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郁秀：不老的儿童文学情怀

辽宁省作家协会中在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女作家，目前还在世的只剩下一位，就是赵郁秀。

赵郁秀1932年生人，今年92岁，与家父同岁，是有几十年交情的老同事。可惜的是家父年事已高，加之脑血栓后遗症，常年卧床，与外界几乎失去了联系，所以2024年5月我要采访赵郁秀的时候，找不到她的联络方式。后来通过作家徐光荣找到了赵郁秀家的座机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后来手机电话也无人回应。最后我又找到了作协的宁珍志，终于加了赵郁秀的微信，才知道她家里座机基本不用了。加了微信，没想到的是赵郁秀还挺时髦，给自己起了一个昵称“赵老太”，更没想到的是“赵老太”微信玩得还挺溜。

微信上得知赵郁秀住在辽宁省金秋医院干诊病房，我决定去病房探望并采访她。因为大约有三十年没见到她，我预想九十高龄的“赵老太”肯定很苍老，然而一见面才发现她的面容与中年时期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腰身不再挺拔，就像成熟的谷穗弯曲着向大地靠拢。

一见面，没等到我自报家门，赵郁秀一眼就认出了我，远远地伸出双手与我相握。老人家的手上还颇有些力气。赵郁秀说我长得和母亲一模一样，她年轻的时候与我母亲走得很近。我告诉她母亲已经辞世多年了，听到这个消息，“赵老太”眼中欣喜的光突然消退了。

20世纪60年代，我母亲在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当中医大夫，母亲姓薛，在医院里上班时是“薛大夫”，下班回到作协大院还是“薛大夫”。作协大院里大人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找“薛大夫”。赵郁秀说起这段往事又来了精气神，用手比画着说：“你妈手里总是拿着这么长的针灸针，不管啥病都给人一通针灸。我有一次头疼，找到你妈，她二话不说就往头上给我扎针。当时我非常紧张害怕，可扎完针之后立马头就不疼了。我也不知道是你妈针灸好的还是我自己吓好的。”回忆往事，赵郁秀一半认真一半调侃，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笑声还像当年一样爽朗。

听我说明来意，赵郁秀特别高兴，她说辽宁作协的这段历史确实应该有人写，而且她认为我是写这段历史的不二人选。她反反复复强调，自己比现已年近百岁的老作家韶华记忆好，还记得很多以前的事，我写作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她询问。她说：“只知道你这些年搞企业当老板，没想到你退休了还能搞创作，你为辽宁文学界干了一件大好事。”

面前的“赵老太”健康还行，脑筋尚好，于是从她家祖辈开始娓娓道来。赵家祖辈人是从河北老家“闯关东”辗转来到东北安东（今丹东）的，日伪时期，赵郁秀的父亲在一家日本企业学习汽车驾驶技术，同时学日语。至今她记得赵家前辈留下的一句话：“手艺手艺，有手必学好艺，有艺能吃穿，辈辈传下去。”她的父亲学日语学技术同时，还用心收集有关驾驶汽车方面的资料，后来还翻译编写了一本《自动车工学》单行本读物，通过安东市诚文文化书局发行零售，并外邮外卖。

童年赵郁秀常看到父母在家里将印刷精美的淡蓝色书皮的书用牛皮纸包装，然后放到自行车后座上，骑车送到邮局，向外地邮发。那时，她的小学教师曾经问过赵郁秀：“家长干什么工作？哪里挣工资？”小小赵郁秀回答是卖书。老师又问：“你家开书店？在哪里开？都卖什么书？”赵郁秀挠挠头，很为难地回答：“我家就卖一本书，在家卖，不开店。”老师不明白这是什么职业，她也不明白，就知道卖这书挣了钱是给她交学费的，交学费剩下的钱买豆饼面干粮吃了。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不论有多高超的技术，如果没有日本人做后台撑腰，中国人也很难生存，总是过着吃上顿没下顿的生活。虽然当年“方向盘”正经是一门手艺，但是家里人口多，三餐难以为继是常事。“赵老太”自述，说那时大人们都告诉她出生于“大同元年”，“大同元年”指的是1932年，是日本侵占东北后溥仪执政伪满洲国时使用的年号。赵郁秀又给我看了她的工作证，写的出生日期是1933年，其实她应该是1932年出生。什么原因把这个重要的出生时间搞错了，她自己也说不明白。最后老人家一挥手说：“我牢牢记着参加革命队伍是1946年，光荣入党是1948年，时年十六岁，这就行了！”

