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山，一杯茶

隔着大别山分水岭，岳西境内的水向东注入长江。

分水岭的另一边，是我生活过三十多年的地方，大大小小的河流也是注入长江，却依着苏轼“门前流水尚能西”之言，全部向西奔涌。

南临长江，北枕黄河，中间贯穿淮河的大别山，用一道分水岭，显出它与其他名山大川的不同。那些东西走向的山脉，南坡都很平缓，北坡都很陡峭。大别山没有南坡，也没有北坡，只有东坡与西坡，相邻地段要陡全陡，要缓都缓。高高的分水岭两边，地脉与气象，一般无二，就连吃的、喝的、穿的、戴的，几乎也是一样。一杯酒，一样地醉人;一盏茶，一样地沁心。小河里游着的小鱼儿，外面的人都不晓得叫什么名字，山两边的人一样地将长有花纹的叫作花翅，没有花纹、全身纯白的则叫马口。

虽然如此，由于因缘际会，一道分水岭还是区隔出一方熟土、一派生地。这一点是人性中最无计可施、无法对付的。比如我们家，从长江边的古城黄州搬迁到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下，几十年过去，熟土生地的概念，依旧了然于心。就算是长辈，如爷爷、父亲，进山之后，一生无甚嗜好，单单爱上饮茶，唯山中才有出产的这类珍宝，也无法改变事关乡土的生熟理念。

在此之前，但凡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向惜字如金的我，轻易不多说一句话，当然也是担心自己才疏学浅、见识短薄，弄出贻笑大方的事情来。在岳西的那几天，难得话多。往往是当地人说一句话，自己就会接过话题，也不管其他人想不想听，自顾自地说上几十乃至上百句。所说的话全与记忆相关。这也证明了，那看似陌生的人文地理，只要不是物理性失忆，也不是精神性失忆，忽一日被某人某事搅动了，深埋的岁月便又重新活跃起来。

失忆是一件可怕的事，但还没有达到恐怖的程度。从自我宽慰的角度来看，失忆是人生的重写与重塑，还可以看成是一种重生。旧时真实，过往历史，由于失忆，从生理上彻底切断那一步一个脚印的脉络，不得不像新生儿那样，在空白的脑海里重新充填种种酸甜苦辣、样样喜怒哀乐、离离爱恨情仇，以及终将免不了的生老病死，宛若又活了一回。

相比之下，真正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对记忆的篡改，不管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更别说是恶意的。记忆被充分修改过、被刻意戏剧化的人生，是给别人观赏的，无非想光鲜亮丽些、门第高贵些、够得着天才些。后一种篡改，数量相对较少，人有所闻，大都当成谈资一笑了之，比如现时电视节目中的那些套路。前几种则不同，那层伪饰一旦被剥去，必定遭人嫌弃，比如大庭广众之下，一身酸腐，硬要往儒雅堆里凑，到头来连鼻子都开始讨厌自己的嘴脸。

人如此，山水亦如此，万物皆不能例外。

一处奇妙山水，因为天灾人祸，弄得山没有了绿植，水没有了清幽，但只要天时地利人和，假以时日，该长树的山坡又会长出树来，该开花的山坳也会重新灿烂，如同失忆后重获新生。不记得之前的各种模样不要紧，只要后来活出的模样不是太离谱就值得庆幸。怕就怕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别处的所谓好东西生搬硬套地拿来，比如将黄河边的牡丹移栽在长江畔，喜欢弱碱性土壤的花草，即便是国色天香，也禁不起长江水流过的那些弱酸性土地的宠爱。

在分水岭的西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曾经有个红山县，下辖英山、霍山、太湖和潜山等四县。很多年人们一直这么说。上中学时，我很奇怪的是被这四个县团团围住的岳西县哪里去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有了新的说法，红山县管辖范围不是四个县，而是五个县，这第五个县就是岳西县。如此看起来释了自己心中之疑，所带来的是更加疑惑之疑。这一次来岳西，身临其境，听说岳西作为县份，始于一九三六年，这才像对待失忆那样豁然开朗起来。还是与分水岭有关，从各地发展第三产业、大办生态旅游开始，大别山一侧的人忽然众口一词，千方百计将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从人们的记忆中篡改了，自欺欺人地换成另一座山峰。往重里说，这叫数典忘祖;轻一点说，也还是对人文地理的轻薄无知。

