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壮歌行

作者: 张洁

回望十四年抗战烽火,谁不感叹中华民族那段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悲壮历程?十四年的时间跨度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即逝,但作为浴火求生的民族解放战争,十四年却是漫漫长路,留下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烙印。在那场以弱对强的抗争中,东方古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从而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血火战争锤炼了中华儿女的意志品格,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抗日志士壮歌而行,用血肉之躯筑就钢铁长城,《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中国抗战精神最集中的表达。这支歌历经岁月洗礼,其意义早已超出文艺范畴,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一颗闪亮的明珠,并以其卓越的影响力和普遍的认可度奠定了新中国国歌的地位。从重整河山到民族复兴,《义勇军进行曲》早已升华为铸牢民族魂、唱响主旋律、代表中国形象、弘扬中国精神的“国之重器”。

一、开启中国抗战的序章

19世纪中叶,随着明治维新的进行,日本国家实力进一步强大,身处中国卧榻之侧,觊觎之心更加跃动。因为一直“心怀鬼胎”,所以不断催生“恶之花”。当历史的脚步来到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新一轮侵华战争终于再次拉开了序幕。

历史的镜头摇回到1931年,东北的黑土地上,秋高气爽的九月天,人们正期待着丰收。然而,猝然之间,日本关东军炮弹横飞,铁蹄狂踏,中国东北角那片丰饶的大平原一夜之间山河失色。

时任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并参与策划柳条湖事件的花谷正在战后撰写的回忆录中描述:

十八日夜,弯月挂起,高粱地黑沉沉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边选了个离兵营约八百米往南去的地点。在这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放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十点多钟。爆炸时轰的一声,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随着爆炸声响起,河本末守立即向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诬称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并反咬中国军人攻击了他们的“南满铁路”巡逻队。

因为事先就拟定了以爆破声为信号的进攻方案,川岛正立即集结部属南下偷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在现场监督爆破行动的今田大尉,也挥舞着军刀,带人杀向北大营。其他各部队也按计划各就各位,分别担负警戒、联络和进攻的任务。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原征四郎连下四道命令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19日凌晨,又以代理司令官名义发布电令,要求关东军发起全线攻击。就这样,一夜之间,北大营被占;一天之内,沈阳等“南满铁路”沿线计19个城市被攻占;一周内,辽宁、吉林大部分失陷;至11月19日,江桥抗战失败后,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陷落。1932年2月,哈尔滨特别行政区沦陷;1933年3月,热河失守。至此,东北四省一区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意发动的侵略战争,其“为祸之惨,旷古未有”。东北人民顿觉顷刻间乌云压顶。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离乡背井的悲愤,也唱出了沉重的国难伤痛。1932年9月18日,《世界日报》刊文称:

霹雳一声,炮火轰炸,惨声弥天,愁云蔽野,此何日乎?非倭奴占我东省之日乎?……噩耗传来,举国若狂,虽愚夫愚妇,亦皆整额相告曰:‘国将亡矣!国将亡矣!’呜呼!此诚我国空前未有之奇耻;祸迫眉睫、千钧一发之秋也。

1938年9月18日,《新华日报》也发文称:“‘九一八’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要算是最悲惨、最深刻的一个国耻和国难的纪念日。”

日本点燃的法西斯战火固然使我们“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然而最惨痛的屈辱却也刺激了最深刻的内省。空前的战祸催生了抗战的怒潮,1931年9月18日成为了“划时代的一天”,因为它“觉醒了沉醉的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巨轮重新开启了锈迹斑斑的行进枢纽,踏上了浴火重生的新征程,“多难兴邦”的古训再次得以验证。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一时间,身处最前线的辽宁大地上,中华儿女选择了不再退缩,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郁积于心头的愤怒倾泻而出,发出了中国抗战的第一声怒吼、第一声枪响、第一个宣言,站起来第一位抗日志士,组建起第一支抗战队伍,唱响了第一首抗战歌谣——无数中国抗战史上的“第一”爆发式出现在辽宁。如果说中国从抗战开始就转上了一条“觉醒的大道”,那么辽宁就位于这条“觉醒的大道”的出发点上,辽宁历史性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始地。鲜血尽染辽河水,义勇忠魂谱华章,在这场伟大战争中,辽宁地处第一时间和第一空间的坐标点上,见证着中国十四年抗战的历史风云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无数中华儿女如浴火凤凰,不惜死战,践行着“义勇所驱,共赴国难”的时代呼唤。

