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路上· 之五

作者: 杨献平

巴丹吉林沙漠以南的城市

我平生第一次来到酒泉,正值黄昏,冬日夕阳在祁连雪山之上,反射给整个大地的光,虽然惨淡也感觉新鲜。黑色的月台上,竖立着一座汉白玉石碑:“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蓦然觉得,我是跟在李白的身后进入酒泉的。下车后,几百个战友在月台上列队,干燥的风不知来自哪个方向,带着大把的尘土,吹过血肉和骨头,又在原路飞旋回来。车站距离市区大约二十分钟路程,沿途全是堆满白色卵石的戈壁,新栽的柳树在风中抽打着干枯的枝条,迎面看到一座雕塑,“三匹白马”扬蹄奔腾,鬃毛飞扬,姿态雄健而优美。

我想车子可能会在市里停一下,尽管那时候的酒泉市区,灰苍苍的、不干净的积雪使得所有的建筑都显得低矮而杂乱。尽管如此,我也觉得彼时的酒泉比我在太行山里的故乡要好很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人的进城欲望是非常强烈的,我也不例外。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在相应的年代和年纪渴望城市生活,虽然有些无知,但也无可厚非。可搭载我们的车辆徐徐穿城而过,迎面的空茫,好像一张虚无的幕布,挂在寡淡而又寂寥的天地之间。

向北的道路很狭窄,路边的杨树枝干光秃,白色的身子在暮色之中摇晃,间距很远的村庄似乎都是黄土和茅草。接下来的金塔县城也是寥落的,街道上几乎没人,尘土和垃圾在空中飘飞。紧接着村庄不见了,铁青色的戈壁扑面而来,在忽然而至的雪花之中,显得愈加苍凉与孤寂。我看到那么多细小的卵石密集在一起,延伸至远方。这种辽阔显然是唐代边塞诗里常见的情境,如岑参的“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和王维的“关山正飞雪,烽火断无烟”等。戈壁稀疏的骆驼草茎秆上挂满了白色尘土,还有一些被人丢弃的白色塑料袋,像飞机一样超低空飞行。

穿越浩大的戈壁,沿着曲折的弱水河,我们在目的地安顿下来。很多天后,我才知道,这就是我早年在地理课本上知道的面积名列中国第三、世界第四的巴丹吉林沙漠。站在荒草和枯树的营区边缘,看着远处的戈壁荒漠,我有一种恍惚感,想不到自己这一生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人的命运有时候真是蹊跷,我盼望着进城,却又被命运抛到了更大的荒凉之中。由此可见,一个人与一片地域的缘分是不可逆转的,就像我的出生地,也像我容身的巴丹吉林沙漠,并且地域对于一个人的塑造甚至篡改能力也是超强的。

作为一名新战士,除了工作和日常的生活,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连周末也都窝在房间里看书看电视。我在沙漠读的第一本书是《代价论》,作者是郑也夫,第二本书是《绘画本金瓶梅》。下到连队后,我和三个士兵住在一个大房间,共同对着一台日本松下牌的电视机。其中有一位陕西的老兵,每天看电视很当紧,每晚都要屏幕跟他说“再见”。第二天我还没睁开眼睛,他就穿着肥大的裤头,跳下来开电视机。那时电视剧《戏说乾隆》非常流行,还有《辘轳·女人和井》和《赵尚志》等。对于彼时的我们,电视剧成了我们初次了解男女情感的辅助窗口。人欲和情感世世代代,永无尽头。美好的东西,可能真的没有必要拘泥于固定的形式,也没有套路。

军旅生活日复一日,钢铁与机器之中,战鹰腾飞,导弹精准。没事的时候,我站在围墙里向北遥望苍茫的巴丹吉林沙漠,那里黄沙堆涌,沙丘连绵无际,一座座,向着远处铺排,也向着天空追赶,好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乞求上苍给予怜悯的落难者。近处的戈壁上,有一些草甸、海子,靠近沙漠的地方,有一些孤独的坟墓。草甸上有马、骡子、羊子和驴子,海子边上的芦苇长得茂盛,叶子好像匕首四面出击。夏夜一个人躺在篮球场的水泥地板上,看高得出奇的天空,尤其是有月亮的晚上,不由得想起李白的《关山月》。有些时候,一个人到长满沙枣树的沙滩上坐坐,听夜虫的鸣叫、鸟儿的梦呓。更多的时间,我们沉浸在各种操练与任务当中,这是本分所在。其实,一个人和他容身的单位始终是相辅相成的,甚至有着休戚与共、荣辱同担的关系。

天长日久,我好像也有点不满足于在沙漠的重复的日子,关键是它的荒凉和枯燥,常常令人莫名地沮丧和烦躁。与此同时,我一直觉得巴丹吉林沙漠以南二百公里的酒泉市区,实在遥不可及。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一个是纪律第一,另一个则是资费。到酒泉去一次起码得有五百块以上的现钱,方才游刃有余,而我是没有这笔钱的。忽然有一年春天,领导让我去清水站接来我们单位实习的友邻部队的几位女战士。我兴高采烈,第二天一早,连脸都没洗就乘坐班车,去往酒泉。

