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力马：远去的帆影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

10月初，锦州翠岩山下的牤牛屯，“东野”临时指挥部里，巨大的军事地图前，林彪把目光投向辽河边一个不显眼的小村——卡力马，下达了命令：“命令八纵、九纵，在卡力马渡口架设浮桥，渡过辽河，攻打黑山，辐射锦州。”

这是电影《大决战》中的一个小小片段。在这场伟大的战役中，卡力马能留下它的名字，是一件让这方土地上的人民为之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卡力马，蒙语意为兴盛的渡口。

这是辽河边一个历史悠久、土地肥沃、民风朴厚的小镇，地域特征突出，传奇色彩浓重，码头、渡口、驿站文化特质鲜明。槐花盛开的5月，我再次来到卡力马，站在被长长的铁锁固定着的渡桥前，笨拙地吟出一首《七律·卡渡书怀》：

一脉清流汇两川，祺州北顾启辽天。

渔歌唱晚春秋调，帆影寻幽秦汉篇。

古渡横舟参旧事，长桥通堑越陈年。

轻笺别作乡思曲，寄与新晖下柳烟。

一条大河波浪宽

辽河，辽宁的母亲河。自连绵的哈达岭山脉（吉林省东辽县，辽河东源）上的小寒葱顶子峰汩汩而出，自雄浑的七图山脉（河北省平泉县，辽河西源）上的光头山涓涓而下，这东西两脉，似两条蜿蜒的巨蟒穿山过岭，相向而行，终于在辽宁的康平（古祺州）北，昌图（古韩州）西的福德店，合体为一条千里巨龙——辽河，一路奔腾，在盘锦双台河游入渤海。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因辽河两岸古有辽东、辽西两郡，取“辽东郡以西、辽西郡以东，宛若中央”之意，在辽河中下游，以清早期驻兵的阿司牛录为中心，设一县治，名为辽中。1929年，取“辽河流域，永远安宁”之意，将延续而来的元代辽阳行省、明时辽东都司、清朝奉天省更名为辽宁省。显然，先有辽中县，后有辽宁省。辽中之名，所谓因辽宁而来，这个“想当然”的错论就被“非想当然”的定论戳破了。巧合的是，经过科学测绘，现在的辽中恰恰是辽宁中部，辽中城区内，因蒲河而打造的近海湿地公园里，有一座巨大的“海之门”雕塑，雕塑悬空的立柱中间，如今还安置着辽宁中心点的标志。而卡力马，这个兼具蒙语和满语特征的名字，远在始有辽中之名近300年前的清顺治年间，就在史料里出现了。

曾经的辽河，走的是蒲河中下游水道，水道以西，千里泽国，一望无际。历史上，广阔的辽西地域被称为“辽泽”。今天，爱护生态的专家们，发现一小块沼泽便如获至宝，极力呼吁要严加保护难得的“地球之肺”。这些零零散散的“肺叶”，比起“辽泽”，真不知要差多少个量级。明万历年间，时有轮回的小冰河期如约而至。在气候和地理等因素影响下，蒲河，这个不起眼儿的辽河小兄弟突然发了脾气，一举将辽河赶出辽河本来的河道，在其后形成的辽中说理街村入境，一路南下，经老大房、卡力马，最后在辽中于家房出境。这段辽中境内的辽河，便愈加鲜明地烙印上辽中的印记，在历史的波涛里起起伏伏，一路狂奔。

北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属于卡力马的真正有史可查的故事正式登场了。

靖康之变，北宋亡国。5个月后，得胜的金人扶植徽宗朝的丞相张邦昌为傀儡皇帝，统领中原，立国号为大顺，然后，金人带着无数掠夺的金银财帛、粮马辎重，裹挟上万名宋朝的各界精英、能工巧匠和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以及三千多个王公贵族，浩浩荡荡，凯旋归国。一路上，惊恐的大宋子民远远地窥视着一队队远去的车马和人流，潸然泪下。过了北镇，便是险象环生的辽泽，金人将两个废帝装在麻袋里，探出个脑袋，用绳索连着两个麻袋，搭在骆驼的驼峰间缓缓前行。相比他们“享受”的优厚待遇，其他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宋人，则艰难地跋涉在沼泽里，很多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留在了辽泽。

辽泽无边，苦难无际。金人说，快走，到前面的晒衣台就可以歇着了。

一座高高的土台子，小山一样兀立在茫茫的辽泽里，高有数丈，阔有百丈。金兵押着这些疲惫不堪的俘虏，终于到达了这座土台子。晒衣台，是金人为这座土台子的命名。在沼泽里行进，三五天也找不到一处可供大队人马歇脚的地方，只有到了这里，才能把身上的衣物晒干，才能舒舒服服地吃顿安稳的饭，睡个踏实的觉。