九一八事变之夜,面对日军关东军的进攻,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爱国官兵出于军人血性,在短暂的彷徨后选择了奋起还击,从而打响了中国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

第七旅是东北军的王牌劲旅,这支队伍不仅素质高,而且装备精良,他们对日军的挑衅早就愤恨不已,摩拳擦掌。那时候,旋律激扬的军歌时常在营区唱响:

痛我民族屡受强邻压迫,最伤心割地赔款主权剥夺,大好河山成破碎,神州赤子半漂泊。有谁人奋起救祖国?救祖国,我七旅官士兵夫,快、快来、快负责!愿合力同心,起来工作。总理遗训永不忘,长官意志要研摩,乘长风直破万里浪,救祖国!

因此,事变发生时,第七旅爱国官兵虽然被上峰的“不抵抗”命令束缚了手脚,但并没有陷入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军情危急之下,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这样回答了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来的关于“不抵抗”的电话指示,他说:

敌人侵我国土,攻我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

我们知道,1911年发生在武昌的辛亥革命“第一枪”标志着中国拉开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1927年发生在南昌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而中国军人在十四年抗战第一现场打响的反击日本侵略的“第一枪”,则标志着中国伟大抗战的开始,中华民族自此步入浴火重生的征途。

同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夜,同样置身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地的沈阳,中国共产党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毅敏正在沈阳三经街81号的居所内,他听闻炮声,马上意识到是日军武装行动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先发表个宣言,要尽快告诉群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省委同志分住各地,时值半夜,怎么办呢?他回忆说:

考虑到自己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原省委书记刚刚在哈尔滨被捕,新的省委书记又不了解情况,无论是从领导的责任,还是出于民族义愤,这个宣言必须由我来写,而且事不宜迟,必须马上着手。

顾不得夜空下炮声隆隆,赵毅敏根据党中央一贯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凝神展纸,奋笔疾书。第二天,沈阳城到处硝烟弥漫,敌人实施了全城戒严和捕杀。尽管风险倍增,中共满洲省委依然秘密在小西边门附近的省委秘书长詹大权家里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研讨修改,赵毅敏提前起草的《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对外发表,宣言不仅揭露了日本侵略的真相,而且重点指出了:

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

工农兵劳苦群众们!只有我们以英勇的斗争能完成它。

这是石破天惊的中国抗战的第一份宣言,其意义足以令今天的我们肃然起敬。当时,中国共产党起步不久,也不过只有十岁的年纪,而且还处在国民党当局连续实施的大“围剿”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已如潜龙腾渊般直面民族矛盾,吹响了震天的号角,成为引领中国抗战的主心骨。

二、东北义勇军投身抗战洪流

在中国共产党核心引领和抗战大势驱动下,社会各界纷纷响应。抗战洪流之中,有东北军爱国官兵的奋起御侮,有公安警察冷静对敌,有知识分子运筹帷幄,有青年学生投笔从戎,有社会名流多方斡旋,有“土匪”“绺子”长缨在手,有“地主”“土豪”毁家纾难。一时间,中国抗战呈现“万山磅礴”之势。其中有一个名字分外鲜活生动,因其最能代表中国民众的力量而神圣不朽,它穿越了时空,以其坚持抗战的自觉性、广泛性、彻底性、艰苦性和重大的牺牲精神而名垂史册,它的大名就是“义勇军”。

“九一八”抗战开始后,东北抗日义勇军也在第一时间同步兴起,很快就发展为“义师如潮”的局面,带着中国人民最原始的斗争精神和最质朴的爱国情感,在缺乏必要装备更缺少政府支持的艰苦条件下,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关东军展开了血战,呈现出“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壮怀激烈。中国著名军事情报专家阎宝航在《东北义勇军概况》中描述:

