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男一女,我喜欢的两个人

作者: 侯德云

2008年开始,我在延续文学书写的同时,将阅读视角转向了中国近代史。我对历史的兴趣很早就有了,不比爱好文学的时间更晚,但对近代史好奇到要深入“研究”一番的程度,却是十六年前才开始,起点是学者端木赐香的一本书:《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这本书以及后来读到的多部晚清史籍,让我对那段历史越发兴致盎然。这一前所未有的阅读经历改变了我,让我变成一个不含杂质的真相主义者。

2016年6月,我完成了一部关于晚清的书:《天鼓: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一年后由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从对晚清史发生强烈兴趣到完成这部书稿的八年多时间里,我翻阅和精读的晚清史籍和人物传记不下八十种,这些著作中的半数左右,直接成为写作的参考书。此后我的近代史阅读面逐渐加宽,“海外中国学”的诸多著作也都在我的研读范围之内,那些在大清国有过生活和工作经历的西方外交官、传教士、记者和侵华士兵等各色人等的回忆录,让我眼界大开,我由此完成随笔集《西方视角看晚清》的书写。从这一时段开始,我的阅读对象也逐渐由宏观叙事转向微观叙事,密切关注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生态和命运起伏,《龙旗下的臣民》《道咸宦海见闻录》《宫女谈往录》《太监谈往录》《晚清侍卫追忆录》《庚子西狩丛谈》等等作品,都一度成为我的案头书。

这些书中的一男一女两个人,引起我极大兴趣,日复一日地研读,导致我对他们的熟悉程度,如同关系亲密的友人。他们中的一个是我的铁哥们儿,另一个是我的女神。我喜欢他们。

一男是《庚子西狩丛谈》的口述者吴渔川(名永,号槃庵,别号观复道人),浙江吴兴人,曾国藩的孙女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偕光绪仓皇出逃,为尊者讳,史称“庚子西狩”。渔川时任直隶怀来知县,是第一位迎驾的地方官,仓促间预备供张,应对有方,随即随扈西行,奉旨当差,兢兢业业,深受慈禧宠信。二十七年后,1927年,渔川与一众好友同僚,品茗闲话,将西狩往事从头叙述,庄谐并逞,雅俗杂陈,娓娓滔滔,一泻千里。众人环坐倾听,如痴如醉。同坐有心人刘治襄,就渔川所述援笔记录,“纵横左右,狼藉满案”,连续三彻夜草成初稿,经渔川核实补充,加友人序跋,得定稿约十万言,于次年成书刊行,后被译成英、德、日等文字在海外出版,成为研究庚子事变的重要史料,影响深远。

读《庚子西狩丛谈》,我格外留意渔川侍奉两宫以及与随扈大员一再发生冲突的种种细节,同时也注意到他内心深处忽惊忽愕的情绪波澜。我被文本中浓郁的文学性所吸引。

渔川是庚子西狩期间慈禧身边的重要人物,我马上要说到的那一女,也就是《宫女谈往录》中的宫女荣儿(我在小说《西狩》中称她为荣子),同样也是慈禧身边的重要人物。

荣儿是慈禧的贴身丫鬟,十三岁进宫,被挑选到老佛爷身边,为她值夜,侍候她抽水烟,也跟随她仓皇辞庙。十八岁那年,慈禧指婚,将荣儿嫁给了太监老刘。老刘死得早,荣儿孤身一人,慢慢把自己从小寡妇熬成了“何妈妈”。

1941年夏初,一个名叫王锡璠的大学生,因“缝穷”(给穷人补衣裳)结识了何妈妈。两人的住处相距不远。那是战乱时期,灯火管制是常态。漆黑的夜晚,王锡璠常常揣着两包高碎(茶叶末)和一兜子半空(瘪花生),登门拜访何妈妈。在一间用黑布遮窗的小屋子里,一豆昏灯之下,两人对坐,用清宫琐事打发无聊和无奈。一个漫谈,一个漫听。这是一种因缘的开始,此后将近十年时间里,清宫琐事一直都是王锡璠与何妈妈共享的茶点。那时候,任谁都不会想到,这二人的漫谈和漫听,会在四十年后化作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随笔集《宫女谈往录》。该著是我了解清宫生活的重要史料,我从中得知慈禧和她身边那群太监宫女的日常言行,尤其是庚子事变中的逃亡细节。我的阅读期待获得极大满足。

