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男一女，我喜欢的两个人

2008年开始，我在延续文学书写的同时，将阅读视角转向了中国近代史。我对历史的兴趣很早就有了，不比爱好文学的时间更晚，但对近代史好奇到要深入“研究”一番的程度，却是十六年前才开始，起点是学者端木赐香的一本书：《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这本书以及后来读到的多部晚清史籍，让我对那段历史越发兴致盎然。这一前所未有的阅读经历改变了我，让我变成一个不含杂质的真相主义者。

2016年6月，我完成了一部关于晚清的书：《天鼓：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一年后由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从对晚清史发生强烈兴趣到完成这部书稿的八年多时间里，我翻阅和精读的晚清史籍和人物传记不下八十种，这些著作中的半数左右，直接成为写作的参考书。此后我的近代史阅读面逐渐加宽，“海外中国学”的诸多著作也都在我的研读范围之内，那些在大清国有过生活和工作经历的西方外交官、传教士、记者和侵华士兵等各色人等的回忆录，让我眼界大开，我由此完成随笔集《西方视角看晚清》的书写。从这一时段开始，我的阅读对象也逐渐由宏观叙事转向微观叙事，密切关注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生态和命运起伏，《龙旗下的臣民》《道咸宦海见闻录》《宫女谈往录》《太监谈往录》《晚清侍卫追忆录》《庚子西狩丛谈》等等作品，都一度成为我的案头书。

这些书中的一男一女两个人，引起我极大兴趣，日复一日地研读，导致我对他们的熟悉程度，如同关系亲密的友人。他们中的一个是我的铁哥们儿，另一个是我的女神。我喜欢他们。

一男是《庚子西狩丛谈》的口述者吴渔川（名永，号槃庵，别号观复道人），浙江吴兴人，曾国藩的孙女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偕光绪仓皇出逃，为尊者讳，史称“庚子西狩”。渔川时任直隶怀来知县，是第一位迎驾的地方官，仓促间预备供张，应对有方，随即随扈西行，奉旨当差，兢兢业业，深受慈禧宠信。二十七年后，1927年，渔川与一众好友同僚，品茗闲话，将西狩往事从头叙述，庄谐并逞，雅俗杂陈，娓娓滔滔，一泻千里。众人环坐倾听，如痴如醉。同坐有心人刘治襄，就渔川所述援笔记录，“纵横左右，狼藉满案”，连续三彻夜草成初稿，经渔川核实补充，加友人序跋，得定稿约十万言，于次年成书刊行，后被译成英、德、日等文字在海外出版，成为研究庚子事变的重要史料，影响深远。

读《庚子西狩丛谈》，我格外留意渔川侍奉两宫以及与随扈大员一再发生冲突的种种细节，同时也注意到他内心深处忽惊忽愕的情绪波澜。我被文本中浓郁的文学性所吸引。

渔川是庚子西狩期间慈禧身边的重要人物，我马上要说到的那一女，也就是《宫女谈往录》中的宫女荣儿（我在小说《西狩》中称她为荣子），同样也是慈禧身边的重要人物。

荣儿是慈禧的贴身丫鬟，十三岁进宫，被挑选到老佛爷身边，为她值夜，侍候她抽水烟，也跟随她仓皇辞庙。十八岁那年，慈禧指婚，将荣儿嫁给了太监老刘。老刘死得早，荣儿孤身一人，慢慢把自己从小寡妇熬成了“何妈妈”。

1941年夏初，一个名叫王锡璠的大学生，因“缝穷”（给穷人补衣裳）结识了何妈妈。两人的住处相距不远。那是战乱时期，灯火管制是常态。漆黑的夜晚，王锡璠常常揣着两包高碎（茶叶末）和一兜子半空（瘪花生），登门拜访何妈妈。在一间用黑布遮窗的小屋子里，一豆昏灯之下，两人对坐，用清宫琐事打发无聊和无奈。一个漫谈，一个漫听。这是一种因缘的开始，此后将近十年时间里，清宫琐事一直都是王锡璠与何妈妈共享的茶点。那时候，任谁都不会想到，这二人的漫谈和漫听，会在四十年后化作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随笔集《宫女谈往录》。该著是我了解清宫生活的重要史料，我从中得知慈禧和她身边那群太监宫女的日常言行，尤其是庚子事变中的逃亡细节。我的阅读期待获得极大满足。

