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如何形象地呈现

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历史，几乎是所有书写历史题材的作家首先面临的问题。其中不仅涉及文学观，更涉及历史观。但无论何种历史观，历史一旦被叙述，只能无限接近却始终无法抵达事实。文学可以存在于历史的张力之中。正是历史的张力给予了文学大显身手的场域，文学在其间纵横驰骋，不断分枝，每一枝丫皆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直至抵达或超越事实。以此观之，房永明的中篇小说《七色彩虹》可谓是一部超越事实的革命历史小说。

应该说创作革命历史小说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革命历史小说早已诞生了诸如《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日》《红岩》《三家巷》等经典之作。经典的诞生固然使后来者得以借鉴，但更多的影响是给后来者带来焦虑，即如何在经典的基础之上突破革命历史小说固有的叙事模式，恐怕是后来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当然，创作革命历史小说更是有难度的。与老一辈作家相比，后来者既不是革命的亲历者，又不是革命的同代人，对革命历史的了解有时只能通过查阅各种资料。文学虽然依靠虚构与想象，但对历史的还原终究靠细节来支撑，没有扎实的细节，再花哨的架子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或许基于此，房永明“迟迟不敢下笔”。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作者奋笔疾书呢？房永明在创作谈中坦言道：“当我再次踏上北海涠洲岛，拾起一块千疮百孔的火山石时，我听到了大海的声音。当我眺望离涠洲岛不远的故事发生地——那形状似莲花的小岛时，我看见了一道七色彩虹。……从这七彩里，我似乎看到了当年战士们的激情和热情，看到了当年岛上的生机与活力，也看到了大海的宁静和灵性。”火山石的千疮百孔，让历史通过时间的介质传递到现在与未来。因此，作者听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声音，更是历史的回响与召唤。在历史的回响与召唤下，“我”开始“跟随一位疍家青年余船生走进那段火热的生活”。

与其他革命历史小说不同，房永明的《七色彩虹》没有正面切入革命历史，而是先从海岛文化入手。比如在疍家渔民余船生跟随陈光新登岛的过程中，陈光新就向余船生讲述了观阳岛的形成：“岛不是长出来的，是火山爆发才有的。亿万年前，在茫茫无际的大海深处，一股股巨大的热浪冲击着上覆的岩石。岩浆体内的气体猛烈爆炸，它要使岩石破碎，它要打开喷发的通道，相继而来的就是喷发、喷发，让沧海变为岛屿。”这段讲述看似闲笔，其实不然，仔细品味，火山爆发的过程不正象征革命的燎原之势吗？如果说火山的爆发象征革命燎原之势的话，那么赶夜海所用之橹则象征革命的信仰之路。革命党人钟秀贞送给恋人经飞一支用鱼骨雕成的橹。小说先以余船生的视角讲述了渔民眼中的“橹”：“小时候，他看到赶夜海的人回家时，总喜欢拿一支橹，为的是防迷路……把肩上的橹把柄朝下，往地上狠狠砸下去，螺壳就破了。刹那间，混沌散去，又见漫天星斗月光，老渔夫也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了。”之后起义农军副队长经飞更是一语道破其中的寓意：橹，就是路，秀贞是希望这支橹时刻陪伴在他左右，在妖魔环伺的黑暗中，找到一条出路。 联系到当时的“白色恐怖”，“妖魔环伺的黑暗”所指自不待言。而“橹”仿佛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革命前行之路。由此，“橹”完成了从赶海人之器到信仰之光的转变。此外，还有岛屿上的植被也被作者赋予了别样意味。比如敌人在暴雨中疯狂进攻观阳岛之时，作者并没有详细描写战斗的惨烈，而是用生命力顽强的仙人掌暗示革命火种的生生不息：“仙人掌永远不会死，只要有泥土，有雨水，有阳光，即使倒下了，也会重新长出，而且长出的还不止一株。”这不正是“一个我倒下，还有千千万万个我站起来”的真实写照吗？

如果说房永明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独辟蹊径地突破革命历史小说固有模式的话，那么渔家文化的植入则为还原历史提供了支撑。这并不是说作者不重视历史细节，事实上，小说中的历史细节，比如“安民告示”、渔歌等都经得起推敲，只不过与渔家文化相比，不够典型罢了。小说中的渔家文化随处可见，比如渔家谚语、潮水时间歌、金猪祈福、妈祖庙、龙骨船、船眼等。渔家文化是历代相沿淀久而成。同时渔家文化又因特定的区域、特定的人群、特定的行为而更具地域性。渔家文化所具有的地域的空间性和文化的时间性，让小说《七色彩虹》自带历史感。但这种历史感又如何具有文学性的呢？不妨以“船眼”为例。在小说中，无论入海还是出海，余船生都会悄悄地描“船眼”：余船生用黑漆在铜钱的外围仔细地描出了睫与眉……余船生之所以描“船眼”，无非想借助“船眼的神异之处”为革命者祈求平安，但现实的残酷让余船生意识到靠神不如靠己。“船眼”的功能并不仅仅在于推动故事情节抑或展示渔家文化，更在于它提供了渔家文化背后的思维。这种思维显然区别于革命者的思维，两种思维就像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纠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形成文本的张力。

《七色彩虹》作为革命历史小说，自然少不了火药味，但由于小说融合了海岛文化和渔家文化，火药味逐渐被海的气息所冲淡。冲淡火药味的还有小说的结构。房永明特意把小说《七色彩虹》分为七节，分别以赤、橙、绿、黄、青、蓝、紫为节标题，其题的颜色亦与其小说情节发展有相关性，同时还起到了间离的效果。这七种颜色，按照作者的说法是“最能表达人类丰富的情感，最能展示人类强大的精神力量，最能反映人类在生活中的种种情绪”，旨在“致敬那些为革命献身的英烈”。此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从小说最后余船生逃脱敌人追捕所携带的那面沾染革命者鲜血的红旗看，七种颜色与其说是雨过天晴后的彩虹，不如说是革命后的拨云见日。

【作者简介】李北京，青年评论家，《南方文坛》编辑部主任。作品散见于《中华读书报》《南方文坛》《江南》《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红豆》等报刊。曾获广西文艺花山奖、广西文艺评论推优年度奖。编有《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1919—194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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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