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是个好人
作者: 陆天我的父亲陆明友生于1932年,身高一米八四。在他的年代里,那是一等一的大高个儿,所以文艺界的人们习惯称他为大陆。
父亲在辽宁省作家协会工作了一辈子。在作家圈子里,评价一个人首先是看他的作品,而我父亲却没有像样的大作品。奇怪的是,作协老一辈提到他时都众口一词:“大陆是个好人!”起初军旅作家胡世宗等一两个人这么说我还没在意,后来每一次见到作协老一辈甚至他们的子女,对方往往开头就是这句:“你父亲大陆是个好人!”然后给予我高得出乎意料的待遇。及至我表达感谢,对方还是那一句:“你父亲大陆是个好人!”世间万事皆有因果,我的“待遇”应该是来自父亲的“好人红利”。
父亲对我的期望是“一本书主义”。这是作家丁玲提出来的观点,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和来历了。病榻上的父亲语言含混,却还能讲清楚“一本书主义”。这是丁玲在主持中央文学讲习所时对青年作者说的话:“你们一定要出一本书,来表明自己的实力。有了一本叫得响的书,你在文坛的地位也就站住了。”当年丁玲来辽宁讲学,都是父亲接待,父亲对“一本书主义”深以为然,可惜那时他早就主动放下了手中的笔,从事创联工作,所以父亲希望我能写出一本“叫得响的书”,既完成他想写一本书的心愿,也完成他望子成龙的心愿。而我那时年少轻狂,对此颇不以为然,我认为“鲁郭曹巴老茅”写了那么多精品,足够后人读了,肯定不缺少我写的一本。所以我今年从政,明年下海,忙得不亦乐乎,早就把“一本书主义”抛之脑后。年轻时不懂父亲,懂得父亲时儿子也到了老年。我退休之后才开始文学创作,文学热虽然已经消退,但是我并不遗憾。因为我不想用文学赶浪潮或者赶时髦,我只是用文字记录和思考,这篇关于父亲的文章,也是我记录和思考的一部分。
父亲祖籍河北卢龙小陆(六)百户村,据内人考证(她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系,言必称考证),北魏孝文帝改革时要求鲜卑人与汉人通婚同姓,当时有一支“孤陆跋氏”鲜卑人聚积在小陆百户村,后来都被改成了汉人的陆姓,所以我很可能就是这一批鲜卑人的后代。鲜卑人的特征是身材高大、大饼子脸,这些特征在我们父子俩身上都有体现。
20世纪90年代我曾经去那里寻祖。从古至今,小陆百户村都是贫瘠的小村庄。闯关东的时代,少年祖父家里一贫如洗,来到沈阳皮革工厂做学徒工,年纪轻轻就成了家。兵荒马乱的年代,小皮匠一个人都三餐难以为继,何况要养活一大家人?祖父很年轻就死于饥饿。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祖母顾不得悲伤,因为还有三个孩子嗷嗷待哺的嘴。祖母接过了丈夫的工具,去了皮革工厂顶替丈夫继续卖苦力。据父亲回忆,祖母每天干完活儿,傍晚发工钱,伯父就等在工厂门口,从母亲手中接过微薄的薪水,一路飞跑去买米买柴,一家人才能吃上晚饭。
父亲十四岁在工厂做学徒工,没有任何财产,只有需要赡养的老母亲,还有两位兄长。建国之初,中央为了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选调工农干部进入大学本科学习。我父亲因此成了辽宁大学中文系首届学生。因为年龄大于其他学生,出身根红苗正,又是党员,所以父亲在同学中有一定威望。
父亲心地善良,因为善良吃了不少亏,但他从不介怀,善良不改,坚持一生。反右时期,班里的两个同学李德才和齐振国被定为右派,被取消了饭票。李德才家在农村,一连几天吃不上饭。父亲看见同学饥饿难耐,怜悯之心占了上风,冒着风险私下给了李德才几张饭票,叫他赶紧去食堂吃饭。当时饭票是定人定量的,给了李德才,父亲就得每日三餐缩减成两餐。被饥饿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李德才手捧饭票,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反反复复就说一句话:“学兄你是好人。”父亲原本以为自己每日少吃一顿饭挨点儿饿挺得住,可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这件事后来被上面知道了,认定父亲是右倾,鉴于父亲根红苗正,最后只给了个处分。当时父亲已经撰写了二十多万字的《秋瑾传》书稿,也被认为有右倾问题,父亲害怕惹出更大的麻烦,含泪把手稿烧掉。“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父亲自己亲手毁掉了多年的心血,从此谨言慎行,但他还是改不了“同情”。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他一辈子不改,也改不了。
