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家族：护国军神 铁血儒将

他13岁中秀才，15岁入湖南时务学堂，17岁赴日留学，20岁闻名于日本军校，21岁任协统，29岁成为名震一方的云南总督，因发起、领导了护国战争，当时及后世多视其为“再造共和”“再造民国”之人；

他一生“反清、抗袁、拥孙”，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始终坚持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立场，并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很突出的贡献，是杰出的民主革命家；

他就是被称为“护国军神”“中国第一军人”的蔡锷。

蔡锷的一生短暂而辉煌，后世的历史研究专家曾评价：“如果蔡锷没有英年早逝，恐怕民国时期的历史会完全被改写。”

蔡锷虽然在岳麓山下长眠，但他的精神却在不断地感染后人，他的儿女孙辈们，将蔡锷的精神不断传承，一直在为国效力、默默奉献！

蔡锷：中国第一军人

蔡锷（1882—1916），又名艮寅，字松坡，乳名虎儿，祖籍为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今大祥区），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民主革命家，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军事谋略和作战指导思想独特，有《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等作品，深受国共两党推崇，被誉为“军神”“中国第一军人”等。为国为民积劳成疾，年仅34岁因病逝世，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了国葬。

【家史】

睿智早慧 东渡求学

1882年12月18日，蔡锷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东之亲睦乡一户贫农家庭（今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蔡锷的父亲蔡正陵初做裁缝，继做小贩，也曾教过私塾。蔡锷母亲在家，白天砍柴，磨豆腐，煮酒，卖饭，晚上则做针线活。蔡锷原名叫蔡艮寅，因为他的母亲在分娩之前做了个梦，梦到在一个长有翠松的山坡上，有一只白虎温驯地跑到了自己身边，醒来后不久蔡锷就呱呱坠地了，他的父亲给他取名蔡艮寅，艮字是山的意思，寅是虎的意思，字松坡。

蔡锷7岁时，蔡家在山门镇做小本生意。当地大地主刘辉阁有次路过蔡家摊位看到蔡锷，感觉这个小孩很不一般，于是提出让蔡锷到刘氏家族的私塾上学，并提供其食宿费用。蔡锷进学堂之后发奋读书，学业精进，刘辉阁甚为欣慰，认为蔡锷少年聪慧，将来必是人中之龙。他主动与蔡锷父亲商量，决定将年长蔡锷7岁的长女刘长姑许配给蔡锷，两家订下娃娃亲。

蔡锷于1888年入私塾读书，10岁时便读完了四书五经，被称作“神童”。第二年，他开始跟随颇有才名的樊锥游学。在樊锥的指导下，蔡锷熟读先秦诸子之书，尤好读《韩非子》《老子》，同时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关心时局，学业大进。1895年春，未满13岁的蔡锷随父前往宝庆府城（今湖南邵阳）参加院试。主考官是学政江标，他很赏识蔡锷的智慧和文章，将其补为秀才。1896年底，蔡锷应岁试，名列一等。

这时，中国正值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沉重之时，以变法图强为主旨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1897年秋，湖南时务学堂（今湖南大学）成立，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唐才常为分教习。1898年，在准岳父刘辉阁的资助下，蔡锷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共同执教的湖南时务学堂，在2000名考生当中位列第三。其时他16岁，是头班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据同学后来回忆，蔡锷“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

在这所学堂中，16岁的蔡锷接受到了大量的西方先进思想，也对国家的大势发展有了越来越多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这些大部分都要归功于他的恩师梁启超。蔡锷敬重梁启超，而梁启超对于这个好学又有思想、有见解的学生，也是欣赏有加，师生自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1898年7月，在维新变法的背景下，湖南地方当局选拔学生出洋留学，应试者5000人，蔡锷以第二名入选。不料8月，“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维新运动失败，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学生星散，留学一事遂成泡影。蔡锷深受刺激。他转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9年，蔡锷东渡扶桑，追随恩师梁启超，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衰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抒发了满腔的爱国抱负和以身报国的志向。

扬名琉球 弃笔从戎

1900年，唐才常在南方成立自立会，组建自立军，计划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安徽、湖南等省发动起义。蔡锷参加了自立会，并在起义前夕回国。唐才常以其年轻，派他回湖南捎信予黄忠浩，促其响应。但起义失败，唐才常等被捕遇害。蔡锷幸免于难，重返日本。为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蔡锷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萌生了弃文从武的想法，决心改习军事。自此他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1901年，他自费考进陆军成城学校，次年7月毕业后，曾以候补生投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10月，又自费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因成绩优异，不久改为官费生。

蔡锷在成城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1902年，黄兴、杨毓麟等创办湖南编译社，发刊《游学译编》杂志，他积极协助工作，曾撰《致湖南士绅书》，力主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推行改革。同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蔡锷曾入社襄理笔政，并在该报发表长篇政论文章《军国民篇》。这一时期，蔡锷曾用蔡孟博、奋翮生、劫火仙等笔名。

1902年冬，蔡锷回国省亲。为报答刘辉阁襄助之恩，蔡锷准备迎娶刘长姑。而此时的刘长姑却认为蔡家是小商小贩，死活不愿下嫁。刘辉阁拗不过女儿，于是把求助的眼光转向比蔡锷小3岁的侄女刘新英。刘新英从小丧母，受后母虐待，刘辉阁见她可怜，便把她带在身边抚养，视如己出。刘新英慧眼识英雄，愿意替姐出嫁。蔡锷感叹刘新英替姐出嫁的侠义之举，于是把刘新英的名字改为“刘侠贞”。