这个晒衣台，便是卡力马村边的南大台。这个南大台，自然成了卡力马久远的地理标志。民国时期，上面建了一个给飞机标示方位的铁架子，十里八村的孩子们，把这里当成了最开心的游乐场。铁塔上有一个涂成红色的圆盘，那红色，只有攀到塔顶才能看到。时至今日，村里的老人们还津津乐道。20世纪60年代末，塔被毁了，台子也被挖平了，挖掘时，不时有半米高的陶罐从沙土中滚落。村民把这些大小不一的陶罐拿回家，作水罐、作花盆、作腌菜缸、作茅厕里的坑桶……后来，村里读“大书”的人回乡说，这些陶罐是古人盛骨灰的，从器型上看，有辽代的，有金代的，还有高句丽国的。消息传开，把陶罐当水罐、当腌菜缸的难免狠吐了几口唾沫。

在老乡的引领下，我来到南大台，看到的却是一个水面宽阔的鱼塘，一条条露出脊背的大鱼，拉着人字形的水线，交织成一波波的涟漪，荡漾开来，像是在慢条斯理地讲述着这里曾经和正在发生的故事。

人类生存离不开水，逐水而居成为人类最朴素的生存方式。而社会的发展进步，最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有意识地开始了对河流的约束，其手段就是疏浚河道、建坝筑堤。明中叶，此处开始有计划地兴修水利，到明后期，流入辽泽的水系陆续被引入辽河，成为辽河的支流。沿河筑坝，固定了河道，千里辽泽成了广袤的辽河平原，一马平川、沃野千里，辽河两岸渐渐有了繁密的人烟。

1930年编撰的《辽中县志》，简略记载了生活在卡力马村的一位富贵贤达的种种善举，还着重提到了他参与修筑辽、蒲两河堤坝的事迹：

“祁成，字守业，居邑西卡力马，家富有，好施，自清光绪十六年，每岁终施粥一月，施棉袄、裤若干件。村外施有养地，另备地三百亩，以每年所得租金，充作过年施舍贫困户，每人秫米数升，粳米一升，白面二斤之资。其子俊义亦好赒恤，每有丧不能葬者，辄捐给棺木。至光绪二十一年，值兵燹之后，遍地哀鸿。江南义赈局严（绅）佑之入境放赈，成（祁成——笔者注）首先捐输多金，呈缴筹赈局后，严又汇解两万金，修建辽河两岸堤坝，筑高加厚。责成（祁成——笔者注）经理上下游，百余里一律巩固，水患渐少。蒙赐额‘乐善好施’。又三十年，蒙新民府委修县东敖司牛沿蒲河堤坝，事属创举。昕夕经营，病殁于役乡。民至今颂之，又蒙赐额‘援弱以道’。”

暗合了“水利万物”之语，辽河航运，辽、金、元的记载屡见不鲜，但时断时续，都没形成规模，也没有固定航道。

聚百川而成势的辽河，直至清初，才真正拉开了航运的序幕。咸丰年间，牛庄（营口）辟为商埠，辽河航运迅速发展。光绪年间，航行在辽河上的各种船只多达两万艘，上行杂货，下行豆谷、特产，通过营口港运往大连、天津、烟台等沿海港口，甚至远到仁川、长崎、新加坡等外国口岸。辽河沿途设50余座码头，辽中域内的说理、榆树、卡力马名列其中。这3座码头中，规模之大、配套之全、辐射之广、货运之巨均非卡力马莫属。

码头，让卡力马成为方圆百里内名噪一时的商业重镇，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辽河航运因陆路运输的崛起而停运。

关外鏖兵必争地

千里辽泽，并没能搁浅帝王们对疆土的垂爱和征伐。

隋炀帝杨广，自隋大业八年（612）起，连续三年三次亲征，海陆并进攻打高句丽。他两次亲抵辽河西岸，组织隋军架设浮桥，攻击对岸的高句丽守军。还曾亲自渡河，之后令兵卒撤去身后的浮桥，唱了一曲“破釜沉舟”的慷慨壮歌，以激励隋军。进军途中，居高临下、俯视前线的晒衣台一带，便是隋军预先占领的瞭望台、进兵地、留守处和粮草贮备所。

唐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李世民起兵洛阳，挥师辽东。唐将李“军发柳城，向怀远镇虚张声势，暗潜师从通定北进，出其不意渡过辽水，进至玄菟郡……”这里所称的通定、玄菟即为现在的新民、沈阳，而怀远镇就在今天辽河故道西域的辽中境内。

明末，长堤短坝锁定了辽河河道，水势湍急的辽河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守则易，攻则难。萨尔浒大战，努尔哈赤统领的八旗兵勇以少胜多，大获全胜，继而攻克辽阳，后金迁都于此，四年（1625）后，又迁都沈阳中卫。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尊沈阳为盛京。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在盛京称帝，立国号大清。