80年代初,李德才右派摘帽后被安置到沈阳锅炉总厂任办公室主任,主管宣传工作。他那时依然单身未婚,节假日经常到我家,和父亲聊天儿,吃我母亲张罗的尖椒炒干豆腐、油炸花生米。母亲厨艺好,简简单单的食材就会变出花样翻新的美味佳肴。父亲与李德才的交往,从送饭票上升到请他直接来家里蹭饭。那时候已经是改革春风吹满地,我父亲也与时俱进,有了一些经济头脑,就跟李德才介绍,说《鸭绿江》杂志发行量几十万册,封底可做广告,每版五千元广告费。当时的《鸭绿江》杂志主编范程宣布:任何人拉来广告都给提成。我父亲问李德才能做一期广告吗?李德才说这事儿正归他管,于是与《鸭绿江》编辑部签了合同。后来,这个广告一炮打响,连续卖了好几台锅炉。这笔广告提成款,李德才分文未收。他说他活到今天,全靠学兄当年的救济,他终身无以报答,这点儿提成就给孩子当学费吧,他又没有孩子,就拿陆虹当他自己的孩子吧。李德才就是这样,恩惠他人还总能找到理由,维护对方的自尊心。他说是跟我父亲学到的。父亲又是跟谁学到的呢?不得而知。
60年代初,我家搬进张学良旧居院内的前小楼,那时院里假山还是初建时的模样,童年的美好让人难忘。我童年时最好的朋友是作家韶华的三儿子周海宏,他从小弹得一手好钢琴,长大后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还做过中央音乐学院的副院长。众所周知,对一个钢琴家来讲,手是多么重要!许多外国艺术家花重金为一双手投保,可见手对音乐演奏人的重要性。海宏从小淘气,经常干些冒险的事儿。记得他五六岁时,在前小楼中厅摆弄一台成人的二八自行车,我俩轮流用手摇自行车脚镫子,车轮架在车架上越摇越快,我俩玩得欢声笑语、不亦乐乎。正玩得起劲,不知道为什么海宏的手指一下卡在自行车链条里,痛得海宏顿时哇哇大哭。大人们听到海宏撕心裂肺的哭声都赶了过来,但看到此情此景又都无计可施。这时我父亲拿着工具赶来,他在工厂做过七级钳工,这时经验派上了用场。他先把车轮和链条固定住,避免对后来的音乐家周海宏的小手造成二次伤害,然后找到链条的连接部位,轻轻几下就把链条打开了,海宏的手居然没受一点儿伤。海宏破啼而笑,围着我父亲像小狗似的转了好几圈,嘴里不停地用河南老家的腔调说:“大陆叔叔你真好,我以后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你一口。”
“文革”开始后,作协办公楼里楼外贴满了大字报,批斗会也是一场跟着一场。我们院里的孩子不明就里,也跟着看热闹。马加、方冰、韶华等作家是主要揭批对象。我父亲一贯保持与人为善的风格,没写过一封揭发老干部的信,也没针对斗争对象写过一张大字报。
60年代,青年作者刘镇还在沈阳机床三厂当工人,在诗歌创作方面已经崭露头角。前几天我同刘镇儿子通话时,得知刘镇亲口对他讲述的一段往事。当年我父亲为了了解刘镇工作、生活、创作的状况,特意代表作协去机床三厂体验生活,与刘镇同吃同住同劳动,感受刘镇工作之余坚持创作的辛苦和不易。结果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刘镇可能是看到“省作协领导”光临,难免心激动、手颤抖,手中的钢块滑落砸在脚面上,鲜血流了一地。我父亲身大力不亏,二话不说,背起刘镇就往厂医院跑。正值夏日,俩人都满头大汗,我父亲是跑得太快累的,刘镇是疼的。这件事让如今八十高龄的刘镇念念不忘,知道他儿子和我有联系,刘镇一再嘱咐他儿子代问我父亲好。我父亲回到作协后打了个报告,详细介绍了刘镇在重体力劳动下业余搞创作实属不易,他的作品能反映工厂生活,有代表性,建议作协抽调刘镇为作协专业作家,以便刘镇有更多的时间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件事被撂下了。直到1980年,方冰重提此事,刘镇才终于调入辽宁作协成了专业作家。刘镇也不负众望,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囗的优秀作品,享誉中国诗坛,成为工人作者中的标志性人物。
