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诗歌回归泥土（诗学随笔）

我的老家是皖北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门前有一条河流在记忆中缓缓流淌。河流的堤坝像一条巨蟒，扭动着身躯从家门口逶迤向远方，这条河叫涡河。故乡除了春夏旺盛的青草味道、知了的叫声、蚂蚁的秩序，还有夜晚的狗吠、清晨的鸡鸣等，在我的记忆中，最为清晰浓烈的当然就是泥土的气息和这条一直在心中流淌的涡河了。

虽说家乡是平原，但在离我生长的村庄约三十公里的地方，却耸立着两座在历代文学大师笔下写过的山，一座叫涂山，一座叫荆山。两山中间隔着一条淮河，一座山在河东，一座山在河西，老家人称之为东山和西山。相传这两座山本是连在一起的，当年大禹把这座山劈开，一分为二，疏浚了河道，治理了淮河水患。大禹在治水期间，娶涂山氏女为妻，婚后不久便离家治水去了。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涂山氏女日夜向丈夫治水的方向远眺，她朝思暮想，最终化作一块望夫石。涂山氏女等候丈夫时哼唱出“候人兮猗”，这就是中国有史可记的第一首情诗《涂山女歌》。

回想我小时候在这条河里游泳洗澡时，并不知道正是这条河孕育了中国第一首情诗。这些少年的记忆不知道对我写诗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些传说也不知对我的文学和诗人梦想遗传了多少基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深秋的傍晚，一列军用火车把我带离了故乡。多年来，那一声火车长鸣依然在我耳畔回响，而那列火车驶离站台时发出的撞击声，还有列车行驶中的摇晃感使我的记忆和人生轨迹至今未曾停稳。现在想来，我总觉得一个人离开了故土，就好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小草，飘荡不定。时间久了，便有了倾诉的欲望。在军营，白天我在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或劳动之间的休息间隙里读诗，晚上在连队熄灯号响过之后便躲进被窝里，用自制的灯照明写诗。后来，我担任了连队文书。那时候的文书除了处理一般的文字事务，更为重要的是兼军械员，就是负责连队所有武器装备管理。这样连队文化生活场所，如俱乐部、图书室、存放训练器械的兵器室都由我负责。我的读书和写作条件有了相对改善。兵器室里，存放着全连的手枪、机枪、步枪、肩式火箭筒、手榴弹、防毒面具等。我每天在睡觉前和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兵器室查看一遍，见到那些武器都在自己原来的位置安静地站立或静卧，我的心里就有一种难言的安慰和踏实。我在冰冷的兵器室里写诗，我把冰冷的武器用诗句焐热，我同每一件冰冷的武器建立了一种亲情。我的那种感觉是现在的诗人无法体验和拥有的。

这些平时训练用的伙伴，一下子到了真正的战场上。

战争是小时候电影中看到的样子。即便是身为军人的我们，在和平时期对战场也仅止于假设状态的演练。那年一个盛夏，再次坐上一列军用火车，经过一周左右的时间把我和我的战友送到西南边境小城。沿途欢送的群众一再提示我们，这一次不是往常的演习训练了。这些情景一直沉淀在脑海里，直到几十年后才从我的《开往前线的火车》《那个夜晚的月光》等诗作中自然流淌出来。

初到的当晚，见到附近野战医院里走出几个伤员，有的头部裹着绷带，有的胳膊吊着绷带，还有腿部负伤的拄着拐杖。我们还没有从目睹伤员的情绪里走出来，团里就组织我们观看了一部露天电影。记得那晚放映的是《高山下的花环》。这部电影和小说我之前都看过，但这次观看无论是环境还是心情都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看着看着，仿佛都从观众席位被拉进银幕。那每一句台词，那每一个战斗的场面，还有家属来队的场景，仿佛是明天的自己在提前预演。一些做了爸爸的首长或老兵，已经把持不住自己的情绪，空气中弥漫着悲伤，夜色中流淌着压抑的泪水……我清楚地记得，战友们对已经看了多遍的电影，从来没有这样专注，甚至都不愿眨一下眼，我们怕一眨眼的工夫，就找不到自己了。

在战场上，枪炮声不绝于耳，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硝烟刺鼻的怪味。那时，我时刻面对死亡，但仍在残酷中寻找诗的灵感，依然追寻与坚守着灵魂深处圣洁的精神高地。那时，我在“猫耳洞”写诗，在病床上写诗；后来，我在大学的校园里写诗，在繁杂的公务和机械的公文间隔里寻找诗的语言……对诗，我最初可能是一种喜欢，而现在却是我生活的一种方式甚至是安慰灵魂的一种仪式。

那场战事已经过去许多年，我的心却一直被一块情感的巨石压着，无法喘过气来。几十年来，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我，我也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我知道他们心中和我的心里都有一种隐痛。时隔数年，我手里捧着越拧越浓的怀念，一次又一次来到曾经战斗生活过的西南边境小城。

