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奴化与反抗

旅顺是大连的“天涯海角”，被黄渤两海包围，自古就有“京津锁钥”之称。旅顺、大连曾经历过沙俄、日本47年的殖民统治，也是日本在“关东州”的殖民政治、军事、文化中心。1894年与1904年的两场战争，彻底改变了旅顺。当光绪皇帝百日维新的时候，这里是沙俄的“关东州”；当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时，这里是日本的“关东州”。“关东州”现泛指大连地区，1899年沙皇俄国强行租借旅大地区后，将其作为沙俄的一个州。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取代了沙俄对旅大地区进行殖民统治，这一名称继续沿用。1905—1945年，日本殖民当局先后在此设立了关东总督府、关东都督府、关东厅和关东州厅四个殖民统治机构。40余年，旅顺、大连在中国的版图上一直是一种特别的存在，直到1955年苏联红军撤离。

日本对“关东州”的殖民统治，最隐蔽、最深入、最具规模、最成体系，甚至最成熟的手段就是殖民教育。“关东州”内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采取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手段。对中国人，实行的是灌输愚民思想的奴化教育。殖民奴化教育以普及日语为初始，对中国学生灌输奴化思想，进行精神征服，使之丧失民族意识，“以修炼皇国之道，贯彻奉谢皇恩之诚心，明确皇国之使命为宗旨”。殖民当局根据培养人才目标的需要，逐步建立了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的多形式、多层次的殖民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为其培养和网罗殖民统治所需“人才”。开展初等和中等两个层次的教育，只有极少数中国学生才能考入日本人的大学和专科学校。对日本人，实行的是灌输殖民主义思想的特殊国民教育方针，大力开展初等、中等、高等三个层次的教育。初等教育设寻常小学校（六年制）和高等寻常小学校（八年制）。中等教育设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等。高等学校设有专科（两年或三年）和本科（四年）。另外，还开办了幼儿教育、聋哑特种教育及各种社会教育。目前仍存有完整的旅顺师范学堂、旅顺二中（中学）、旅顺工科大学旧址等建筑，就是这段屈辱历史的缩影，见证着日本殖民教育对当时中国人的奴化与中国人的反抗。

旅顺师范学堂旧址位于旅顺太阳沟中央位置，L形的建筑占据两条街道，体量庞大，面积有四五千平方米。学堂开设几何、数学、物理、生物、心理学、音乐、美术、体育等科目和课程。曾在这里做了殖民教育工具的日本教师和那些受了日本殖民教育的中国人，对今天我们研究日本殖民时期在旅大地区实施的庞大而系统的殖民教育是一个范本。

师范教育：“帝国的百年大计”

日本帝国殖民教育放在首位的是日本语，被称为“国语”；而汉语是第二语言，叫“满语”，其教育目标就是实现《关东州人教育令》所推行的“国民塑造”。

被日本称为“殖民之父”的后藤新平在1906年8月的《就职情由书》中说道：“如果想要消除新附民桀骜不驯的祸根，就要在教育、生产等各项行政事务中保持统一的精神，积极疏导民心，使之无暇惹是生非。这是一切措施的轴心要求。”“殖民地的教育事业方针，特别需要谨慎对待……殷鉴不远，以往英国对印度的教育漫不经心，以致出现今日民心反叛不可收拾的局面。反其道而行之，当可作为殖民地政治家的秘诀、韬略。”到了1909年5月，后藤新平的殖民教育思想更加明朗而系统：“教育的根本，圣旨所示，与日月同辉，既鼓励忠君爱国的义气，又培养自强向上的情操，从而奠定大国国民的根基。”“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的殖民教育思想代表当时日本的国家意志。无独有偶，“三头政治”中的另一个，关东都督大岛义昌在1911年3月第二次学事咨询会议上训示：“公学堂的教育除遵从法令所示授以普通知识外，特别注重于日本语的教授，以开导一般土人（中国人），使之浴被我国德泽，信赖我国施政。”

1943年6月公布的《关东州人教育令》明确：“根据我国建国精神，醇化陶冶关东州人，培养挺身奉公的实践精神，以归顺皇国之道为目的。”“遵奉教育敕语的宗旨，经过全面的教育，以修炼皇国之道。”“师范公学校是根据‘八纮一宇’的根本原则，对关东州学校的教员进行必要的教育，归一于皇国之道。”简而言之，殖民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人培养成天皇的子民。