“文革”中期,大批省直机关干部被下放到盘锦五七干校。我父亲被分到十二大队七班,这个班里有好几个省级领导,如强晓初、仇友文等。我父亲被任命为班长,主要是负责监视这些老领导。这个班里还有两位一般干部:一位是建委的张芝林,因为有二百零六斤的体重,大家都叫他“二〇六首长”。张芝林为人比较憨厚,与我父亲是一类人,属于温和派。另一位是某君,总想搞事情立功。有一天,某君找到了一个机会,前副省长仇友文有一台小收音机,调台时不经意调到了外国台,恰巧被刚进屋的某君发现,于是就厉声呵斥道:“你好大胆子,竟敢当众偷听敌台。”仇友文辩解道:“我调台时不经意碰到的,而且我也不懂外语,我能偷听什么?再说,屋里还有其他人,我怎么是偷听了?”某君不管仇友文怎么解释,始终不依不饶,非要把偷听敌台这顶大帽子扣在仇友文头上。我父亲平时对某君的做法就颇不以为然,这次实在是忍无可忍,义正词严地对某君说:“我以党性保证仇友文没偷听敌台!如果他听了,我和屋里的几个人都是同谋,你们承认你们是同谋吗?”屋里的几个人平时都讨厌某君爱无端生事,但是也不太敢惹他。这回不一样,一听说有同谋的风险,人人自危,谁也不愿戴上这个无中生有的大帽子,于是众人都说刚调到外国台某君就进来了,确实没有一个人偷听敌台。某君看大家都这么说,不知道是相信了,还是怕惹了众怒,就不再吱声了。自从“同情右派”被处分以后,父亲谨小慎微,不过一到关键时刻,他见不得别人受苦的天性又顽强地显现了出来。父亲的善良是刻在骨子里的,面对打压,他用自己的坚持,完成了自我疗愈,好像一切苦难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搬运大米,强晓初扛一百斤大米摔了个跟头,伤得不轻。收工后他找我父亲说:“大陆同志,我可能出问题了,肋巴扇儿一喘气就疼。”我父亲知道强晓初是个要强的人,五七干校讲究“轻伤不下火线”,他一定是身体出了大问题。于是父亲连夜找当权派汇报,当权派同意我父亲陪同强晓初回沈阳到医大检查一下。医大二院(今盛京医院)医生王汉臣是我父亲的多年好友,是一位医学素养极高的外科医生。他的职业口头禅是:“哪里不舒服?我给你切开看看?”王汉臣看到强晓初疼得直冒冷汗,用手一摸,说肯定是肋骨断了,马上住院。强晓初后来遇到马加时说:“大陆同志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是个好人!”正是因为那些年代建立起来的友谊,到后来强晓初在中纪委任书记时,因为五七干校“二〇六首长”张芝林的错案,我父亲专程去北京找到强晓初,强晓初当即在张芝林的申诉材料上做了批示,还派他的秘书把我父亲用大红旗轿车拉到中纪委招待所吃了一顿饭。强晓初万分感慨地对我父亲说:“大陆同志,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老样子,不整人,帮助人,为了别人的事还能专程跑北京来,真是难得呀。”张芝林的案子经过我父亲多次找各级领导协调,包括找到《辽宁日报》著名记者李宏林写了内参,最终得以纠正。
五七干校时期,一部分老干部举家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马加和夫人申蔚被下放到了昭乌达盟(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一个偏远的小村庄。我母亲先到了工厂,因此我家一直没离开沈阳。我父亲虽然远在盘锦干校,但相对来说,比下放到偏远农村的老干部生活条件要好一些。马加是父亲的老领导,慈祥宽厚,在任时对父亲十分赏识,对我全家多有关照,当我家生活出现困难时,马加曾自掏腰包给予帮助,深得我父亲敬重。知恩图报在父亲性格中占有极大的比重,用他孙子教他的英语讲,就是:“You滴答滴答me,I哗啦哗啦You!”父亲内心一直惦记着马加的情况,那时,作协已经解散,通信也不如现在发达,只能趁一起插队的同志回城时打听到一些信息。我父亲听说马老夫妇下放的地方海拔高,缺氧,普通锅做饭很难煮熟,马加老伴儿申蔚的胃病经常发作,十分痛苦。当地有权势的人都用煤油炉、高压锅,但当时这两样都是稀缺商品,要买不但要有钱,还得有票,马加夫妇一对儿下放的老人无职无权,没有办法搞到高压锅票、煤油炉票,只好望锅兴叹、望炉兴叹。幸好我母亲被下放到轻工局下属单位沈阳金属制品厂卫生所工作,与双喜压力锅厂是兄弟单位。她通过关系买到了一个压力锅,又想办法买到了一个煤油炉,还幸运地买到了五斤鱼罐头。我父亲大喜过望,像对待珍宝一样背上这些东西,带上写有马老地址的小纸条,就向昭乌达盟进发。那时交通不便,经过两天周折,终于找到了马加夫妇在昭乌达盟的家。马加见到我父亲时很惊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能冒着风险、顶着风雪去看他,而且帮他解决了生活中最大的难题。这件事是马加的长子白长青后来告诉我的。长青兄的原话是:“我们家所有人都忘不了雪中送炭的大陆叔叔,他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