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胜家族：三代名角 京剧传奇
他曾是北京四大徽班之一的春台班台柱、班主以及统管京都菊部的精忠庙首，既是名角程长庚的提携者，又是伶界大王谭鑫培的老师；
他嗓音洪亮，唱腔以汉调为基础，融合徽调，又吸收昆曲和梆子唱腔，吐字以湖北音为主，并善于把青衣小腔巧妙地融于老生唱腔之中，使行腔圆润流利，婉转缠绵，节奏鲜明而富于变化，故以“花腔”著称，为许多京剧演员所仿效；
他就是被清道光皇帝称为“戏状元”的余三胜。
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京剧界有两个耳熟能详的称谓：“余门三代”“京剧三余”，即父亲余三胜、儿子余紫云、孙子余叔岩。他们祖孙三代人毕生从事京剧事业，为中国京剧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如今，京剧亨有“国剧”“国粹”的地位，从鄂东大别山麓走出的余氏祖孙三代居功至伟，他们三代人的故事就是一部曲折动人的梨园传奇。
余三胜：老生三杰 京剧鼻祖
余三胜（1802—1866），谱名开龙，乳名起云，又作启云，湖北省罗田县九资河镇七娘山人，清代著名京剧演员，工老生。在道光、咸丰年间，与程长庚、张二奎齐名，世称“老生三杰”“三鼎甲”，被公认为京剧鼻祖、创始人之一。代表剧目有《四郎探母》《桑园寄子》《捉放曹》《战樊城》《取成都》《黄鹤楼》《珠帘寨》《空城计》《乌盆记》《摔琴》《碰碑》等。卒于同治五年（1866），享年64岁。
【家史】
天资聪慧 自幼爱戏
清嘉庆七年（1802），湖北省罗田县九资河镇七娘山一户农家里生了一个男婴，喜讯传出，亲友齐来恭贺。父亲余继善便请客人中的一位饱读诗书的老秀才给孩儿起名，老秀才想了一会儿说：“就叫起云吧。”并接着解释了一番：这里坐落高山，常年云缠雾绕，亦含“祥云瑞霭，紫气东来”之意，期冀此儿将来聪明发达，富贵长寿。后来族人在修宗谱时，按“良善开科第”的派系，起云为二十五世孙，属“开”字辈，便起派名为“开龙”，含“龙在深山，腾云而出”之意，又由于叔伯家的两个哥哥一个叫余大胜、一个叫余二胜，所以人们便习惯性叫他余三胜。
余三胜还是婴儿时，母亲为了做家务事，常将他喂饱奶后便放在摇篮里睡觉。如果只摇着摇篮，不唱摇篮曲，他就睁着一双眼睛望着母亲，蹬着双脚，又哭又闹，怎么也不肯入睡。若边摇边唱摇篮曲，他就静着不动，好像在听曲儿，听着听着，这才慢慢入睡。湾里的人无不惊讶地说：“这么大一点的伢儿，就爱听曲儿。”
到了能说会走的时候，余三胜从大人那里学会了好几首儿歌，整天在家里唱进唱出，玩得十分开心。
老人们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认为一个孩子未来的成就可以通过小时候的表现作判断，这种观点虽然听起来有点儿否认后天教育的作用，但又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余三胜从小就机灵、淘气，爱说爱笑，尤其是记忆力非常好，教给他的儿歌和古诗词他都能一字不漏地唱出来。他七岁入学发蒙，无论背书、习字、作文，在私塾里都名列前茅，深受教书先生的器重。同时，他还是个十足的戏迷，哪里有戏他都去看。
有一次，余三胜家附近的黄石河做葛布生意的老板周德贵给母亲做七十大寿，请白庙河陈大锣的东腔戏班唱三天大戏，余三胜每场必到，演员在台上演唱，他在下面跟着哼唱，并学其动作。陈大锣见他嗓音好，待戏演完后，就叫他上台去表演一段，余三胜大大方方走上台，用东腔调唱了一段《麻姑献寿》，赢得了陈大锣和观众交口称赞，还得了周老板十个铜钱的赏钱。自此后，“小戏迷”余三胜的名声更响了。