失忆是一种万般无奈的疾患。

出于某种利益蓄意篡改人类记忆，是对文明的冒犯。

纵贯南北的大别山，靠近主峰天堂寨这一带，分水岭格外高，甚至还有海拔略高于主峰的山头，这也难怪会有人替其出头。不论人文历史，非要弄一出争长夺嫡的大戏，闹腾出来那种天昏地暗，以至于在号称万事通的“度娘”那里看到的并非真相，非要动手翻阅《中国地图册》，才见得到真理的光辉。说归说，闹归闹，分水岭再高，两侧的自然生态与人群习性，仍旧差不多，松竹梅兰、鸡犬牛羊、山峰河谷、房舍稻场，若无地名标记，很难看出有何不同。

一样的大地，一样的云雾，生长着一样的好茶。高中毕业后的第一年，我在县水利局当施工员，负责修建的岩河岭水库，就建在离分水岭不到两百米的山谷里。走过这两百米，就是岳西地界。山坡之上，都种着茶树。仅凭长在天地间的青枝绿叶，根本无法分清彼此。采好了茶，拿回家来制作，那方法、那味道，也是不分上下，甚至连采茶的笑话都是一样的。

分水岭两边的男男女女，都说各自省城的人喜欢某年、某月、某日、某次送去的茶，隔年捎来信息，再要一些如此采摘、如此制作的新茶。那些茶，新鲜娇嫩自然没得说，都是早上从茶树上掐下芽尖，一点也不耽搁，连炒带揉，一气呵成，热乎乎地装进塑料袋，一点潮气也不让吸入。茶封装好便上路，第二天，最晚是第三天，就到了武汉或合肥城中那些人的茶杯里。分水岭上的笑话，笑的不是茶本身，那得天地日月精华才生出来的一点点芽尖，是物华天宝世界里的又一神品，配得上任何一种高规格的尊重。他们笑的是人，这也包括他们自己。他们追赶季节，在田里薅着秧，在地里割着麦，只能趁着中午休息，洗一洗手脚上的泥土，将早起采回来的一些茶，用染上麦秆香的两手在锅里炒，用带着泥土味的双脚在石板上搓。偏偏这么做出来的茶，深得省城里的人喜爱。在他们眼里，自然是要多好笑就有多好笑。

居住在大别山中越来越嗜茶如命的父亲，宁可省吃一餐饭，也要先饮一杯茶。在他看来这是笑话也是大实话。与省城的人不一样，父亲分明晓得什么样的茶是用手脚搓揉出来的，也改不了由衷的喜爱。直到快七十岁时，父亲才一怒为新茶，生气地不再碰那些本地的茶了。父亲曾用十几年的时间，与当地人一道打造了一处颇有名气的茶场。父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时，当地恰好刮起一阵给茶树更新换代的风潮，将大自然通过优胜劣汰法则留存在当地的茶树，全部换成产量高、出茶早的福鼎大白茶。父亲带领众人打造的那个茶场，顶了几年，终于还是没坚持下来，也换成了福鼎大白茶。来自远方，经过所谓高人加持的茶，看着光鲜，门第也高贵了，天分够可以的，可就是口味大不一样。父亲不再喝“本地茶”，我们也不再喝这种外来的本地茶，连省城里的那些人，也不再津津乐道于这里的茶了。

十年过去，又一个十年过去，虽然嘴里说不喝本地茶，每年新茶上市，还是要尝试几杯。时间长了久了，越来越喝不出想喝的那种味道了。二〇二二年夏至节气的晚上，在岳西小城忽然遇见那种名叫翠兰的香茶。听主人殷勤地介绍许久，禁不住想试试口味。将一只小小的白瓷茶杯放到嘴边，轻轻地呷一下，再浅浅地抿一下，然后缓缓地咽下一口，一股绵长的韵味在全身迅疾弥漫开来。禁不住那点惊喜，我脱口说道，好久没有喝到这种味道的茶了！我说的这种味道自然只有我晓得。正如夏季里挥汗如雨顶着烈日在田野上劳作的那些人，将存放在田头地边的大土罐里的凉茶，用一只大碗倒满，双手捧起来一口气喝下去，才是今生今世最香、最爽的好茶。不同的人的不同经历，决定了他们的味觉。很多时候，味道就是历史，就是人生，就是活色生香的日子，就是那载不起的太多情怀。

泡茶的女主人接着我的话感慨地说了一句，大概意思是，茶的好与不好，其实都在于品茶人的记忆，与天价无关，也与白菜价无关。回头再想，真的是如此。爷爷、父亲和我，对茶的迷恋，说到底是对那种味道的不肯忘怀。那味道在，那样的日子就没有伤破与折损;记忆不再，相关品质也就无从谈起。正如赤水河边那家酒厂的著名女品酒师，因为要保持味蕾的记忆，多少年来从未吻过自己的爱人。