那一年，我三次踏上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有一次，一位从总部机关来到边陲部队的年轻政委，执意要陪我一道上去。我是重返，他是探境。作为首长，他认为必须感受真实的战场，哪怕是曾经的战场。他觉得能同曾参加过那场战事的老兵一起重返战地就更不一样了。

我们赶到战地，在主峰守备团部住了一夜。边境山区的夜色十分幽静，虽值盛夏，但山里的凉真是有些不真实。这使我又回想到三十年前的情境，我们从热如火炉的城市而来，到了这里，晚上还要盖上被子。山风吹着我的回忆。团长说，请老首长（其实我只是个老兵）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你们打下来的阵地牢牢守住。当时听了依然感到神圣，内心一阵雷霆滚过，热血一下子涌上脑门。好像他们真的接过了眼前的一片江山，又似乎那是我们把这一重担压在了他们的肩上。

在烈士陵园，我们在哀乐声中，向烈士墓敬献花环。我们向烈士祭酒，点燃一支又一支香烟。轻轻走过九百余座坟茔，逐一抚摸那冰冷的墓碑，仿佛抚摸一个个冰冷的额头。“三十多年没有相见/今天终于站在你的面前/一忍再忍/我什么也没有说/只对着一堆泥土/屈下双膝/只对着一块石头/轻轻喊了一声/你的名字”（《轻轻喊你》）他们用青春的容貌迎接我，我已是霜染两鬓，还有一颗千疮百孔的心……我喊着他们的名字，我要把他们沉睡的名字喊起来，我希望他们不要就这样沉默着沉睡在大山里。在行走的人群中有多少已经丢失了灵魂的脚步，还需要他们去帮扶和导引，有多少发热的头脑需要他们清贫的口袋去消热，有多少没有了良心的偏见需要他们的生命砝码去平衡。

西南边境小城是一部厚厚的兵书，这部书里倾注了我们太多的情感。没有什么比那里的石头更精神，没有什么比那里的石头更沧桑，更没有什么比那里的石头更顽强，也没有什么比那里更能写出温暖的诗句。

我拧亮诗的灯盏。我活着，而我的战友永远躺在了那块红土地上。我一直希望用名字把他们给喊起来。我愿意做一个为牺牲的战友喊魂的人。我的诗虽然力气很弱，但这些柔软的诗句，即使不是颗颗子弹，也绝不是带着世俗色泽的一地叹息。我喜欢三十年前部队赋予我的“战士诗人”这个称呼，我觉得真正的军人、真正的战士不只是在生死前沿的那一刻。脱下了军装，脱不下在部队培养出的特质。我常思索，如何保持战士的本色，以军人的特质，以战士的情怀、姿态和激情去面对平凡的日常生活。即使脱下了军装，还有转业军人、伤残荣誉军人的称呼清晰地界定我的身份。一个退役的老兵，嘴角仍然含着一颗子弹，坚守在精神高地上。而抒写强国强军、追梦圆梦、歌唱祖国、礼赞英雄、重犁深耕那一段难忘的从军岁月，立根铸魂、传承红色基因，理当成为我不懈的追求和使命担当。我一直觉得，选择诗歌便选择生活在爱里。那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位善解人意的朋友，每一句诗行都是一缕温暖人心的阳光。我写诗不是为了把文字分行，而是为了将走远的人一个一个拉近。

作为一个诗歌爱好者，我愿用可以拧出血的诗句来祭奠我的战友，其实，我的诗句都是战友的骨头在支撑。诗人或许是小众的，但诗歌绝不是小众的。我们通常把小说、影视、书画、戏剧，甚至生活本身是否具有诗意作为一个评价标准，说明诗意在大多数人心中是被普遍认可的。我难以把生活的切肤之痛，或者幸福喜悦的感受用较高的艺术水平和带着生命体温的诗句表达出来，但不会用云遮雾罩的分行文字和吓人的诗歌理论来糊弄别人或自慰。“床前明月光”人人能懂，“鹅鹅鹅”妇孺皆知，“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等诗句，读者都能理解，但谁又能否定它们的经典地位？

这就是我诗歌写作努力的方向。

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那个故乡无论是不是可以回去，它都在人们心中最神圣的位置上。那是生命的源头，是埋着胞衣的地方。

参军前父亲就离开了我们，他回归泥土之中。去年这个时候，我的母亲也回到了泥土之中。母亲走后，我就成了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在人世间流浪，那条通往家乡的河流，突然失去了方向。那也是我诗歌的源头啊，近一年来，我写不出一句诗。其实，我们对泥土的感情，实际上就是对父母的感情。我们双膝跪地，额头在泥土上叩拜，是对大地谢恩，是对祖先谢恩，更是对父母的大礼！

一位诗歌评论家曾说过，诗人就是在精神隐喻层面提前撰写墓志铭的人。是的，泥土里有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我们曾经生死相伴的战友兄弟。今天，在脚下这块土地上，我听到了来自大地深处的呼唤和怦怦的心跳声。

我曾在一首诗里写过，“我是一个脸上粘着泥土的人”。我渴望有一天带着自己的诗句回到故乡，把荣誉归还大地，让诗歌也回归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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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