书中的荣儿，除了严守清宫规矩和挨打受累之外，也有欢愉和风光的一瞬：

先说欢愉。“我们白天脸上只轻轻敷一层粉，是为了保护皮肤……晚上睡觉前，要大量地搽粉，不仅仅是脸，脖子、前胸、手和臂都要尽量多搽，为了培养皮肤的白嫩细腻……我们的皮肤调理得要像鸡蛋清一样细嫩、光滑透亮……跟老太后出门，在王公贵妇面前才不致让人比下去……老太后把我们和装饰品同等看待，别人的装饰品不能胜过老太后。”

何妈妈骄傲地说：“多么庄严的金銮殿，必须让瓦匠在殿顶上先撒尿；多么珍贵的燕翅席，必须让厨子先尝第一口。老太后多么精致的化妆品，也必须由我们先试新。”由此可以想见，试新那一刻，荣儿心里会美成什么样子。

再说风光。每年正月初二，荣儿都会穿出一身喜庆，高高兴兴去见家人。一路上，老太监个个止步行礼，道声“姑娘新禧”“小太监则要退到甬路旁一丈多远，两手下垂站好，低着头”，等荣儿走近，他们恭恭敬敬地请了安，再轻声问一句“姑姑好”，连眼皮都不敢往上翻。

荣儿好威风啊。

我抓住这一瞬，创作了微型小说《一辈子的风光》。

不止这一篇，根据何妈妈的口述，我还创作了《大饽饽》《颐和园的一天》《珍妃之死》《太后的午餐》《天恩浩荡》《大阿哥》等多篇微型小说。

没有阅读就没有创作，这话是真理。

何妈妈关于庚子西狩的细节性叙述，点亮了我的创作思维，中篇小说《西狩》的构思，于不知不觉之中开启。

俗话说，“男主外，女主内”，这话用在《西狩》身上，再合适不过。西狩一路，行宫之外，慈禧与渔川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而导致的官员内讧，是小说要表达的一个侧面；行宫之内，用荣子的视角，再现西狩的起始与途中的窘态，是小说要表达的另一个侧面。这两个侧面，都有人物自述和史料来加持，极易上手。我的主要责任，是把这两个人物写活。人物活了，小说也就跟着活了。

此外我还面对一个难点，作为重要小说人物，主外的渔川和主内的荣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搭建？

人物关系，是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元素，切不可等闲视之。在我看来，小说的结构，跟情节关系不大，它是由人物关系来决定的。人物关系越错综，结构也就越复杂。

郑重考虑之后，我让荣子爱上了渔川，也让渔川对荣子抱有好感。

一个嫁给了太监的青葱女子，可不可以爱上一个两次丧偶的真男人？答案是，她当然可以。从人性角度而言，她不光是可以，她还完全有权利往前再走一步。

就这么，我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微观叙事中，增添了少许爱情元素。我相信，小说中的爱情，或多或少会为那段幽暗的历史涂抹一层暖阳般的光泽。

荣子人物形象的完成，倚仗三个完全虚构的情节：一是，荣子听说慈禧将她指婚给渔川，又打算将太监老刘找个借口打死，便立马跪在老佛爷面前，求她饶过老刘一命；二是荣子委托娟子，把毓贤送她的“添梳头油钱”全都给了渔川，包裹里“除了银子，还有一双红绣鞋，鞋面上绣着并蒂莲花”；三是渔川与众官员在黄河渡口跪送慈禧一行的当口，荣子自打上了渡船，眼睛就一眨不眨地盯着渔川，她知道，那是今生今世她看渔川的最后一眼。

渔川人物形象的完成，则来自历史人物的真实心迹，他对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厌烦至极，自求远赴边远之地了此一生。

这是我迄今为止修改次数最多的一部中篇小说，不知能否博得看客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