了姥爷的小跟班，爷孙二人总有说不完的话，每天总有新鲜的际遇。开学前该回城里的时候，陈海山哭着不肯走，姥爷一遍遍地说：“过年再来，过年再来。”但放了寒假，他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循规蹈矩地坐在奥数班里。他不知道哪一年他才能再去乡间广袤的土地上好好地撒野。

姥爷来城里的时候，他的快乐似乎又回来了。姥爷骑着自行车带着他，走过城墙、护城河和古寺，也走过早市、展销会、仿古街和百货大楼。母亲不肯让他在路边摊吃东西，只有姥爷偷偷带着他，吃学校门口漂着一层红油的串串，吃雪糕吃到头疼。两个人在回家前相互检查嘴有没有擦干净，然后心照不宣地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