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呆的事业

这是短而局限的人生。

常常对日常生存环境中的繁文缛节感到厌倦，对高科技强化的模板和最大公约数感到沮丧，总是想方设法规避和逃离。接下来用诗歌这种简单而古老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宣布，那种被限定在机器里被框定在表格里的现代文明生活是不真实的，那种从科学主义走向事务主义最终走向丛林自然主义的生活，是残酷的。诗歌写作这个过程，至少可以起到消炎止痛的作用，帮助从存在的苦闷、焦虑、无助与虚无之中寻找哪怕暂时的出路，简化琐屑的现实生活使之变得可以忍受，甚至更有意味。

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恐惧，如影随形。对人群的恐惧，对弱势性别境遇带来的恐惧，对时光飞逝的恐惧，对衰老、疾病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腐朽和消失的恐惧，对未知和不确定的恐惧，对末日审判的恐惧……人到中年，这些原本就有的恐惧又被加了下划线和标上了着重符号，被强调和放大。诗歌写作面对这些恐惧，即使无法抵挡，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操练和超越。当这些恐惧与诗歌相遇时，还有转化成为快感和尊严的可能。

目不转睛地直视所有这些困境，全身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从而放弃挣扎坐以待毙。在忍耐或曰苦熬之中，又让人产生出一种内在的隐秘的激情。所以，这些厌倦、沮丧和恐惧又是充满了激情的厌倦，充满了激情的沮丧，充满了激情的恐惧。生存与诗歌之间就这样产生出一种奇妙的张力来，甚至在无意之中生存竟仿佛成了诗歌的策略，我原先认为诗歌是服务于生活的，是生活的副产品，近年来竟认为生活服务于诗歌。

相比从事其他行业的人，诗人更依赖神经系统来存活。长期的诗歌写作，毫无疑问会使得一个人身上的个体性越来越强，与此同时群体性越来越弱，面对群体性，这种个体性本身会感到不安。我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上本来就不多的社会化正在日益减弱下去。如同一个原本向着广场中心方向行进的人，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道路的边缘，脱轨或者中途下车，最终竟独自登上了一座孤岛。于是，人生浮现出一种无以名状的寂静，旷野的寂静。我欢迎这寂静，只要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寂静里的力量就会来到我的身上，让一个重度社交恐惧症患者和轻度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找到自信，进入到另一个体系之中，在更高的光芒之中，感受到自由。

作为一个整体生活目标不甚清晰又精神恍惚且自我怀疑的人，无论在家里、在办公室，还是在路上，我基本上都是在做同样一件事：发呆。发呆是我的日常。发呆，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业，它的产量也是富饶的。每一首诗其实都是发呆的结果，都是灵魂无所事事四处游荡的结果——这听上去有点像是为懒散寻找借口，但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反过来，倘若被要求像蒸汽机火车头那样昂扬而亢奋地活着，诗歌就会悄悄地远离。

从个人经验出发写出人类之公共性，将强烈的区域色调与无意识的普遍性相结合，通过直觉获取真理，尝试写出一些更艰难的事物，这是我中年之后诗歌写作的大致方向。凭借莫须有的才华，不知道能够到达这个方向的哪个刻度。

我越写越好吗？我不知道。如果你认为我越写越好，那么我就继续努力吧。

我不喜欢呆在一个安全的山头上不再动弹，即使大家都说那个山头风光无限好。我允许自己“试错”，对于诗歌的半径、诗歌的方向、诗歌的可能性……都需要去不断地探索，才会知晓自己的潜力并最大限度地挖掘出自己的潜力。不能恐惧，必须要勇敢，就是莽撞也不要紧，没必要为了守护那莫须有的陈旧的名声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哪怕新开辟的这条道路是很艰难的，哪怕这条路通往的并不是桃花源，可是不去走，连试都不肯去试，怎么知道它的尽头是深渊还是天堂呢？我愿意一次又一次地像金蝉脱壳一样脱去旧壳，获得新生，使诗歌写作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每当我开始创作一首诗，我总是感到自己是一个从来没有写过东西的人，是一个完全的新手，刚刚上路。写了这么多年的诗歌，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学生，永远也产生不了那种“得道的高僧”的好感觉。

旅行，总会产生出一些诗来。也就是说，虽然从动机和出发点上来讲，对于我，旅行跟诗歌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终究还是发生了关系。我想，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诗歌并不是旅行的记录，诗歌也不应该是旅行的记录，但是诗歌写作者可以通过旅行，让久存在心底的一些情绪和经验被重新激活，精神的地平线被打开，内在的激情会投射到途中的风物上去。比如，在一个荒僻旷远之地，一个人生命中潜藏着的冲突和苍凉，会突然被激发出来，并得以释放。这对心理伤痛有治愈作用，同时在诗歌中也会有所反映。

