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经历的重逢事件

现在我在大学里专事教写作，也针对全国几所大学创写专业的学生，和好友一块开办系列网课，指导写作，帮助大学生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小说写至成熟。我分明感受到，当下纯文学阅读量急遽下滑，年轻人对于写作兴趣淡薄，反倒使得作家协会和文学杂志感到深重的危机，不惜力气提拔年轻的写作者。年轻人稍微写出些样子，便在第一时间得到关注；经指导，稍事修改，即可得到发表。出书似乎也不难，许多新人的第一本小说集都会得到非常优质的包装，在微信的帖子里，他们每一个都是头角峥嵘，横空出世……现在我们挖掘新人，像是扒开了砖缝，舞着放大镜甚至是杵着显微镜寻找蟋蟀。

相对于他们，我能够写出作品来并成为职业作家，真是一个野生野长的过程。我很早就开始写，二十三岁写出代表性的作品《衣钵》。这个短篇有几年时间不断投稿不断泥牛入海，二十九岁时才在《收获》发表出来。但自那以后，我的作品发表过程突然变得通畅，电话里不断有约稿。此后我体会到什么是一投就中，以前那几年发表的艰难忽然在记忆中有几分虚幻。

所以我忍不住想，如果我有现在这些大学生的机会，及时得到机构或者导师的帮扶，那么发表出书直至成为作家会不会来得快点？有人帮，少走弯路，大概率会让发表的过程提速。但是，如果可以选择，可以重来一遍，我会乞求这样的机会降临吗？前后一想，我还是希望一切毫无改变，因我割舍不了那几年无人知晓、默默写作的时光。甚至，闲来无事，头脑自然放松时候，我回想最多的场景画面，皆来自那个时期。

虽是未名状态，但那年头文友之间的互动远比现在来得多，甚至有意结成某种抱团取暖的同盟组织，共同写作，向着虚无的目标发起集体冲锋。正因为未来与成功何其渺茫，这种抱团取暖才来得真切，写作者之间因为过从甚密必然也招致无穷事端接连发生。具体说来，记忆最深的，大概是二〇〇三年，我时常去深巷的一处酒吧独自饮啜。这在当地并不多见，酒吧里吆五喝六才是日常图景。老板主动过来陪我聊天，多聊两次发现彼此在写作上面是同好，我也知他姓黄。过得不久，一次我再去他那里喝酒，黄兄主动邀我去他家里一聚。当时黄兄的状况与大多数文友不同，虽然同是素人，寂寂无闻，但他老婆极为支持他的写作事业。甚至，两口子对于文友有着同样的热情，供他们在家中吃住，一块写作。说白了，这对夫妻把自家打造成为一个写作爱好者的俱乐部，家中还拼装了几台电脑供文友使用——那时候文友几乎都没买笔记本电脑。这两口子想得周到，待人真诚，这俱乐部中来往的文友自然络绎不绝。

有好几年，我时常去这“俱乐部”小住。有一年黄兄还换了一套宽敞的大房，摆开架势做大做强。平时入住文友四五人，晚上喝酒聊天的自然更多。开支方面，入住的人主动分摊。随时日延续，大家手头时而活络，但大部分时间都紧巴巴的，那年头每个人收入都窘迫，但肠胃又是极好，晚上聚餐经常把所有的菜一扫而光，喝酒也只能是三五块一斤的壶子酒……但人与人相濡以沫的感情，却在捉襟见肘当中不断延伸。白天我们各自写作，晚上聚在一块喝酒，黄兄时常招来几个文艺女青年助兴，酒喝到一定时候，感觉她们个个都特别漂亮。那几年里，聚在一块写作的几位文友纷纷出了成绩，中短篇、长篇次第发表在国内著名期刊，甚至上了头条。黄兄自己也在《民族文学》发表并获奖。这期间他离了婚马上又再婚，新一任大嫂依然无比支持这一帮文友，我们就这么一块打发着漫长的青春时日。我在那里待的时间太多，以致母亲好几次打电话，叫我别忘了自己家门怎么走。

随着结婚，我去黄兄家里的机会日渐减少，之后随着工作调动，去到别的省份生活，跟旧日文友的联系都在减少。一晃又是十余年过去，我回顾最多的，却一直是那几年群居写作的生活。而且当时别的几个文友来势同样迅猛，但不知为何，到现在仍然坚持在写的只有我一个。经过那么多年挣扎，日子当然日渐安稳，受邀吃席经常浅尝辄止，看着桌上大量的剩菜，又不免记起以前东西永远不够吃的时日，记起自己和文友相互勉励着把日子接续……现在想来，竟都变成动人的情景、美好的画面。我甚至怀疑彼时表面的热闹，隐含的饥饿和憋闷，一道形成我写作之初最大的动力。

于是，某一天，脑袋一抽，我想，何不把我这一段时日的经历写下来？毕竟，记忆中深刻，必然对应着喷涌的文字之流。一旦动手写作，果然得来一种久违的左右逢源。我得以在码字的同时，某些段落突然写得顺手，我仿佛也瞬间穿越到彼时彼地，看着他们各自活灵活现的模样，看着当年那个有些青涩也更为真实的自己。现在偶像剧的基本构造，就是让二十岁的小伙拥有四十岁的经历和处世态度。但我知道年轻时候必然意味着惘然、狼狈和不体面，那种怡然自得的态度往往是一个人中年以后的转身回望。写这样的小说，我才得以重新贴近年轻的真相，让旧日鲜活的人物一个个跃然纸上，让写作成为一种只有自己经历的重逢事件。

责任编辑   练彩利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