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复：微笑是一种力量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百废待兴，许多蒙冤受难的知识分子逐渐落实政策，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但是住宿成了很大的问题。辽宁省文联、辽宁省作协及《鸭绿江》编辑部回到了“大灰楼”办公，一楼二楼全都是办公室，一部分家属住进了三楼，整个“大灰楼”挤得满满当当。后来回到沈阳安排工作的，实在没地方住，辽宁作协就在“大灰楼”南面的院子里盖了一些红砖简易房。确实简易——红砖上面都没有抹灰，房顶用的是油毡纸，那些房子看起来就像现在工地临时搭建的工棚。如此简陋的住房对曾经下放过农村的人们来说，还是比在农村的居住条件好多了，所以他们欢天喜地搬了进去，单复家就是其中的一户。

我出生于1961年，那时候单复已经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劳改农场改造，所以我小的时候并没见过他。1978年单复重新回到《鸭绿江》杂志社工作时，我才在院里那一排简易房门口见到了他。那天父亲带着我去看望刚刚乔迁进入简易房的单复，单复的个头不高，脸上一直挂着微笑，眼睛弯弯，嘴角上翘，右手一直插在兜里，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右手在上中学的时候打篮球受了重伤，因家庭困难没能够得到有效医治落下残疾。单复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南方人，但不像某些乡音不改的人让我们根本听不懂，仔细听来还是能懂的，据说这是南方普通话。后来我又结识了单复的儿子单明，他脸上的微笑跟单复非常相像。再后来我又认识了单复的老伴康秀芳和他们的女儿，二人脸上也都带着同样的微笑。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见到单家人，就同时见到了他们脸上的微笑：一个都不能少，一刻都不能少。受尽苦难冤屈的家庭，全家人还能保持这样的笑容，需要有多么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和内在的涵养！当时我问父亲为什么要领我见单复，父亲说单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散文大家，一个敢说真话的正直的人。听了父亲对单复的评价，我十分不理解，问道，那这样的人为什么能被打成右派呢？我父亲欲言又止，若有所思地说，他这种类型的人被打成右派的不止他一个。父亲当年没说出其中缘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今老父亲93岁高龄卧病在床，更无法说清了。

单复本名林景煌，生于1918年，祖籍福建泉州。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与东南亚各国隔海相望，泉州是著名的侨乡，早在清朝时期很多人就为生计下南洋谋生，成为华侨。单复的祖父早年去菲律宾讨生活客死他乡，其父在他刚刚出生之后便去了菲律宾，目的是把祖父的骨灰运回到故乡安葬，结果却是一去不复返。丈夫杳无音信，单复的母亲独自带着他们姐弟生活。母子三人相依为命，活下去就是最大的命题。在那个年代有成年男人的家庭生存都很艰难，一个女人领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困苦可想而知。在人们的认知里，侨乡出来都是富豪，其实不然，漂泊海外的大部分华侨生活很艰难，李嘉诚那样的人物属于凤毛麟角。

单复稍微懂事的时候听到村里的人风言风语，说他爸爸在那边找了一个菲律宾女人并且有了孩子，不要他们母子三人了。懂事的单复并没把这些消息告诉妈妈，他清楚地知道爸爸是他妈妈的精神支柱，妈妈每天不管多忙都要上炷香，逢年过节还要搞一些祭祀活动，这是海边渔村所有妇女在丈夫出海后必做的事。单复的母亲主要靠织渔网养家糊口，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她的手就像机器一样，左右翻飞上下舞动，偌大的渔网像工艺品一样，很快就织成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单复的姐姐从小就帮着妈妈干家务，带弟弟，减轻妈妈的负担，可以说单复的童年是在姐姐怀里和背上长大的。单复的母亲要像一个男人一样承担家庭的全部，所以她展现更多的是男子汉一样的刚强、坚毅和担当。她每天除了织渔网以外，鱼市上有什么零活儿她都干，每当出海的渔船一靠岸，村里就一传十、十传百响起吆喝声，这吆喝声就像冲锋号，村里的妇女们立即拿起扁担箩筐向岸边码头奔去。船上的人把鱼装到筐里，妇女们争先恐后地扛起扁担，把鱼送到市场，两个箩筐里鱼的重量有百八十斤，渔乡的妇女普遍个子矮，箩筐的底部几乎贴近地面，扁担被压得弯弯的，一走一颤，重担压在肩上，妇女们却没被重量压倒，肩扛扁担行走如飞，一边走还一边聊着天，说笑着家常。她们平时没有时间聊天，这段负重前行的路程，被她们赋予了娱乐性质，是她们一天中最欢快的交际时光。