与旅行有关的诗歌，不应该成为风景名信片，也不应该是行走日志，而应该是风景对于一个诗人内心冲突的承载。所谓记游诗或者游历诗，其实压根儿就不存在，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所有诗歌所写的都应该是也只能是诗人的内心激情和内心图像。

在涉及风景和游历的这类诗歌的具体写作过程中，我试图做出下列努力：从个人视角切入风景，以强烈的个人语调和主体意识使所写的风景被重新发现和重新定义，让它们从旅游手册中“复活”，从地图上“生长”出来，甚至还要与个人命运发生某种微妙的关联，生活中的诸多不如意似乎在遥远的大自然与人文之中得到缓解和治愈，印证着“宇宙是流变，生活是意见”。与些同时，要把这些诗写成既是感性之诗同时又是智性之诗，知识、趣味和幽默斑驳地渗透于风光的丰满细节之中，进一步凸显出这些风光所具有的精神背景和所携带着的文明基因。大自然与书卷气并不矛盾，那个著名的论断应该反复被同意并且证明——“诗人是文明的孩子”。最后，我最想做的其实是，借助这类诗歌渐渐地凸显出万事万物背后的那个被亚里士多德所命名的“第一推动者”“不动的推动者”，或者托马斯·阿奎那所命名的“第一动力因”“最初的动力因”。但愿我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抵达了目标。

有人说我在诗歌里炫耀自己的植物学知识和地理学知识，哈哈……好吧，我承认有那么一点儿炫耀，但似乎又不是故意的。

植物学知识，这里主要讲我在诗中写出了植物的具体名称吧，这确实涉及给事物命名的问题。每当我看到一棵草，向别人请教这种草的名字，对方不知道，却一定要回答“它叫野草”时，我就很生气。人家这棵草是有名字的，跟一个人一样，有学名，有乳名，有笔名，现在统统被叫做野草，那就等于说人类也没必要称呼彼此的名字了，都叫“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男生”“女生”“工人”“教师”算了。这样做，实在是不够尊重。在有网络之前，无法上网查证植物名称，也买不到帮助认识植物的书籍，我就买了一本《儿童植物图鉴》来看。那上面有错误，把迎春花和连翘给弄混了。后来我干脆买来插图版的《本草纲目》，有相当多的植物都属于中草药，通过中草药的图片来认识植物，也是一个好办法。当然后来有了网络，如今又有了智能手机上专门辨识植物的软件，比以前方便多了。

地理学知识，这个我也不谦虚了，认领啦。我一直认为地理很重要，在我所写的论文和评论文章里，有好几篇是围绕着地理因素来谈论诗歌的。我的地理知识确实帮了我。旅行，在我看来，不过就是把地图比例尺放大到了1∶1而已。在写作中，无论写诗、写散文还是写论文甚至包括先前写小说，一些富有表现力的地理细节，都是我十分热衷的，我总是想方设法把地理语境变成文学语境。地理学的存在，是神秘的，其意义可能超过了人类目前的认知。

过去我的诗中那种比较尖锐的性别意识，是很真实的，属于一个人生命的正常阶段。很多时候的那种反应其实是出于本能。忽然想起《两个女子谈论法国香水》这首诗，那是我在二十多岁时候写的，那首诗里直接提到了闺蜜的名字，“我和佘小杰坐在下午的书房里/认真地谈论起一瓶法国香水/就像谈论一宗核武器……”那首写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诗，里面的性别意识，就是在今天读起来仍然称得上是尖锐的。那时候，我在有关方面真是太敏感了，常常一点火星就会引爆一个军火库。

相比之下，我近几年的诗，无论从整体还是从局部来看，性别意识确实没有以前那样尖锐和偏执了，而是比以前更宽厚、更包容、更轻松了。现在的作品中，这种性别意识其实并没有消失，只是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转化。

究其原因，第一种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生命成长和视野开阔，从过去对于“女人”的关注更多地转变成了对于“人”的关注。因为“女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因为“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男人和女人由于性别不同而导致了行为方式有差异，但男人和女人又都是人，从人的角度，男人和女人又终归是相通的，于是，写作者有了可能超越男女性别的更高追求。第二种可能的原因是，这个性别问题过去在我这里是一个外在的问题，而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被内在化了，或者说，由过去的显性问题演变成了如今的隐性问题，同时也更加坚定了。

还可以想到其他一些可能的因素，比如，这种性别意识不再主要通过诗歌渠道而是换成通过另外的渠道来表达了，还有，生命自身的主旋律发生了改变。

总之，作为女性的人，固然是重要的，然而，作为独立的人和个体的人，又比性别意义上的人更重要。

责任编辑   蓝雅萍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