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血液在我体内流淌
作者： 田耘由于当诗歌编辑，我的案头成年累月摆放着大量的诗集和诗歌刊物，其中的大部分诗歌都具有千人一面的雷同表情。这些诗歌的作者在丰富的现实面前选择了逃离，而转向个人的内心退守。这一点在女性诗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诗人专心于自己内心隐秘情感表达的时候，我一直走着一条自己的路，而且已经坚定地走了十几年。从我写诗的第一天起，我从未盘桓于个人化的抒写，更多的是对人类命运的整体表达和对宏大的外部现实世界的诗学观照。
五年前，著名诗人刘西英在读过我的一首两百行长诗之后，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要是诗人们都像田耘这样写诗，岂不是要累死自己？”但是我却始终执着于这种“累”的诗歌写作方法，我是累并快乐着。
确实，我的诗都比较长，而且很少关注自己，我常常把诗歌的镜头投向周遭的世界。那些执着于个体经验表达的诗人可能无法理解，认为我这样的宏大叙事是对诗歌的亵渎，诗人就应该去追求那些浪漫、轻盈和飘逸的东西，就应该去抒写那些具有最纯粹的诗性的东西，例如去写一座山、一条河、一片云、一朵花。而在我的内心中，“真”与“善”的标准永远高悬于“美”的标准之上，也就是说，我心目中的好诗不一定是美的，但它一定是真诚的，是能够直击人心的。这是我一首诗中的诗句：
请允许我的眼眶再次湿润。上一次是在
石家庄的诗歌朗诵会上听黄亚洲的
《大运河放歌》，当朗诵者张敏霞
奔涌的激情遭遇大屏幕上
诗歌原文的波澜壮阔，当祖国的血液
开始在大运河的血管里汩汩流淌
我的眼泪瞬间就跌落下来
黄亚洲老师的《大运河放歌》，就是我心目中好诗的典范，它饱满而激情四射，让读者心中的情感也呼之欲出。“细节，唯有最真实的细节，才能打动读者的心弦”，这是我已故的恩师简明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在我十几年的诗歌生涯中，我一直秉承这个原则——以细节入诗，拒绝空洞无物的浅表化抒情。
二〇一八年以来，我一直执着于用诗歌写史，先后完成了《石家庄长歌》《红色史诗》和《燕赵长歌》三部刻画历史的诗集。诗人西川曾说：“历史之于中国人相当于神话之于希腊人。”这句话表明中国人极为重视历史。用文字去挽留那些已经逝去和行将逝去的人、事、物，正是文学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然而在推崇启蒙精神与浪漫情怀的朦胧诗潮后，伴随精英文化的隐身与娱乐文化的勃兴，以“新生代”为潮头，逐渐形成了标榜“活在当下”与“个性表达”的诗歌俗化创作主流。
通过诗歌，我想让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重新触摸到历史的生活的纹路。我的诗歌常常穿梭于历史人物和事件中，力图避免被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所淹没，不丧失掉自己的声音，并保留诗歌的意境与意蕴。我的诗不同于一般的抒情诗，我尝试用组诗的形式，选取地域范围内的人物，截取不同的生活，对这些人物的生活进行蒙太奇式的剪辑。在叙事过程中，我力图在生活与诗歌艺术之间形成一种张力。我试图展示一个隐忍的父亲：
此刻，我站在马路这边望着对面
一下子就被人群吞没的
那个瘦小身影，望着
那个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人
瞬间，泪流满面
我心目中理想的诗应该是这样的：每一首诗都仿佛万花筒中变幻的袖珍舞台，作者则化身为一个冷峻的、反思的写作者，以诗歌的具象之真摹写生活的真实，在生活的真实上呈现诗歌的艺术之真。诗中的生活不再是干枯的生活，不再是简单停留在生活表层上的生活，而是经过艺术加工和思想情感渗透的生活。诗人对时间进行平行、切割或逆转等处理，给读者一种时空穿梭或平行时空的错觉。通过大量的生活细节的呈现，生活中的人和物重新立于诗上，重新开始呼吸。
宁做杜甫，不做李白。在“真”“善”“美”的面前做一道选择题，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真”和“善”。诗歌的血液在我体内流淌，我的生命因为诗歌充满温暖和无限可能。
责任编辑 韦毓泉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