春天,沙漠边缘的村庄到处都是萌动的绿色,因有了渠水,就连风中的灰尘都干净了许多。那水显然是来自弱水河,而弱水河又来自祁连山。水对大地万物的滋润,简直是了不起的功德。到了酒泉,楼房看起来崭新,发芽的槐树叶子嫩黄,花坛当中的唐菖蒲和刺玫瑰也长出了叶子。我看到鼓楼,心里很激动,这古老的建筑,是历史的遗留物,更是时间的象征。它站在这座城市的中心,目睹了多少过往的兵戈战马、商贾与诗人,也使得多少春风和北风在河西走廊有了安妥与回旋之地。

鼓楼共有四个门洞,东西南北,每一个门洞上面,都有四个红字,朝西的方向为“西达伊吾”,向巴丹吉林的为“北通沙漠”……登上鼓楼,俯视之下的酒泉显得狭小,南边的祁连雪山隐约可见,其他的建筑,虽然高低不齐,但总体上都是陈旧的和灰色的。据鼓楼的资料介绍,酒泉鼓楼迄今已有一千六百七十多年。没想到,这鼓楼的历史竟然如此长久。惊愕之间,我忍不住摸了一下垛口的青砖,忽然觉得有一股来自遥远年代里的怪异气息,古朴而又充满了腥味。鼓楼不远处还有邮局、书亭和新华书店,我在书亭买了《飞天》《人民文学》《大家》等杂志,又转到书店,在社科文学专柜躬身浏览了一番,买了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然后沿着南大街,一直向北,到酒泉汽车站,坐上了去清水镇的班车。

清水镇也属于酒泉管辖,在兰新线上,不管特快还是普快,所有列车都要在这里停靠。我找到那几位女战士住的招待所,敲门。门内传来女声,我报了姓名,才看到一个貌美的女孩子打开了木板门。进门后,我看到另外一个女孩子。她们非要我拿出证件,我掏出士兵证,她们翻看了好一会儿,眼睛仍在狐疑。买上直通单位所在地的火车票,坐下来,我才松了一口气。这条铁路沿途都是戈壁,火车像是一条绿色蜈蚣,在寂寥的荒野上奔行。列车在一个叫作上原的地方停靠,停车时间很长,我下车放风。有一些女孩子兜售水果,用芨芨草编织的篮子里面装着桃子和杏子。我买了几斤桃子和杏子,把它们洗净后,放在几位女战士面前。

这一趟去酒泉,让我忽然觉得,这座城市还是有意思的,最突出的就是人多,而且是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女人最多,而且大多貌美。这和以男性为主的巴丹吉林沙漠军营相比较,肯定是最动人的。

从此之后,我特别想再去酒泉,可一直没机会。等到我的胡须浓密到需要用剃须刀刮的时候,又一个去酒泉的机会悄然而至。单位一位军官的媳妇带着孩子来队,领导指定我陪那位军官去酒泉接站。这是当时部队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体现的是部队对来队家属的关怀与温暖。到车站接到人,我们回到早就订好的房间。屁股还没坐热,那位军官拿出几百块钱对我说,去帮忙买个东西!说完,他就把门关上了。正要下楼的时候,他的门又响了。我回头,看到红色木板门上挂出了长条形的“请勿打扰”。

那一瞬间,我的心怦怦乱跳。此时的酒泉,正被落日隆重地请进傍晚,到处都是车辆和人群。我一个人走在街道上,忍不住东张西望,满眼的好奇,还有满心的慌张。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在酒泉的我,真像是一个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咧着嘴,瞪着看不过来的眼睛,混迹在城市的街道上,好像整个身体都不属于自己的了。

傍晚我回到宾馆,他们早就起来了,床铺一片凌乱。孩子在另一张床上躺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天花板。军官说,我们出去吃饭吧。我说好,顺势帮他们抱了孩子。黑夜的酒泉让人有些迷离,也有些恍惚。路过尚武街时,我发现这条街从头到尾有好多美容美发店,红色灯光映照着白色的门帘,茶色玻璃的后面闪烁着暧昧的神情,再后面是温州商厦、民族饭店和广州名剪分店。我们找了一家还不算差的餐馆吃了饭。因为带着孩子,没法到处溜达,只好又返回宾馆。