在单复的记忆中，母亲因为生活重负平时不苟言笑，而且很严厉，真正带给他童年快乐的大都是姐姐。南方夏季炎热，姐姐每天都会从家里的树上摘下熟透的荔枝装进竹篓，用绳子拴着放到水井下，单复在外头跑热了，回到家里，姐姐就从井里把篓子提上来，让他美美地吃一顿清凉的荔枝。那荔枝在水井里浸泡后，咬上一口又凉爽又甘甜，让人终生难忘。姐姐非常知道母亲的辛苦，从十几岁就开始帮着妈妈编织渔网，“渔家姑娘站海边，织呀嘛织渔网。”这首歌肯定是没织过渔网的文人编的，音乐听起来轻松欢快，就像外人看起来编织渔网动作轻灵优美，其实不然，渔网的绳子非常坚固，大人的手都会被磨出厚厚老茧，何况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小女孩儿？姐姐还没长成的小手经常被磨得裂口出血。母亲心疼女儿，不让她干这个活儿，懂事的姐姐坚持要做，很快就练成了编织能手，满手厚厚的老茧，已不像是一双小姑娘的手。待到姐姐十四五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偷偷地跟在妈妈的后面去市场挑鱼了，从码头到鱼市挑一趟可得两三角钱。第一次挑鱼时，姐姐一直藏在妈妈的后面，直到过秤时才被妈妈发现。妈妈死活不想让女儿干这么重的体力活儿，同样倔强刚强的母女两个人推来搡去互不相让打成一团，最后两人又抱在一起放声大哭。生活给母女俩的担子太重了。最后倔强的小姐姐还是帮助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纤小的身影，汇入往来穿梭的人流中。姐姐担鱼的第一笔收入就给单复买了学习用品，姐姐比母亲更懂得学习的重要性，而且姐姐坚信聪明的弟弟会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单复后来成了一代著名作家，最想告慰的就是姐姐。

每年的端午节是小渔村最热闹的节日之一，姐姐带着单复包粽子。南方的粽子里面会装上很多好吃的，有用桂圆干、莲子、红枣包的甜粽子，也有用火腿、叉烧肉、红焖肉包的荤粽子，还有什么佐料也不加的淡粽子，这三种粽子都要包，不然邻居们会给家里送来，刚强如母亲的姐姐不想给邻居们添麻烦，也怕有伤自己的脸面。姐姐织渔网的手包粽子也巧夺天工，两片竹叶子一叠一折变魔术似的，一个精巧的三角粽子就出来了，再系上一根五色丝线就更好看了。

孩子们从端午节这一天起开始下海游泳，渔村叫作“游龙王水”，目的是讨个吉利。单复最喜欢的一个水中游戏，是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玩“兵捉贼”。一群孩子扮演“兵”，一个孩子扮演“贼”，“兵”把“贼”围在中间，“贼”用潜水的方式想办法逃出围堵就算胜利。南方人水性都好，特别是单复天生就像大海里的鱼，他扮演“贼”时，一个猛子潜入水里，很快就能从另一个地方，也就是“兵”的背后钻出水来，那些“兵”还傻傻地在到处找他。母亲怕单复溺水断了香火，从来不让他去游泳，只有姐姐偷偷地给他打掩护，但是有一次还是被母亲发现了，于是单复被关进小黑屋，妈妈用棍子把单复狠狠地揍了一顿，姐姐拦不住，无奈只好找邻居大妈才把妈妈劝住了手。

小渔村的人结婚都早，姐姐16岁时就嫁给了一个缅甸华侨，单复送别姐姐大哭了一场，他知道最爱的亲人今后很难再像过去那样整天和他在一起、呵护自己了。姐夫一家都是好人，也能善待姐姐，但是好景不长，缅甸排华时，姐夫一家在缅甸的所有资产都被抢劫侵占，最后没法继续在缅甸生活，姐姐只好带着几个孩子去了香港，过上了打工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初，姐弟俩阔别数十年以后，单复才有机会在香港与姐姐见了一面。

单复在乡下的小学毕业后来到了泉州平民中学读书，正是这所中学的教育，让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这所中学的校董是一批有情怀、懂教育的爱国人士，他们深知要想办好一所学校，首先要请一批好的老师，于是陆蠡、丽尼、吴朗西、静川等先生都被这所学校聘为老师，巴金也经常作为学校的客座教师来学校上课。学校的文化氛围非常浓，这所学校最值得称道的是有各种学生社团，其中文学社团更是人才济济。学校文学社团的领军人物就是陆蠡，他主持办了壁报，经常在上面发表一些文章，他以《海星》为题的系列散文都发表在壁报上，最后集册成书，羡煞众人。陆蠡与单复亦师亦友，陆老师的创作成果极大激励了单复的创作热情，他也开始频繁投稿，每天都要写上几百字，写不完不睡觉。