赵郁秀小时候，尽管家里生活困难，但比较重视教育，这才能读完小学，还考上了中学。1946年初，辽东省委开始组建白山艺术学校，同年10月开始招生。此时赵郁秀正在读初中，因为家庭生活拮据，操持家庭生活的奶奶并不主张孙女继续学习，希望她能找点儿事干减轻家里负担。赵郁秀听到学校招生的人说白山艺校管饭，一想到可以节约家里的饭，也算是减轻家里负担，就自己跑去报名参加了。步行到达学校已经是半夜，食堂的炊事员都睡下了，一听说来了新学员，炊事员赶忙爬起来做饭。赵郁秀一行人吃上了热气腾腾的二米饭和豆腐菜，还没来得及想家，就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白山艺校是我党在东北解放区组建的集教学、创作、表演于一体的文艺团体，1949年秋改称为“辽东省文工团”，历任领导人有白鹰、田少伯、刘芝明、阮牧化等。校内设音乐系、戏剧系、美术系，后又设立文学创作室、白山文艺工作团。学校总共招生三期400余名学员，学员主要是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以及从胶东、营口、海城等地撤出或派来的同志。

赵郁秀当时只有十四五岁，长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显得十分灵秀，由于她在艺校里年龄最小，所以从校长到教师对她都关爱有加。采访到这里时候，我对赵郁秀表达敬佩。我说：“您在那么小的年龄就自己去参加革命，懂得这些道理，真是太让人佩服了。”赵郁秀听了我的感慨，先是一串她那标志性的爽朗笑声，而后她坦诚地说：“我那个时候哪懂那些大道理，当时就是为了一碗饭，到了艺校再也不用听家里人唠唠叨叨了。艺校里的同志大哥大姐都像亲人一样，比家里的亲人还亲，周到细心，吃、住、学习、体育活动，一切都有人管。现在的年轻人理解不了那个时候同志关系是多么真诚，一些革命的大道理都是后来在学习过程当中逐渐明白的。”学校除了教学以外，结合实践排演了大批剧目，如歌剧《白毛女》、话剧《家》、秧歌剧《兄妹开荒》、活报剧《参加八路军》、合唱《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乐器合奏《伏尔加进行曲》、歌曲《解放区十唱》等。赵郁秀在唱歌跳舞方面并不擅长，但在文学方面却才华出众，她的一篇论文《学舞的经验和当前的困难》，发表在沈阳解放后东北第一届文代会前夕的《东北文艺报》上（1948年第1期）。白山艺校的二期学员、在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饰演过洪长青的舞蹈家刘庆堂说，他就是读了这篇论文学了舞蹈。

刚到白山艺校时，赵郁秀年龄最小，她既不会写，也不会唱，更不会演，所以只能干点儿拉幕布之类的杂活儿。后来她渐渐对说唱艺术产生了兴趣，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创作，写了一些歌词，“自己回头看来，那些根本不叫诗歌，也就是顺口溜，但当年也很流行”。赵郁秀说，比如在辽沈战役时写的《反攻歌》，由孙康谱曲，一直唱到新中国成立。第一段歌词是：“反攻，反攻，从东北到关内，反攻，反攻，燃遍了烽火，从黄河到长江，反攻的号声响亮，刀出鞘，子弹上膛，解放人民，收复城乡，千军万马下山岗，全力反攻，勇往直前，我们的力量，日益上涨，敌人的力量，继续下降，反攻反攻，打到南京去，活捉老蒋！”讲到这里赵郁秀又兴奋起来，她一边说着自己写的台词，一边双手比画着台词内容和歌舞动作，显得天真烂漫，让人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活泼少女。

听到赵郁秀乐观的表达，我误以为当年的白山艺校都是这些欢乐的场景。赵郁秀对我的这个判断不以为然。她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白山艺校也经历了许多艰辛和磨难。国民党大部队占领沈阳、安东等大城市后，白山艺校师生只能撤退，去游击区，行军躲避国民党的追击，最后全员上了一条大船，顺着鸭绿江向上游走，经受十二级暴风骤雨颠簸，鸭绿江两岸也被敌人封锁了，船上的补给也不够了，大家只能啃着一点儿玉米饼和干萝卜。饥饿难耐时，大家听着小导员讲着红军长征的故事，赵郁秀似乎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所以她也不再计较是不是能够吃饱，她坚信革命一定能够胜利，困难只是暂时的。一行人忍着饥饿，咬牙坚持，终于到了辽南皮口解放区。

新中国诞生的前夕，赵郁秀激动得连夜写了一个庆祝胜利的歌舞剧本。当时辽东省文联主任谢力鸣命赵郁秀和于颖 （后来现代舞剧《红楼梦》的编导）联合导演。因角色多，赵郁秀自己也要充当演员。那时赵郁秀是个将满十六岁的少年候补党员，一切听从组织安排。街头演出结束后，谢主任让赵郁秀写篇文章交给他。年底，首届东北文代大会于沈阳召开，出刊《文艺报》。赵郁秀交给谢力鸣的那篇文章竟于该报12月25日三版头题发表了（此报为《东北文艺》前身、主编蔡天心）。赵郁秀文章的背后即头版头条——蔡天心的《塑造时代英雄》的大块文章。此前赵郁秀虽发表出版过歌词、剧本等，但登上《文艺报》这样的大雅之堂还是初次，心中不禁暗喜。后来不断接到《东北文艺》的约稿信，她仍不敢联系。