据旅顺师范学堂38届学生穆兰贞回忆，当时的师范学堂附近有将近10所学校，有日本女高、旅顺中学、工科大学等，其中官费的旅顺师范学堂专门培养小学教师，学生毕业后必须在公学堂教书，服务时间三至五年不等，之后可以换工作，也可以继续留教。受过正规日式师范教育的中国人当公学堂的小先生，这样循环往复的方式有助于日本殖民当局形成奴化教育的生产线。

日本殖民统治大连期间，其教育体系分为两种：专门招收日本人的学校和面向中国人的学堂。专门招收日本人的学校条件好，设施优良，校舍建筑坚固、宽敞、漂亮，直到今天，大连的很多学校都是在当年的日本学校原址，如大连第二十四中学、大连教育学院等。面向中国人的学校有很多种，就初等学校来说主要有：普通学堂，是四年制的初等小学；公学堂，是设有四年制初等科和两年制高等科或者只设高等科的小学；还有的小学只有一二年级，也有的到四年级，是在中国私塾的基础上办的，叫作蒙学堂。日本侵占初期，中国人还是习惯让自己的孩子读私塾，接受传统的中国教育，日本人就大力禁止和取缔私塾。当时在私塾里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或者四书五经，老先生也教《弟子规》《论语》。而普通学堂的教学内容比私塾多了许多，有修身、中国语、日本语、数学、绘画、手工、唱歌、体操。随着为中国人开办的小学越来越多，加上旧的师资不合格，日本加紧培养中国人当小学教员。

从旅顺师范学堂设立的初衷可见日本殖民当局在“关东州”对中国人实施教育的本质。他们通过在学堂内设置师范部，或合并或分离为独立的师范学校，培养当地中国人为初等教育教员，以补充日本教师的不足。同时围绕着先同化、再奴化、最后皇民化的教育方针实施殖民教育，剥夺中国人的教育知情权，最终达到永久霸占东北乃至侵占全中国的目的。

1908年6月5日，旅顺公学堂开始附设师范科，学制一年。这是旅顺师范建校的起点。1909年5月1日，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附设了一年制的补习科师范部，1914年改为速成科师范部，学制二年。1916年5月，日本殖民当局将两所附设的师范科合并，成立了“旅顺高等学堂师范科”，学制二年，培养中国普通学堂教员。初建时，设一二年级各一个班，学生146名。

1918年4月1日，“关东都督府”颁布《旅顺师范学堂官制》，决定撤销旅顺高等学堂，将预科班移交旅顺工科学堂，师范科改建为独立的旅顺师范学堂，设专科，学制三年，只收男生。1920年4月，师范学堂开始设女子部，修业年限二年。随后，女子部、男子部都设补习科，修业均延长一年。

师范学堂要经考试择优录取。入学条件设定为：品行端正，身体健康，年满14岁以上、25岁以下，毕业于“关东州”公学堂高等科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学堂的教学科目包括日语、算术、理科、体操、教育、课堂实习。教学程度要求：日语方面，从平易的单词、单句的阅读、造句、书写开始到一般会话及阅读、造句、书写，能写出平易的短文，寻常小学校园的国语读本作为教学用书；算术方面，包含整数的加减乘除、分数的加减乘除、简易的百分率比例、珠算的加减乘除；理科方面，包含自然界的现象、动植矿物的概要、通常的物理化学现象，人身生理卫生大要，教学用书是高等小学校理科书；体操方面，有普通体操及游戏；教育方面，包含教学法论及各科教学法、学校管理法及学生卫生；课堂实习方面，就修身、日语、算术、体操等课在初年级做课堂教学实习。

然而，日本人只是将师范学堂作为其奴化教育的工具，他们采用虚无主义的手段，让中国学生淡忘自己的祖国，以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师范学堂的历史课只有日本史和“满洲史”，没有中国史；地理教科书上，将日本的殖民地划分为直辖、自治、同化等类型，还划分租借地、保护地、势力范围等；在修身、道德类教科书中，宣传的是日本天皇敕语、伪满傀儡皇帝诏书，宣传“民族协和”“忠于天皇”等；数学教材上也充满了殖民主义色彩——应用题计算总是伪满洲国的气温、粮食产量等内容，始终不忘向学生灌输伪满洲国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观念。

据统计，旅顺师范学堂1918—1926年共毕业7届、247人，成了整个“关东州”地区培养教师的中心。此后，师范学堂与旅顺二中合并过，又扩展过，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培养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曾经设“师范讲习科”，期限半年，每年招生150名学生。