随着创作水平不断提高，在壁报上发表已经不能满足单复，年轻狂热躁动的心情促使他把一篇名为《替》的散文投递给了当时大名鼎鼎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没想到居然发表了，而且还是头条。单复接到了编辑的来信，附寄几块大洋的稿费，这是一个大数目，够他交一个月的伙食费了。单复喜出望外，明确了一生从事文学工作的方向。他喜欢《庄子》里的故事，给处女作起了个笔名叫“梦白骷”，白骷就是人的缩影。单复认为自己是块当作家的料，处女作在《大公报》一战成名也给了他自信，单复就不断地写，同时也不断地发表，很快他就小有名气了。

单复觉得在泉州偏于一隅难以发展，就同几个小伙伴一起来到了文化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上海。巴金当时是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曾给单复上过课，对单复的文学创作才能也很认可，当时出版社正在招兵买马，单复顺理成章进了编辑部。单复的朋友韦芜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他觉得梦白骷这个笔名灰颓，不够阳光，就帮他改了另一个笔名，这就是后来沿用终身的单复。韦芜说，单复就是矛盾的意思。当时茅盾已经名满天下，韦芜信心满满：谁说我们单复将来不会成为茅盾一样的大作家呢？

在出版社工作一段时间后，单复发现那么有名气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其实只有十来名工作人员，巴金一人身兼数职，重要的稿子都亲自校对，按照当时出版社的出版量和产值，至少要有上百员工才能完成工作，可见那时巴金领导下的出版社多么神奇。单复当时很年轻，一会儿跑印刷厂一会儿约稿，杂七杂八甚至打扫卫生的活儿都干，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在上海期间，他认识了许多文化名人，其中同黄永玉交往密切，成了一生一世的朋友。

在忙碌的编务之余，单复又挤出时间搞创作，他写了很多作品向巴金请教，巴金每每都像对待自己的学生作业一样，字斟句酌帮助修改，修改完成后还亲笔写信推荐给相关报社或杂志，到后来日积月累达到足够文字量，巴金又提议单复出版散文集。单复的第一本散文集《金色的翅膀》就这样在《文化丛刊》中出版了。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单复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除了巴金等师长对他的教育关爱和培养外，他还常同许多文艺青年生活在一起，比如黄永玉、韦芜、阿湛等等。他们是同龄人，都二十多岁，恰青春年少，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每天在一起不是喝点小酒，就是来杯咖啡，从文学说到艺术，从天文讲到地理，无所不谈，无所畏惧，仿佛全世界都在自己手中。黄永玉会画画，生活条件略好一些，卖画有钱了，大家在一起吃一起花，过了一段财产共有、平均分配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总是短暂的，单复的姐夫在缅甸事业上有所成就，也积累了一些资产，姐姐对弟弟思念心切，就多次给单复写信，希望他能够到缅甸去团聚。单复也产生了去缅甸的想法，一则他特别想见分别已久的姐姐，二则在上海的这段时间，单复熟悉了出版业，他想在缅甸华侨中筹一笔钱回国办一个出版社，于是离开上海返回家乡办护照。

单复在厦门等待护照审批期间，经好友介绍出任了厦门《江声报》副刊“人间”的编辑，当时正值解放军渡江前夕，国民党呈溃败之势，大量的国军主力部队，其中包括宪兵三团都跑到了厦门。厦门大学当时有很多进步青年办的报刊，抨击社会时弊，宪兵三团对这些报刊开始进行疯狂的打压。很多进步青年被抓捕，单复对国民党的恶行非常痛恨，便用自己主持的副刊发表文章支持声援学生的反暴政活动。

1948年宋美龄赴美，请求杜鲁门给国民党军援，单复就此选登了一篇讽刺文章《新哭秦庭》，这下捅了马蜂窝，国民党当局对报社发出了警告，同时盯上了单复。厦门已经无法安身，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单复不得不远走香港。这时黄永玉携夫人梅溪也在香港，但他不像单身时，可以和单复同吃同睡。黄永玉把单复介绍给端木蕻良，当时端木蕻良和方成两个单身汉住在一起，单复去了就变成三个单身汉搭伙过日子。三人租住在最便宜的出租屋里面，条件很差，尽管如此，房租还是不能按时缴纳，搞得包租婆经常打上门来讨要。三位文化流浪汉全靠卖文为生，没有什么稳定收入，饥一顿饱一顿便是常态。闲来无事便去海边，捡拾一些海货充饥，不论是谁有了稿费，三人都下大馆子美美地吃上一顿。三人吃饱，三家不饿，原本没有家，也无须养家，三个单身汉就这样过了一段原始公社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