1950年夏季，赵郁秀同别人合写一个三幕歌剧《师徒连心》，准备参加东北首届文艺会演，因抗美援朝会演停止。但是，剧本却在1951年第二期的《东北文艺》上发表了。这使赵郁秀鼓起了勇气，决定同《东北文艺》联系。在炮火连天的日子，赵郁秀在防空洞里写了个儿童剧《五条红领巾》，被辽东省委书记杨海波推荐到全国首届夏令营演出。赵郁秀将演出剧本修改后寄给了《东北文艺》，这是赵郁秀第一次自己主动向外投稿。很快，《五条红领巾》于当年第九期刊发了。

1952年夏天，赵郁秀下乡归来收到一封信，大意是：《东北文艺》一行几人随主编蔡天心来安东（今丹东），很想看看您，您不在，遗憾！署名是杨麦。当时赵郁秀对东北作家马加、舒群、草明、白朗等都极为崇拜，对蔡天心也久闻大名，但不知道杨麦何许人也。一打听，是一位小伙子，赵郁秀打消了写回信的念头。那时她被人喊着“小丫头”“大姑娘”，平时不免大大咧咧，一到关键时刻，她还很注意同男同志的单独交往，不想轻举妄动。但是《东北文艺》却一直向赵郁秀伸出热情之手，1953年第二期又刊登了她同郎纯林同志合写的、曾获东北区调演创作奖的二人转《杨大嫂找马》，责任编辑是浦漫湘同志。

1953年，著名作家丁玲倡导组建了中央文学讲习所，在全国范围内招收优秀青年文学创作者，培养新中国自己的作家，赵郁秀十分幸运被选为第二期学员。她与著名记者李宏林、《东北文艺》女编辑张凤珠成为同学，与女作家刘真同住一个寝室。因为中央文学讲习所挑选的学员都是各地的精英，所以后来他们都成了各个地区乃至全国著名的作家，如邓友梅、玛拉沁夫、李宏林等。

中央文学讲习所聘请的讲师更是一个比一个出名，都是重量级的人物。郑振铎首讲中国通俗文学史（连续四讲），游国恩讲《楚辞》，聂绀弩讲《水浒传》，胡风讲鲁迅，李何林讲新文学，杨宪益讲希腊文学，丁玲和艾青讲各自的创作和经历，曹禺讲莎士比亚。这些专家的讲稿，都由工作人员用蜡纸刻字，油印成册，供学员们日后学习。这些珍贵的资料，赵郁秀一直珍藏着。“文革”期间，赵郁秀插队下乡，销毁了很多资料、书刊，但中央文学讲习所的油印教材一直伴随着她。我第一次采访时觉得这些讲稿具有相当高的文史价值，就请求赵郁秀把讲稿拿出来我复制一份，她说待她的二女儿李琦回国之后一起回家办这件事。李琦2024年6月回国后，就住在老宅里，我开车把赵郁秀从医院送到她家里，也没找到这份珍贵的资料。赵郁秀说她的书房着过一次火，烧了很多东西，另外她家常年无人居住，很多人都有钥匙，这珍贵的资料到底是烧了还是丢了，就成了一个谜团。

1955年秋，赵郁秀从文讲所毕业不久，被调到东北作协任文艺记者。第一个接待她的人是《文学月刊》（《鸭绿江》前身）主编罗丹。他热情又客气，一边介绍编辑部情况，一边交给赵郁秀几篇稿子让她看看。赵郁秀猜测是主编测验她的水平。当晚，作协执行主席师田手找赵郁秀谈话，让她暂时替一女同志去看守草明。赵郁秀不禁一惊，草明是堂堂东北作家协会主席，何须看守？原来草明正在被隔离审查。赵郁秀恐惑不已。晚间被人领进草明同志房间，草明坐在床边热情向赵郁秀打招呼，她习惯地上前要和草明握手，草明没起身，赵郁秀伸出去的双手不知道应不应该放下，真叫一个手足无措。她回忆起两年前，草明到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特意将东三省在文讲所学习的同学李宏林、谭忆、胡昭等人都请去，大家亲切交谈，无拘无束。加之赵郁秀早年读过草明的《原动力》等作品，印象极好，心中满是尊敬甚至是崇拜。现在却被委派执行看守草明的任务，她心里犯了难，不知道如何完成任务。再看草明那不足80斤重的瘦小身躯，从前感到是小巧、精明，现在觉得孱弱、可怜。谈话交流赵郁秀不敢，躺下又睡不着。好容易等到草明躺下，赵郁秀便把罗丹交她的几篇稿子拿出来翻看。其中有一篇署名李云德写的小说《生活第一课》吸引了她，写的是一位刚出校门的女勘探队员初进森林勘探的故事，颇有生活气息。看着看着赵郁秀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一早，还是草明把赵郁秀喊醒。她笑着说：“哎呀！小鬼，你睡得真死啊，我来回出去几次，你动都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