我洗了个澡,躺在床上看《话说酒泉》。书中说,在上古时期,酒泉地区乃是神农氏的辖地,为当时九州之一的古雍州西界。西汉的名将霍去病驱兵千里,深入祁连和河西腹地,逐匈奴、设亭障、建城池、筑烽燧,自此,河西走廊乃至整个西北,就再一次加入大汉王朝的版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河西走廊乃至青海、西藏和新疆等地,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尚书·禹贡》中说:“禹分天下为九州……黑水西河惟雍州。”而黑水即弱水河或者叫张掖河、党河、疏勒河、讨赖河等,都在今酒泉地区范围内,黑水西河指的就是黄河以西的诸多河流。

“窜三苗于三危”这个传说,无从考辨了,但“三苗”是神农氏后人这一点当是确凿的,而“三危山”大致是今敦煌之莫高窟所在地三危山。这一类的记载,我相信有其由头,绝非凭空而来。那么,中华自古是一体的说法,是可以站得住脚的,而不是后来的什么“华夷之分”。酒泉这个地方,也叫过建康。当年的段业,即北凉的开国君主,就是在此地被沮渠男成推举为皇帝的,但段业此人很是愚蠢,最终被沮渠蒙逊所杀。北凉的国都后来迁徙到今高台县的骆驼城,后来搬到武威。

如此的历史往事,反映的是五代十国时期河西走廊的一种乱象,而这种乱象也是与中原大小王朝的此起彼伏相呼应的。西北、西南等地,凭借着比较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环境气候,如高山、大漠、雪峰、河流等,很多地方势力容易自成一体。然而,在大一统王朝时期,无论南北西东,每一寸土地,都是华夏民族生存繁衍之所。

夜深了,喧嚣的市声逐渐平息,风在玻璃窗上敲出沙子的回声。我怎么也睡不着,盯着在黑暗中发白的天花板,心思泛起。想起白昼在酒泉的种种情景,激越又懊恼。我知道,这些都是城市这个特殊的人居之地带给我的。其中的物质、人欲等,都是混杂不清且丰富多彩的。就像历史上的酒泉,丝绸之路上那些南来北往的旅客,不管是以何种身份暂居、路过、迁徙或者驻守,他们在酒泉的生活,都是多姿多彩的。

而那种优裕的生活,终究还是来自物质。物质的背后的东西,每一个现实中的人都是无法绕过的。我只是一名战士,一个农民子弟,要想像城市人一般生活,是一个极难达到的宏伟目标。那时候的空军实行四年义务兵役制,四年之后,从哪里来还要回哪里去的既定法则,对于一个农民出身的青年来说是残酷的。而酒泉的种种场景,却使我对城市生活有了一种深刻的向往。

我再一次去酒泉,是送一位战友兼好友到北京进修。在车站与他挥手告别之后,返回酒泉市区,我径自去了《阳关》杂志社,见到了林染和孙江两位先生,至今还清晰记得林染老师抖着两腮的黑色胡子跟我说话的情景。那时候,我热衷于写诗,每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或者宿舍里看书、写诗。诗歌这个东西,真是有魔力,将我折磨得形容枯槁,但我的创作还是起色不大。那时候,我就意识到,诗歌是一种高难度的文学体裁,写作难度实在是折磨写作者一辈子的梦魇。我也渐渐懂得,写诗不应当只是一种心情的呈现和抒发,更多的要体现精神的向度和思想的境界。在当时的中国诗坛当中,昌耀一直是标高,至今还是独一的标高。兴盛一时的边塞诗当中,林染老师的诗无出其右。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孙江请吃饭,在饭桌上我又认识了倪长录、漆进茂等当地诗人。孙江酒量很好,一口一大杯子酒,我也不甘落后,一杯一杯地喝,喝到鼻子出血,趴在饭桌上沉沉醉倒。孙江带我去他家,晚上我和他睡在一起。等我醒来,已经是次日凌晨了。灯光照耀下的酒泉像是黎明前的某座村庄,虽然是夏天,但街道上还刮着刺骨的冷风。

这是令我感动的,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如此隆重的款待。第二天一早,我一个人在大街上转悠,看到一段残缺的城墙,从碑文上看,那是明代长城的一部分,还有一座哨楼,一色的青砖,至今坚固,巍然屹立。我又到霍去病倾酒于泉水的泉湖公园,亲眼看见了已经濒临干涸的“酒泉”。泉湖水底落着一些硬币,或许是因为酒的缘故,水里没有一尾鱼,只有少许的青苔,在石壁蔓延。

一九九八年,我去上海上学,我和当时的女朋友一起到酒泉火车站托运行李。晚上两个人在一家叫作鲤鱼门的餐厅坐下来说了好长时间的话,说到眼泪汪汪、锥心刺骨。我们走出餐厅门,酒泉的夜晚正在喧闹,行人众多,路边的烧烤生意格外红火,一把把鲜红的羊肉很快被火焰烤出一股潦草而又诱人的香味,当然还有烤武昌鱼、烤羊脑、烤羊肚、烤猪肝、烤猪肠子、烤羊腰子等。可除了羊肉和鱼,我什么都不敢吃,尤其是羊脑,我怕那些白花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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