屡遭重创的明军退守辽河西岸，与清军对峙。辽河成了明朝与大清对垒的前线。皇太极敕令修筑“盛京叠道”，从盛京直达辽河东岸，以为战备之需。又以牛录的规模，驻守辽河沿岸。八旗军制，由下而上，300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一固山共7500人。辽中地区有10余个牛录驻守，如大邦牛录、小邦牛录、冷司牛录、巴沙牛录等。其中阿司牛录、敖司牛录主要御守方向就是卡力马所处的辽河沿线。之后的许多年里，双方此消彼长、互有攻守。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清军终于踏过辽河，兵抵山海关。1644年，清兵入关，问鼎中原。龙兴之地的关东，成为清廷悉心建设的大后方，辽河两岸成了鱼米之乡。牛录卸去了战袍，依托昔日的营盘，一个个村镇逐步形成。

卡力马应运而生。

说到卡力马这个名字，人们顺理成章地认为是满语的音译，经蒙古语、满语专家的确认，实为蒙古语音译。蒙古语和满语形似一对“双胞胎”，民间对它俩有个既形象又有趣的描述：“中间一根棍儿，两边都是刺儿。上下一拧劲儿，就是蒙古字儿；中间一根棍儿，两边长满刺儿，加上圈和点儿，就是满文字儿。”瞧瞧，不是专家，谁能分辨得清？其实，自千年前的辽朝起，金、元以降，直至大清，北方民族盘根错节，相互交融，从未真正地割裂。从卡力马过辽河，北去30里，同属辽中的老大房，原名叫老达房，因蒙古族民聚居而得名。不妨杜撰一个史料无凭的场景：几个身着蒙古袍的汉子，骑着马，上了辽河（清初辽河改称巨流河，本文中统称辽河）右岸的大堤，他们刚刚完成对老达房段辽河的考察，准备筹款在那里建个渡口，经营两岸往来的生意。接着，又一路向南，很快就到了卡力马对岸。小山一样隆起的南大台举目可见，南大台下，几炷炊烟隔河升起，像高挂的条幅欢迎着他们。他们知道，过了河，就有一条土路通往东面的长胜堡（今茨榆坨）、长滩和彰驿站并直通盛京。一条岔路转往东南，就到了小北河、辽阳。河西的满都户、老达房、大黑、牛心坨、古城子都是人口密集的重镇，两岸、两地取一条捷径，这里就是不二之选。依托辽河，不久的将来，这里还会是个做航运码头的好地方。下行，可经台安，抵海城达营口；上溯，可过新民，经康平到郑家屯。就选这个节点做渡口吧！起个什么名字呢？卡力马纳！卡力马纳！

口口相传，卡力马纳简化为卡立马。

于是，兴盛的渡口出现了，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寓意吉祥的村名卡力马和两条崭新的榆木渡船。

民国二十九年（1940），二月二，龙抬头，卡力马村，一幢青砖造壁、黛瓦封顶的宽房大屋里，锡壶里烫着烧酒，铜火锅里滚着酸菜白肉，正值壮年的郑玉臣热情地招待着客人。这所宅院，是当年闯关东的祖太爷传下来的，去年刚刚翻建。后来，为人仗义、处事得体的郑玉臣，生意做得红火，成了十里八村叫得响的人物，这所房子就被叫作“郑摆渡房子”。郑玉臣的孙子，退休不久的郑国龙，在与我的聊天中，说起这些往事还滔滔不绝，一脸骄傲。

经营码头的河西刘家，为卖个好价钱，把渡口拆分东西两处，渡船一边一条，西边的卖给了河西二道岗子的赵家，东边的转让给小有积蓄的郑家。做了文书，按了手印，这边交钱，那边交船，卡力马渡口迎来了新的主人——郑玉臣。

辽河开河，摆渡开始经营。对岸的赵家，这边的郑家，为避免发生矛盾，想了个“和气生财”的办法：即两家都是去时带客回来时空船，为河对岸的渡船留下客人和收入。两家监督守约，换来一时的和气，收入却大打折扣。遇到车马过河，一条船无法承载，需两条船并在一起，铺上一排厚重的木板才能渡河。条件所限，赶走了很多潜在的大客户，一个好端端的买卖，硬让他们两家做成了鸡肋。无奈之下，经人点拨，两家合股，生意渐渐好起来。郑玉臣为人善良，坚持对教书先生、游方僧道、江湖艺人、贫苦雇工、奔丧苦主免收船资，合股的两家屡屡为此争执。为人心性和做事理念的不同，终致两家分道扬镳，从此各行其是，互不顾及。好心有好报，郑家的渡船常常满载，有时还要等到排队。赵家的渡船生意却一落千丈，最后实在挺不下去，托人说情，把渡船低价卖给了郑家。“郑摆渡”的名号从此取代了郑玉臣的大名，越叫越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