余父虽是乡下人出身，家境一般，但为了发挥余三胜的特长，十三岁就将他送入安徽某科班学艺。因安徽与湖北交界，两省艺人常有往来，所以一些戏班和演员在教授和演唱徽调的同时亦教授和演唱汉调。余三胜就是以学汉戏为主。由于他的条件好，有基础，所以入科即学一末兼三生、六外三个行当的剧目。汉调和徽调不同，行当划分比较详细，共分为十行：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夫、十杂。其中，除“四旦、八贴、九夫”是女性角色外，其余均为男性角色，而“一末、三生、六外”相当于后来京剧的叫法，即“衰派老生、靠把老生、安工老生”。余三胜悟性高，肯吃苦，入科仅三个月即登台演出，从此奠定了文武不挡的戏路，且剧目也比其他演员丰富。他三年零六个月就完成了学业，顺利出科。
余三胜从安徽戏剧科班毕业回家后，就到白庙河黄氏东腔戏班做了一名演员。
走出大山 定居天津
余三胜长到十七八岁时，为了寻求发展，毅然告别父母、弟弟，离开家乡，闯荡江湖。当时交通不便，没有车，罗田的山货土特产出外，全靠走水道，用簰运。余三胜跟随运输货物的竹簰顺义水河而下，至长江边再转轮船上了汉口。
余三胜到汉口后，正赶上湖北安陆的陈氏桂林班在汉口演出，余三胜就搭桂林班唱戏。此班在当地很有名气，一来角色齐，二来行头新，湖北各府有了大典，哪怕路隔千里，都会来约戏，班中也不乏当地知名演员，余三胜在班中连演带学，进步不小。
1820年前后，余三胜由汉口北上到了河南。虽然河南当地也有很多汉调班，但余三胜由于年轻，加之是外乡人，所以不受重视，万般无奈之下，他又由河南辗转至北京。
此时，北京舞台以昆曲为主，余三胜虽搭安徽三庆班演出，但演出机会甚少。后来，余三胜听说天津戏剧界比较活跃，便离开北京到了天津，加入天津群雅轩票房演出。为了迎合北方人的审美，善于创造的余三胜不断改良自己所学的东腔、汉调，经数年努力，终于在天津舞台站稳脚跟，继而“满街学唱二黄腔”，影响愈来愈大。事业有成且有一定的积蓄后，余三胜在天津买了房屋，定居下来。
道光十二年（1832），余三胜随天津一戏班去北京演出，偶遇一个从家乡进京做茯苓生意的老板，并从他口中得知了一些家乡情况，不由对父母和弟弟余四胜的思念之情越来越深。次年，他回了家乡七娘山，此时余四胜也在家乡一家戏班里演净角，娶妻生有一子，在余三胜的说服下，父母和余四胜一家三口，都跟随余三胜去了天津。第二年，32岁的余三胜娶了天津一戏班的何氏为妻。但没过几年，余三胜的父母便相继去世了。
二次进京 享誉春台
守孝期满，余三胜即带着弟弟余四胜第二次到北京重搭三庆班。
这个时期已有不少汉调演员进京唱汉调，所以北京的观众对汉调有了了解和认识，余三胜重返北京舞台正当其时，史称“班曰徽班，调曰汉调”。但三庆班培养了自己的老生，自然不会让余三胜唱压轴，大部分是倒三、倒四，余三胜不甘平庸，正在这个时候，机会来了，春台班向他约戏，余三胜遂改搭春台班。
春台班也是四大徽班之一，原老班主亦是湖北崇阳人米应先，惜于道光十二年（1832）病逝，由别人组班，一直不怎么景气。余三胜一到春台班就挑大梁，唱主角。有了用武之地的余三胜，如虎添翼。他最擅长唱“花腔”。所谓“花腔”，实为汉调中旋律丰富的唱腔，较之徽剧中的“黄腔”更为动听。在一次官邸堂会中，一个贝勒爷独点余三胜的花腔，余三胜连演《取成都》《捉放曹》两曲，一演爆红。当时有文这样记载：“三胜聚精会神，唱做酣畅淋漓，佳妙至十二分地步。由是各王公大臣，争相延揽，并代游扬。”
有了一干王公大臣的称赞、传播，余三胜的名声自然在北京“如雷贯耳”了。
不久，余三胜就当上了春台班班主，在他的主持下，戏班丰富了剧目，赢得了“压赛当年米应先”的美誉。他在演唱上将汉调皮黄与徽调皮黄相结合，又吸收昆曲、梆子的演唱特点，创造了一种抑扬婉转的皮黄唱腔，使原来比较简单的徽皮黄逐渐丰富起来。他兼长西皮、二黄，更擅长“花腔”，还创造了二黄反调。如《碰碑》《牧羊传》《乌盆记》等剧中的反二黄调，都是他进北京后才有并流行起来的。在念白上，他将汉调的湖广音与京、徽语音相结合，既富于音乐性的语言声调，又使北京的观众能够听懂，以至能在北京扎根流传。以湖广音唱皮黄，对四声的区别十分清晰，这是汉调的特色，非昆曲、弋腔、梆子所能比拟的。北京人觉得非常悦耳动听，使京剧的形成，在观众中有了深厚的基础。