这些学生读完初小、高小后，年龄在十五六岁，通过考试后，才能进入旅顺师范学堂。常常，走进去的是一个懵懂学童，走出来的却是帝国精心培育的奴化“种子”：去教育更多“关东州”人，让他们成为天皇的忠实臣民。

校园内景：师范生的一天

师范生的一天以点呼开始，以点呼结束。

非常幸运，我找到了几位旅顺师范学堂的毕业生，他们都已是耄耋之年。回忆起70多年前的学堂，有说不完的“西大门”（学堂向西开放的校门，其实是个很小的门），毕业于旅顺师范学堂的人听到这个名字都会心一笑。学校的校门就在孟萨屋顶的下方，建筑正中的转角处。

每天的作息基本是早6点起床，6点半吃早饭，然后是早自习、早操、上课、午休，冬、夏午休时长不一样。下午两堂课，下课后会到地下室帮着做厨房的事：腌咸菜、渍酸菜。之后是晚自习。最后，到走廊集中，听老师训示，晚上8点半睡觉。当时，学校有自来水，有电，有暖气，厕所是旱厕。周三下午可以出去买日常用品，周日回家必须由家长请假，一个月准假一次。

宿舍的管理依靠寮长、室长、伙食长。学生每天清晨起床后、晚间就寝前，日本舍监老师都要点一次名。室长站在队伍的右前方，向舍监报告在籍人数及出缺席情况，然后老师查点人数。学生在点名时如调皮捣蛋，会被罚站或跪坐地板。

学校每周一早晨都要举行朝会，与日本本土学校教育一样，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向宫城遥拜，行九十度深鞠躬礼。旅顺师范学堂后来虽是男女合校，但是在二楼走廊设一板壁隔开，男女生不接触。女生一年级梳“板凳头”，二年级偏分短发，三年级梳短小辫，四年级卷起小圈髻，一看发型就知道是几年级。

学校生活有一些日子特别难忘，比如期末备考期间，大家称为“禁乐期”，因为都在抓紧时间认真复习。备考期间，食堂的伙食会改善，有海杂拌、红焖肉、海鲜，尤其是早餐会增加鸡刨豆腐，给所有的学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室走廊摆放着风琴，礼堂和音乐教室里是崭新的钢琴，而在学校礼堂的角落里还有一台掉了漆的旧钢琴。待最后一科考完，同学们就像笼中鸟，从教室到走廊，从楼上到楼下，琴声大作，欢快交响。

1941年12月8日，日本天皇发布对美、英的宣战诏书。次年元旦，首相东条英机在内阁告谕中宣布，每月8日为“大诏奉戴日”，取消“兴亚奉公日”，届时学校、工厂等要举行诏书奉读仪式，祈祷必胜，各户插挂日本国旗。于是师范学堂的学生在每月8日都会上白玉山，拜表忠塔。学生们走一步骂一步：“山哪天堆了（大连方言，塌了），就不用拜了。”

在93岁的穆兰贞的记忆中，旅顺师范学堂的日常管理很严格。学生进了西大门，就不允许随便出门，几乎就在铁门里活动。女子部有八九十人，只能在小操场、小后院活动。读书期间，穆兰贞没去过老铁山、二〇三高地，只去过白玉山，还是集体去参拜。

师范学堂的学生称老师（无论男女）都叫“先生”。先生以日本人居多，管理者都是日本人，极少有中国人，教“满语（汉语）”的是中国老师，其他科目基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人，年轻人居多。

1918年6月11日，日本殖民当局调任长崎县师范学校校长津田元德为学堂长（即校长，后来任旅顺博物馆馆长）。当时按惯例兼修身课，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品德课，主要讲爱国。爱的当然是日本国。

津田元德认为：“州民（指“关东州”的中国人）教育是帝国的百年大计，应是都督府的最重要的政治工作。”他在《关东州内师范教育的回顾》一文中说：“由于多年来当局不重视中国人教育，又加上内部关系复杂，造成现有的四个学生宿舍分散各处，而且每处都经过四五次迁移和修缮，好容易才维持到现在。总之，所碰到的麻烦事，不是一般学校所能想象到的。谈到实际的各项设备时，却受到了不寻常的冷遇，破旧不堪的单杠摇摇晃晃，修缮与平整操场的申请杳无音信。”这种姿态看似为中国学校抱不平，但其历史背景说明，这并非出于日本人主动的“友善“。因为当时世界列强如英、德、美等国，对于旅大作为租借地而非殖民地十分关注，日本不得不作“教育公平”的表面文章，实际情况却与其所宣传的“日中两国人的教育设施逐年得到普及和发展”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