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进入乡村的震动与阵痛
作者: 李云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离开家乡到北京去读大学。在那之前,我几乎没有离开过家乡,因此就和家乡人一起经历了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我们从吃不饱穿不暖到解决温饱问题,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几乎家家都能吃上饱饭了。这时候我们那里开始种植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种植棉花使我们那里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也出现了纺花、织布等与棉花相关的新产业。在最盛期我们一个县就有四个国棉厂,去卖棉花的路上车辆络绎不绝,要排很长的队。种棉花也让村民有了积蓄,手里有了零花钱。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在翻盖新房,很多人家都购买了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整个村庄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氛围,充满着朝气与希望。这是留在我记忆中的故乡景象。在我离开家乡前,乡村已开始了新一轮改革。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市场经济大潮在中国涌起,也影响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村里人开始办小工厂,就像小说《前浪,前浪》里写的那样,我们村里人做的主要是制作三合板的板子,先后办起了二三十家小型工厂,相互竞争,彼此争斗,一时之间颇为热闹。这个时期我每次回家,总是能够看到和听到有关板机和板机上的故事。
对于我们这个偏僻落后保守的小地方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因素。在那之前,乡村的社会结构被重建,但村民日常生活中更认同的是这片土地上累积起来的文化,他们遵守着传统文化的伦理和熟人社会的逻辑,彼此之间以礼相待、和睦相处、长幼有序、夫唱妇随。市场经济的到来,却对这种文化秩序造成了一种极大的冲击。那时我听到了不少关于开办工厂的故事,比如兄弟共同办厂最后反目成仇,比如夫妻共同创业最终发财了也离婚了,比如哥哥开办工厂、弟弟去打工彼此都不满,等等。这里既有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也有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矛盾。面对这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会时常想起劳伦斯、哈代、巴尔扎克等经典作家所写的欧洲工业化时期的小说,也会时常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或许我们经历的是同样的历史进程,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也自有其独特性,我们这里发生的故事也与经典作家的故事不同。这一进程持续了十多年,极大地改变了我们那个地方的面貌。后来我们那里又开启了新的改革,我在《面对故乡的“沧桑巨变”》一文中略有交代,在此不赘。
《前浪,前浪》中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意和家庭的失败者,这个人物有一定的原型,是把我见到和听到的几个人物的故事糅合在一起写成的。我想通过这个人物描写市场经济对乡村原有生活秩序的巨大冲击,以及对人心、人性的改变与扭曲,这是我家乡人的困惑,也包含着我个人的困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家乡还是田园牧歌的景象,为什么离开没有多少年,家乡就变成了这般模样?当然说家乡是“田园牧歌”既来自一个游子的美好回忆与想象,其实也是特定时代乡村的真实景象。作为我生存和记忆原点的乡村,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包田到户”到九十年代初大规模工业化前这段时间的乡村,也正是“在希望的田野上”的乡村。此后我虽然年年都回去,但毕竟和生活在那里不同,我逐渐与家乡拉开了空间距离,更多的是通过亲友的经历和讲述了解家乡的变化。相对于我,置身于乡村巨变中的人可能会更加困惑,他们亲身体验到了人际关系与社会逻辑的巨大变化,为什么父慈子孝变成了父子反目?为什么夫唱妇随变成了夫妻隔阂?为什么发财成了一个人、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当一个人有钱的时候,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尊重,而当一个人没钱的时候,即使在家中也会让人看不起?在这篇小说中,我想通过一个人的风光及其失败观察与思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与市场经济相关,但又不仅与市场经济相关,市场经济或许只是加强了某些因素。当然市场经济不仅带来了这些因素,也带来了传统乡村所缺乏的现代因素——比如平等意识和新的自我意识等。如何评价市场经济对乡村文化秩序的冲击与改变是一个大课题,不是一篇小说所能胜任的,但通过这篇小说,我想表现出市场经济最初进入乡村时所引起的震动与阵痛,以及它对一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与改变。
巴尔扎克的小说注重风俗研究,寓时代变化于风俗变化之中。相对于十九世纪的欧洲,我们中国的飞速发展剧烈变化更为惊人,我们在短短几十年间走过了欧洲数百年的现代化道路,其间观念的激荡与风俗的巨变是前所未有的,当我们回首时也会暗自心惊,甚至难以置信。如何记录和表现这些巨大的变化,需要我们像巴尔扎克那样观察与思考。就我个人来说,在写作了不少记忆中的童年往事之后,也需要突破,需要面对现实中的世界与自我。这篇小说也是突破的一种尝试,虽然难以望经典作家之项背,但愿也能记录下一些我们曾经历过的真实的故事。
责任编辑 梁乐欣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