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之交

我对于《红豆》这本杂志，有着特殊的感情，缘于一面之交。

我刚参加工作时，在乡下学校当语文老师，教学工作繁忙，周末都要抽时间批改学生作业，很少有时间看书。尽管如此，因为爱好文学，我还是订阅了两本刊物，一本是我们内蒙古的《草原》，另一本是广西的《红豆》。在众多的文学刊物中我为什么订阅《红豆》呢？原因有两个，首要原因是《红豆》是文学刊物，刊发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我想订阅一本南方的文学刊物，于是就选中了它。另一个原因是唐代王维的诗《相思》，还有当时流行的一首歌《红豆红》（郑南作词，徐沛东作曲，俞静原唱），让我对《红豆》有深深的向往。

每次收到《红豆》，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羡慕人家文学作品写得这么好。文学作品读得多了，我写作的思维就不断地受到启发。于是我教学之余，经常写小说，时常有小说在报刊上发表。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内蒙古师范大学招收文学研究班学员，我有幸被赤峰市文联推荐，进入该文学研究班学习。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是我学习之余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订阅了《红豆》，我每期必读。

毕业后，我回到了赤峰市的阿鲁科尔沁旗，从乡下学校调到旗政协工作，业余时间继续坚持写作，坚持订阅《红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市领导在报刊上注意到了我发表的新闻和文学作品，把我调到了赤峰日报社当记者。

二〇〇五年，我到乡下采访，听到农民说了一件事。有一个姑娘被村主任强奸，本来姑娘家应该报案、惩治凶手，但是由于姑娘的父亲患病，治疗需要钱，村主任给了姑娘家五千元钱，这件事就了结了。我听后非常吃惊，想打抱不平，认为农民愚昧，为了钱不顾廉耻。我想把这件事报道出去，以达到惩治罪犯的目的，受害人的家属却不同意我这样做。

二〇〇五年还有一件事触动了我。那时候，有的作者想把自己的长篇小说或是散文、诗歌结集出书，但是在出版社屡次碰壁，原因是达不到一定的发行量。于是有的作者就想方设法自己出钱买书号，找印刷厂印刷，自费出书。有个老板，有点钱，还时常写点东西，但是发表的作品很少，也想自费出版一本书，一是靠卖书的方式挣钱，二是借这种方式显摆自己有文化。但是这个老板没时间写书，也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就跟一个有点名气的作者说：“你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出钱，咱们合作出书。”起初那个作者不愿意，但这个老板再三找他，他禁不住诱惑，同意和老板联合署名，决定出版一部长篇小说。

这两件事让我感慨，产生了联想，把两件毫无关系的事，加工成了一篇小说，取个题目叫《一桩悬案》。实话说，我对于这篇小说是否能发表没有把握，因为它和我以前发表的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不一样，有些另类。最初我是抄在稿纸上寄给了某家杂志，被退了回来，没有说原因。又寄给另一家杂志，也没有发表。这篇小说几番修改后，我失去了信心，把它放进了抽屉。

赤峰日报社有个图书室，订阅了《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人民文学》《红豆》《草原》等杂志。《红豆》自二〇〇二年底起全新改版后，图书室里就没断过订阅这本刊物。闲时我就去看书，经常借阅《红豆》等杂志。我对当时的《红豆》印象深刻，它当时开设的栏目有《本月主打》《小说长廊》《散文空间》《诗歌部落》《隔岸观火》等。

我虽然经常看《红豆》，但是我从来没有给《红豆》投过稿，原因是我觉得这本刊物和别的文学刊物有些不一样，具体是哪里不同又说不出来。我当时认为《红豆》应该是喜欢发表探索类的小说，而我写出来的小说没有探索精神，也不够另类。于是我认定，自己往这家杂志投稿，也不会被采用。

二〇〇六年的年初，我到图书室借刊物时，看到了新的一期《红豆》，便借回办公室读上面发表的小说。阅读后，我想到了沉寂在抽屉里的《一桩悬案》，不妨把这篇小说投给《红豆》试试。投稿后我没当回事，认为被采用的可能性不大。

有一天上午，我忽然收到一封特殊的邮件，对方称是《红豆》杂志的编辑黄土路。他告诉我小说《一桩悬案》被采用了，需要我的一张照片，希望我尽快通过邮箱发给他。

这太意外了，我高兴得心跳加快，点击鼠标的手都有些紧张。我立刻把照片发了过去，发完才发现，因为高兴和激动，把对方的名字打错了。我又补发了一封邮件更正，向对方说明和致歉。

《一桩悬案》发表在《红豆》二〇〇六年第四期上。收到样刊后，我除了把我的小说重新读一遍，还把这期刊物的其他作品从头到尾读完。同事在图书室看到了我发表的小说，都纷纷到图书室借这本刊物，轮流阅读。

因为有了这次的一面之交，我对《红豆》这本刊物有了更加亲切的感觉。不论在哪儿见到这本刊物，我都眼前一亮，像久别的朋友再见面，心里说，那是我的刊物！

如今，我每天都关注《红豆》的微信公众号，看看它发布了什么信息，每一期的目录都有哪些作者，发表了什么作品，哪篇作品被什么选刊转载了，等等。

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因为一面之交，我和它有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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