东北民众,本匹夫有责之意,披发缨冠,纷起义军,转战数月,再接再厉……明知血肉之躯,不足以挡弹雨硝烟,然为表示民族不屈精神,任何牺牲,均所不惜。

那么,什么是“义”?什么是“勇”?“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通常被表达为“正义”“道义”“情义”。青史上历来不乏义薄云天之士,“义”被中华儿女所传承,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勇”从表面看一般指果断、勇敢,一定程度上,“勇”代表了一种行动力。近代以来,无数中华儿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把“义”和“勇”高度统一在追求民族独立的探索中。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战就是以“义”“勇”为基础的。

到1932年春夏,义勇军的斗争渐入高潮,活动范围遍及东北三省及热河省172县中的102县。有关数据显示,义勇军里爱国民众约占50%,原东北军约占25%,绿林队伍约占20%,余者为知识分子、工人、商人,还有地主武装,等等。

义勇军的斗争反映了蕴含在民众中的强大力量和不屈精神,他们的斗争“卒使强敌步步荆棘,四面楚歌;十万甲兵,疲于奔命”。以辽西各路义勇军为例,他们在北宁、营沟、大通各铁路沿线及辽热边界一线广泛出击,战线长达1000公里。从1932年1月到3月,几乎每天都有战斗发生,有时甚至一日数战。据日伪统计,仅1932年7月中下旬的20天内,“南满铁路”沿线就发生被义勇军袭击、破坏的事件1063起,敌人的铁路运输几乎瘫痪。

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华北日报》刊登了庄静的《怎样纪念九一八》一文,其中形容:“自九一八以来,东北民众用义勇军的名义,施行游击的方式,已把乐土的东三省,给日本人造成鬼国了,现在呢,继续努力,必使鬼国普遍成为泥地狱。”美国人主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也指出:“满洲事实上没有不被义勇军袭击的地方,城市和铁道,竟找不出一处来。”

当然,东北义勇军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从抗战兴起到1933年春,仅一年多时间就“伤亡13万人左右”。他们的风骨恰如辽宁省新宾县城北山抗日英雄纪念碑碑文所言:“国人有志,救亡驱虏。壮士悲歌,烽起揭竿。烈士舍身筑起血肉长城,英雄洒血奋战荒野山关。……扬国魂于中外,留希望于人间。”

三、第一支义勇军“轻骑纵马战辽西”

阳关道上我逢敌,

偷袭川原在辽西。

辽彰康法人落落,

新邱杀敌雨凄凄。

孰知土匪能御辱,

哪晓百姓也杀敌。

保卫家乡当义勇,

轻骑纵马战辽西。

(注:“川原”指的是所袭击的日军第十六旅团长川原劲。)

这是最早率众走上抗日战场的义勇军将领高鹏振所作的《无题》,他的身份就是民间俗语常常提及的“绺子”“土匪”,略带美誉色彩的称呼是“绿林好汉”。国难的降临如同一块试金石,让我们看到“土匪能御辱”“百姓也杀敌”的民族血性。

1898年,高鹏振出生于辽宁黑山县英城子乡朝北营子,父亲高品仲曾当过多年庄头,家中有土地三四百亩、房屋三十余间,还经营着“成发和”杂货店和“成发染”染布店,可谓生活无忧。高鹏振少年时不仅书读得好,字写得好,还习得一身武术,他性情豁达,重义气,喜交游,善骑射。因家庭变故,高鹏振辍学到东北军自卫团当差,因驻防在阜新、黑山一带的奉军阚朝玺所部抢男霸女、鱼肉百姓,高鹏振路见不平,单枪匹马杀死了9名奉军兵痞,引来官府追究。忿恨之下,高鹏振投身绿林,报字“老梯子”。因他奉行除暴安良之义举,颇得当地民众好感,被视为“义匪”和“民间英雄”,在辽西、热河东一带被拥戴为“大当家的”,颇有“振臂一呼、四方响应”之威仪。他的老师“金同志”曾经这样介绍高鹏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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