书中的荣儿,除了严守清宫规矩和挨打受累之外,也有欢愉和风光的一瞬:

先说欢愉。“我们白天脸上只轻轻敷一层粉,是为了保护皮肤……晚上睡觉前,要大量地搽粉,不仅仅是脸,脖子、前胸、手和臂都要尽量多搽,为了培养皮肤的白嫩细腻……我们的皮肤调理得要像鸡蛋清一样细嫩、光滑透亮……跟老太后出门,在王公贵妇面前才不致让人比下去……老太后把我们和装饰品同等看待,别人的装饰品不能胜过老太后。”

何妈妈骄傲地说:“多么庄严的金銮殿,必须让瓦匠在殿顶上先撒尿;多么珍贵的燕翅席,必须让厨子先尝第一口。老太后多么精致的化妆品,也必须由我们先试新。”由此可以想见,试新那一刻,荣儿心里会美成什么样子。

再说风光。每年正月初二,荣儿都会穿出一身喜庆,高高兴兴去见家人。一路上,老太监个个止步行礼,道声“姑娘新禧”“小太监则要退到甬路旁一丈多远,两手下垂站好,低着头”,等荣儿走近,他们恭恭敬敬地请了安,再轻声问一句“姑姑好”,连眼皮都不敢往上翻。

荣儿好威风啊。

我抓住这一瞬,创作了微型小说《一辈子的风光》。

不止这一篇,根据何妈妈的口述,我还创作了《大饽饽》《颐和园的一天》《珍妃之死》《太后的午餐》《天恩浩荡》《大阿哥》等多篇微型小说。

没有阅读就没有创作,这话是真理。

何妈妈关于庚子西狩的细节性叙述,点亮了我的创作思维,中篇小说《西狩》的构思,于不知不觉之中开启。

俗话说,“男主外,女主内”,这话用在《西狩》身上,再合适不过。西狩一路,行宫之外,慈禧与渔川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而导致的官员内讧,是小说要表达的一个侧面;行宫之内,用荣子的视角,再现西狩的起始与途中的窘态,是小说要表达的另一个侧面。这两个侧面,都有人物自述和史料来加持,极易上手。我的主要责任,是把这两个人物写活。人物活了,小说也就跟着活了。

此外我还面对一个难点,作为重要小说人物,主外的渔川和主内的荣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搭建?

人物关系,是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元素,切不可等闲视之。在我看来,小说的结构,跟情节关系不大,它是由人物关系来决定的。人物关系越错综,结构也就越复杂。

郑重考虑之后,我让荣子爱上了渔川,也让渔川对荣子抱有好感。

一个嫁给了太监的青葱女子,可不可以爱上一个两次丧偶的真男人?答案是,她当然可以。从人性角度而言,她不光是可以,她还完全有权利往前再走一步。

就这么,我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微观叙事中,增添了少许爱情元素。我相信,小说中的爱情,或多或少会为那段幽暗的历史涂抹一层暖阳般的光泽。

荣子人物形象的完成,倚仗三个完全虚构的情节:一是,荣子听说慈禧将她指婚给渔川,又打算将太监老刘找个借口打死,便立马跪在老佛爷面前,求她饶过老刘一命;二是荣子委托娟子,把毓贤送她的“添梳头油钱”全都给了渔川,包裹里“除了银子,还有一双红绣鞋,鞋面上绣着并蒂莲花”;三是渔川与众官员在黄河渡口跪送慈禧一行的当口,荣子自打上了渡船,眼睛就一眨不眨地盯着渔川,她知道,那是今生今世她看渔川的最后一眼。

渔川人物形象的完成,则来自历史人物的真实心迹,他对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厌烦至极,自求远赴边远之地了此一生。

这是我迄今为止修改次数最多的一部中篇小说,不知能否博得看客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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