余三胜还是戏曲创造革新的先驱。他将净角戏《沙陀国》中的李克用改用本色脸演唱。《鞠潭馀渖》对他的评论是：“能于程、张以外，别创一格，以自成一家。每于词句鄙俚之处，腔调不良之点，均能刚正而改之，故其当时名声之显著，俱不在程、张之下也。”他能对旧剧目中的陈词滥调，污秽下流、诲淫诲盗等糟粕进行涤除，再创造新的健康的词语来代替，均被后人遵为范本。
余三胜相貌清肃，举止典雅，且富于顿智。出演时，瞬息之间，即可边创边演。除了流传广泛的即兴演唱“七十四个我好比”之外，还有不少救戏的佳话。
有一次，余三胜演《上天台》，扮汉光武帝刘秀，由四名内侍引上场，本应该左右各站二名，不料一个内侍站错了，站成一边三名，一边一名。余三胜对站错了的内侍频频使眼色，但是这位内侍吓蒙了，始终也没有站过去。由于观众欣赏余三胜的演唱，总算没有引起倒彩。但余三胜感到非常别扭，就在唱完下场时，忽然加唱了两句：“这边一个那边三个，还须孤王把他搬。”同时向内侍用力地一挥水袖，把他赶下场去了。这一下子把观众和后台人员都引得哄堂大笑。后来相声《空城计》所采用的情节，来源实出于此。
余三胜被京剧界尊为“祖师爷”。另据有关资料及《罗田县志》载：余三胜曾为精忠庙首（即管理宫廷戏班的头头），被朝廷授予四品供奉职衔，在一次进宫为道光帝演出时，道光帝称他为“戏状元”。
咸丰、同治年间，京师各班最著名的是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当时北京最著名的三大班为三庆、春台、四喜。此三班皆著籍于内务府（即属宫廷管理，相当于国办剧团）轮流在大栅栏演出。一些小班，只能在市内鲜鱼口及崇文门外演唱，界限极严，不能逾越。三大班鼎峙而立，称程、余、张为“三鼎甲”，又称“老生三杰”。
余三胜在北京出名后，在石头胡同又购置了一处房子，当时梨园界的老板们，各自都有一个堂号，这是遵循了南方大户人家的习俗，所以余三胜将家里起名为“胜春堂”。
脱离春台 尽瘁犁园
余三胜晚年家道小康，但正值京城各个戏班如火如荼地演出之时，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咸丰帝移驾热河行宫，京城繁华景象告一段落。转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于热河行宫驾崩，全国陷入了国丧状态，京城各戏剧班社一律停演，故不少班社无奈解散。过了一年左右，朝中管制不像头年那么紧了，于是一些京剧艺人便在饭庄、会馆私演，但乐器都不能出太大声，艺人们只好用梆子代替板鼓，齐钹代替大锣。余三胜和弟弟余四胜也是以这种形式演出《战长沙》等剧。不能穿戴行头，余三胜就反穿猞猁马褂作为戏服演出。直到三年国丧期满，内务府才给都察院下咨文，于同治二年（1863）十月十六日，准令演唱。各班社接到解禁令，开始重新组班。
春台班由于原班主在禁演期间去世，班主换人，咸丰初年成立的广和成班新任班主周凤梧便邀请余三胜兄弟二人加入以壮声威，余三胜便同余四胜一起离开春台班，加入广和成班，这个班里还有余三胜的湖北老乡、著名老旦艺人谭志道。此时谭志道之子谭鑫培正在学戏，由于常看余三胜演出，仰慕其技艺，欲拜余三胜为师。后由谭志道及程长庚等人说合，谭鑫培递了门生帖，余三胜正式收谭鑫培为徒，并用心教授。
同治四年（1865），周凤梧不再是班主，谭氏父子也离开了，余三胜便改搭阜成班。余三胜这个时候的精力、体力已大不如从前，演出次数很少，当时民间有“三胜由来没准常”的说法。一次，阜成班在宣武门外谢公祠的堂会上，演出《李陵碑》一剧，余三胜本说不上场，但东家要求要看余三胜的戏，余三胜只好答应，并主演杨继业。谁知演到碰碑后尸体倒地时，余三胜突然体力不支，倒地后半天才起来，幸好已是剧终。但此后他身体一蹶不振，只好退出舞台。
余三胜在天津有房子，加之他对青年时期的生活不胜忆恋，就在天津暂住就医。同治五年（1866）春夏之交，余三胜身体见好，在天津一戏班的邀请下，为了感谢天津的戏迷们多年的大力支持，又演了一场《洪羊洞》，在台上他演得非常卖力，也非常精彩，观众爆满，雷鸣般的掌声，震耳欲聋，经久不息。余三胜热泪盈眶，再三谢幕！这是余三胜从家乡罗田到津、京后的最后一次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