婚后不久，蔡锷决定投笔从戎。他告别新婚妻子，再次前往日本留学。1902年11月，蔡锷考入当时东亚最高军事学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百里、张孝准一起，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1904年初，蔡锷以士官学校优秀毕业生身份回国。这时他刚到弱冠之年，英气勃发，东南各省督抚争相延聘。7月，江西巡抚夏时聘他为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不久改任材官队总教习及监督。11月，他辞职返湘。

1905年正月，他应湖南巡抚托忒克·端方之聘，就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为了培养军事人才四处奔走，费尽心血，先后在湖南、广西等各地的讲武堂和陆军学堂中指挥练兵，后来抗战期间的许多优秀军事人才，都曾经当过蔡锷的学生，比如李宗仁、朱德等，学生们曾说“我们对蔡锷敬若神明”。

1905年7月，蔡锷前往广西桂林，就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并兼随营学堂总理官。1909年，蔡锷奉命前往龙州，不久擢升为广西新军混成协协统，兼学兵营营长、督练公所三处及干部学堂总办。在广西任职期间，他曾巡行4000余里，沿边调查地方民情，考察边情地势，写成《越南用兵计划》和《桂边要塞图说》两书，对加强边防军备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蔡锷在广西6年，身兼数职，为在广西训练新军殚精竭虑，煞费苦心，颇负盛誉。

云南都督 昭威将军

1911年2月，云贵总督李经羲力邀蔡锷到云南新军任职。蔡锷欣然前往，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并兼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成为雄踞一方的少壮派军官。云南陆军讲武堂是清廷在云南开办的一所享誉四方的著名军事院校，培养出了许多近现代威名显赫的将领，如叶剑英、龙云、卢汉、周保中、陈奇涵等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使云南的革命党人深受鼓舞，蔡锷与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等举行了几次秘密会议，决定于10月30日晚在昆明发动起义，以支援武昌起义，推动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会议推举蔡锷为起义军总司令，李根源为副司令。是晚，以朱德等讲武堂学生为骨干的起义军向总督署等要地发动攻击，经过1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昆明，随即通电全省、全国，成立中华军都督府，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那天，正值农历重阳节，这次云南起义又被称为“重九起义”。

11月1日，起义军民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选为云南军都督。

云南独立后，蔡锷大力推行新政，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深受军民爱戴，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临时成立的军政府此时财政支绌，百废待兴，蔡锷便把自己的月薪降到与营长同级。为了革新政治，蔡锷还采取果断的措施，更换重要地方行政官，撤换了一批腐败的旧官吏，军队中也起用一批年轻军官，以代替不称职的旧军官。他还大力整理财政，节约开支，整顿厘税，剔除陋规，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又两次带头扣减薪金。在他的倡导下，云南上下克己奉公，“廉洁成为一时风尚”。

1913年，蔡锷的滇军在稳定云南之后，还出兵西藏、贵州，助力解放。这个时候的蔡锷可以说把用兵之法掌握得炉火纯青。

1913年10月，袁世凯成为民国大总统。当月，袁世凯给远在云南的蔡锷下达了大总统令：“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3个月，来京调养”。当时，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蔡锷进京后，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刘侠贞携婆婆王氏、两个女儿一起入京，与蔡锷和他在云南娶的二夫人潘蕙英团聚。

其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曾企图借南京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来限制袁世凯，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并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袁世凯却坚持要建都北京，并且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如废文。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又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行“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孙中山和一部分国民党人决定武装讨袁。7月，江西、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纷纷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蔡锷反对“二次革命”，曾建议袁世凯、黎元洪及北京政府“一面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8月，熊克武在四川重庆宣布独立，他遵照袁世凯的指令，派兵入川会剿，只是由于“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他的部队才没有与反袁军直接冲突。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将在西南地区拥有重兵的蔡锷调往北京，委其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为段祺瑞），次年6月加昭威将军名号。

蔡锷尽忠职守，颇思有所作为。他特别热心于改革军事教育，曾邀集留日士官同学蒋百里、阎锡山、张绍曾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研讨战略战术，又修订了早年在广西起草的《军事计划》一书，贡献给袁世凯，作为国防计划的纲要。他兼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后，对经界局事务也作了详细的规划，并在短期内主持完成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和《各国经界纪要》两书。但是，他把富国强兵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则只能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

护国讨袁 病逝异国

就在蔡锷在北京时，袁世凯的政治野心不断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蔡锷迅即察觉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便暗中与朋友、同道联系，小心翼翼地多方做应变的准备。当时全国各省除滇、黔、粤、桂外，几乎都是北洋军队的防地，只有滇黔一时成为立宪派活动的地盘。蔡锷的举动对两省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袁世凯对他倍加提防。袁世凯曾向亲信曹汝霖说：“松坡这个人，有才干，但有阴谋，我早已防他，故调来京。”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蔡锷在参政院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激昂慷慨，要求拒绝“二十一条”，并制订了对日作战计划。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他暗中筹划对策，伺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