沿着大别山的分水岭，天堂寨是山的味道，花翅与马口小鱼儿是水的味道，岳西的翠兰是这里的山水惬意与伤情、劳作与闲适、消磨不掉的味道。爷爷、父亲和我，曾经喜爱过的茶，曾经因为喜爱遍寻不得的茶，所承载的不只是茶，更是一家人从长江畔到高山下的家史与人生。

一座山成为主峰，必须具备地理与人文的双重要素。

历数起来，天堂寨作为大别山主峰而非最高峰，不仅不是个例，恐怕还是众多著名案例中排不上号的。比如作为中国“南方”和“北方”地理分界线的秦岭，谁敢否认其主峰不是太白山拔仙台？然而世称中华龙脉，西起昆仑，中经汉水，分隔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大秦岭，莽莽山脉西段上的措美峰，海拔高度接近五千米，海拔只有三千七百七十多米的拔仙台，一下子就矮了一千几百米。又如以险峻著称的华山最高峰是海拔两千一百多米的落雁峰，古往今来人所共识的主峰却是海拔只有一千八百多米的莲花峰。再如天山的主峰是海拔五千四百四十五米的博格达峰，最高峰是海拔七千四百四十三点八米的托木尔峰。还有冈底斯山脉的主峰是海拔六千多米的著名神山冈仁波齐，其最高峰冷布岗日海拔为七千零九十五米。那从新疆到青海绵延两千五百千米的昆仑山，向来以海拔六千一百七十八米的玉珠峰为主峰，其近处的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就超过海拔七千五百多米。虽然人称海拔超过七千六百米的公格尔峰为昆仑山最高峰，从广义的角度看，喀喇昆仑山脉海拔八千六百一十一米的乔戈里峰才是真正的最高峰。

正统词典上说，主峰一般是指最高峰。

但词典没有斩钉截铁地表示主峰就是最高峰。

也是在水利局当施工员的那一阵，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在做一项名为“送高程”的测量工作。说白了，也就是十几个人，有人操作水准仪，有人拿着专用的记录本，还有人扛着几米长的水准尺，从国家测绘局早年测得的某个大地控制点开始，十几米为一段地，将测得的海拔高度，一段段地往前送，直至抵达某个目的地。这样的测量小队，一般会分成两队，早上出发后，各自选择线路，天黑后到一起碰头时，测得的最后一个点，须在同一位置上，且两个数据的误差不可以超过几毫米。如果达不到标准，这一天就白干了，还得从头再测一遍，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那一年，我们这支小小的测量队伍使用的黄海高程，来自西河边一个叫夹铺的地方。从黄州城里来的那位工程师，依据一个从不公开示人的小册子，在一户人家的辣椒地里，找到一个镶嵌在岩石上的金光闪闪的小铜球，将红白相间的水准尺竖在上面，开始一步一步地往我们要去的目的地“送高程”。这一年的黄海高程还是依据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六年青岛验潮站掌握的黄海验潮资料确定的。在验潮站内有一口直径一米、深十米的验潮井，将之前几年每天早中晚三次测的数据算出数值，求得井里横按铜丝下面三点六一米处为黄海平均海面的零点。再根据这个数学零点，在附近的观象山上设立一个如同我们在农家菜园见过的小铜球那样看得见摸得着的原点，标计高程为七十二点二八九米。领我们“送高程”的工程师视为命根子的小册子上的水准点，在全国各地有很多，被统一称为大地测量控制点。我们不清楚这样的点有多少个，只知道所有相关控制点的数据，都是像我们做过的那样，由观象山上的原点，通过千人万人一步步地将黄海高程送出千里万里。到了一九八五年，有关部门以青岛验潮站收集到的更多的潮汐观测资料为计算依据，在《一九八五国家高程基准》名义下，将观象山上的水准原点高程确定为七十二点二六〇米，就是说，新原点比旧原点低零点零二九米。事关国计民生的海拔高程原点，就是如此大费周章。崇山峻岭中千百年来荒无人烟的野山，如果有人爬到近处某个山头，用这山望见那山高的肉眼看一看，差不多就行了。

作为过来人，我很羡慕当下可以通过太空卫星，点一点鼠标就能测得任何一座山峰的海拔高度。我们的祖先，为一道山脉选定主峰时，不曾想到后来的我们会发明这种“送高程”的方法，将中华大地的海拔高度，统一规范在黄海边的那个基准点上。他们能用到的方法，就是用人的双脚去丈量，当人的双脚有所不能时就看鹰的翅膀能不能到达。在这些勉强能够量化的因素背后，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