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进入乡村的震动与阵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离开家乡到北京去读大学。在那之前，我几乎没有离开过家乡，因此就和家乡人一起经历了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我们从吃不饱穿不暖到解决温饱问题，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几乎家家都能吃上饱饭了。这时候我们那里开始种植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种植棉花使我们那里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也出现了纺花、织布等与棉花相关的新产业。在最盛期我们一个县就有四个国棉厂，去卖棉花的路上车辆络绎不绝，要排很长的队。种棉花也让村民有了积蓄，手里有了零花钱。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在翻盖新房，很多人家都购买了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整个村庄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氛围，充满着朝气与希望。这是留在我记忆中的故乡景象。在我离开家乡前，乡村已开始了新一轮改革。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市场经济大潮在中国涌起，也影响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村里人开始办小工厂，就像小说《前浪，前浪》里写的那样，我们村里人做的主要是制作三合板的板子，先后办起了二三十家小型工厂，相互竞争，彼此争斗，一时之间颇为热闹。这个时期我每次回家，总是能够看到和听到有关板机和板机上的故事。

对于我们这个偏僻落后保守的小地方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因素。在那之前，乡村的社会结构被重建，但村民日常生活中更认同的是这片土地上累积起来的文化，他们遵守着传统文化的伦理和熟人社会的逻辑，彼此之间以礼相待、和睦相处、长幼有序、夫唱妇随。市场经济的到来，却对这种文化秩序造成了一种极大的冲击。那时我听到了不少关于开办工厂的故事，比如兄弟共同办厂最后反目成仇，比如夫妻共同创业最终发财了也离婚了，比如哥哥开办工厂、弟弟去打工彼此都不满，等等。这里既有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也有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矛盾。面对这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会时常想起劳伦斯、哈代、巴尔扎克等经典作家所写的欧洲工业化时期的小说，也会时常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或许我们经历的是同样的历史进程，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也自有其独特性，我们这里发生的故事也与经典作家的故事不同。这一进程持续了十多年，极大地改变了我们那个地方的面貌。后来我们那里又开启了新的改革，我在《面对故乡的“沧桑巨变”》一文中略有交代，在此不赘。

《前浪，前浪》中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意和家庭的失败者，这个人物有一定的原型，是把我见到和听到的几个人物的故事糅合在一起写成的。我想通过这个人物描写市场经济对乡村原有生活秩序的巨大冲击，以及对人心、人性的改变与扭曲，这是我家乡人的困惑，也包含着我个人的困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家乡还是田园牧歌的景象，为什么离开没有多少年，家乡就变成了这般模样？当然说家乡是“田园牧歌”既来自一个游子的美好回忆与想象，其实也是特定时代乡村的真实景象。作为我生存和记忆原点的乡村，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包田到户”到九十年代初大规模工业化前这段时间的乡村，也正是“在希望的田野上”的乡村。此后我虽然年年都回去，但毕竟和生活在那里不同，我逐渐与家乡拉开了空间距离，更多的是通过亲友的经历和讲述了解家乡的变化。相对于我，置身于乡村巨变中的人可能会更加困惑，他们亲身体验到了人际关系与社会逻辑的巨大变化，为什么父慈子孝变成了父子反目？为什么夫唱妇随变成了夫妻隔阂？为什么发财成了一个人、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当一个人有钱的时候，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尊重，而当一个人没钱的时候，即使在家中也会让人看不起？在这篇小说中，我想通过一个人的风光及其失败观察与思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与市场经济相关，但又不仅与市场经济相关，市场经济或许只是加强了某些因素。当然市场经济不仅带来了这些因素，也带来了传统乡村所缺乏的现代因素——比如平等意识和新的自我意识等。如何评价市场经济对乡村文化秩序的冲击与改变是一个大课题，不是一篇小说所能胜任的，但通过这篇小说，我想表现出市场经济最初进入乡村时所引起的震动与阵痛，以及它对一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与改变。

巴尔扎克的小说注重风俗研究，寓时代变化于风俗变化之中。相对于十九世纪的欧洲，我们中国的飞速发展剧烈变化更为惊人，我们在短短几十年间走过了欧洲数百年的现代化道路，其间观念的激荡与风俗的巨变是前所未有的，当我们回首时也会暗自心惊，甚至难以置信。如何记录和表现这些巨大的变化，需要我们像巴尔扎克那样观察与思考。就我个人来说，在写作了不少记忆中的童年往事之后，也需要突破，需要面对现实中的世界与自我。这篇小说也是突破的一种尝试，虽然难以望经典作家之项背，但愿也能记录下一些我们曾经历过的真实的故事。

责任编辑   梁乐欣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