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是个好人

我的父亲陆明友生于1932年，身高一米八四。在他的年代里，那是一等一的大高个儿，所以文艺界的人们习惯称他为大陆。

父亲在辽宁省作家协会工作了一辈子。在作家圈子里，评价一个人首先是看他的作品，而我父亲却没有像样的大作品。奇怪的是，作协老一辈提到他时都众口一词：“大陆是个好人！”起初军旅作家胡世宗等一两个人这么说我还没在意，后来每一次见到作协老一辈甚至他们的子女，对方往往开头就是这句：“你父亲大陆是个好人！”然后给予我高得出乎意料的待遇。及至我表达感谢，对方还是那一句：“你父亲大陆是个好人！”世间万事皆有因果，我的“待遇”应该是来自父亲的“好人红利”。

父亲对我的期望是“一本书主义”。这是作家丁玲提出来的观点，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和来历了。病榻上的父亲语言含混，却还能讲清楚“一本书主义”。这是丁玲在主持中央文学讲习所时对青年作者说的话：“你们一定要出一本书，来表明自己的实力。有了一本叫得响的书，你在文坛的地位也就站住了。”当年丁玲来辽宁讲学，都是父亲接待，父亲对“一本书主义”深以为然，可惜那时他早就主动放下了手中的笔，从事创联工作，所以父亲希望我能写出一本“叫得响的书”，既完成他想写一本书的心愿，也完成他望子成龙的心愿。而我那时年少轻狂，对此颇不以为然，我认为“鲁郭曹巴老茅”写了那么多精品，足够后人读了，肯定不缺少我写的一本。所以我今年从政，明年下海，忙得不亦乐乎，早就把“一本书主义”抛之脑后。年轻时不懂父亲，懂得父亲时儿子也到了老年。我退休之后才开始文学创作，文学热虽然已经消退，但是我并不遗憾。因为我不想用文学赶浪潮或者赶时髦，我只是用文字记录和思考，这篇关于父亲的文章，也是我记录和思考的一部分。

父亲祖籍河北卢龙小陆（六）百户村，据内人考证（她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系，言必称考证），北魏孝文帝改革时要求鲜卑人与汉人通婚同姓，当时有一支“孤陆跋氏”鲜卑人聚积在小陆百户村，后来都被改成了汉人的陆姓，所以我很可能就是这一批鲜卑人的后代。鲜卑人的特征是身材高大、大饼子脸，这些特征在我们父子俩身上都有体现。

20世纪90年代我曾经去那里寻祖。从古至今，小陆百户村都是贫瘠的小村庄。闯关东的时代，少年祖父家里一贫如洗，来到沈阳皮革工厂做学徒工，年纪轻轻就成了家。兵荒马乱的年代，小皮匠一个人都三餐难以为继，何况要养活一大家人？祖父很年轻就死于饥饿。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祖母顾不得悲伤，因为还有三个孩子嗷嗷待哺的嘴。祖母接过了丈夫的工具，去了皮革工厂顶替丈夫继续卖苦力。据父亲回忆，祖母每天干完活儿，傍晚发工钱，伯父就等在工厂门口，从母亲手中接过微薄的薪水，一路飞跑去买米买柴，一家人才能吃上晚饭。

父亲十四岁在工厂做学徒工，没有任何财产，只有需要赡养的老母亲，还有两位兄长。建国之初，中央为了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选调工农干部进入大学本科学习。我父亲因此成了辽宁大学中文系首届学生。因为年龄大于其他学生，出身根红苗正，又是党员，所以父亲在同学中有一定威望。

父亲心地善良，因为善良吃了不少亏，但他从不介怀，善良不改，坚持一生。反右时期，班里的两个同学李德才和齐振国被定为右派，被取消了饭票。李德才家在农村，一连几天吃不上饭。父亲看见同学饥饿难耐，怜悯之心占了上风，冒着风险私下给了李德才几张饭票，叫他赶紧去食堂吃饭。当时饭票是定人定量的，给了李德才，父亲就得每日三餐缩减成两餐。被饥饿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李德才手捧饭票，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反反复复就说一句话：“学兄你是好人。”父亲原本以为自己每日少吃一顿饭挨点儿饿挺得住，可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这件事后来被上面知道了，认定父亲是右倾，鉴于父亲根红苗正，最后只给了个处分。当时父亲已经撰写了二十多万字的《秋瑾传》书稿，也被认为有右倾问题，父亲害怕惹出更大的麻烦，含泪把手稿烧掉。“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父亲自己亲手毁掉了多年的心血，从此谨言慎行，但他还是改不了“同情”。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他一辈子不改，也改不了。

80年代初，李德才右派摘帽后被安置到沈阳锅炉总厂任办公室主任，主管宣传工作。他那时依然单身未婚，节假日经常到我家，和父亲聊天儿，吃我母亲张罗的尖椒炒干豆腐、油炸花生米。母亲厨艺好，简简单单的食材就会变出花样翻新的美味佳肴。父亲与李德才的交往，从送饭票上升到请他直接来家里蹭饭。那时候已经是改革春风吹满地，我父亲也与时俱进，有了一些经济头脑，就跟李德才介绍，说《鸭绿江》杂志发行量几十万册，封底可做广告，每版五千元广告费。当时的《鸭绿江》杂志主编范程宣布：任何人拉来广告都给提成。我父亲问李德才能做一期广告吗？李德才说这事儿正归他管，于是与《鸭绿江》编辑部签了合同。后来，这个广告一炮打响，连续卖了好几台锅炉。这笔广告提成款，李德才分文未收。他说他活到今天，全靠学兄当年的救济，他终身无以报答，这点儿提成就给孩子当学费吧，他又没有孩子，就拿陆虹当他自己的孩子吧。李德才就是这样，恩惠他人还总能找到理由，维护对方的自尊心。他说是跟我父亲学到的。父亲又是跟谁学到的呢？不得而知。

60年代初，我家搬进张学良旧居院内的前小楼，那时院里假山还是初建时的模样，童年的美好让人难忘。我童年时最好的朋友是作家韶华的三儿子周海宏，他从小弹得一手好钢琴，长大后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还做过中央音乐学院的副院长。众所周知，对一个钢琴家来讲，手是多么重要！许多外国艺术家花重金为一双手投保，可见手对音乐演奏人的重要性。海宏从小淘气，经常干些冒险的事儿。记得他五六岁时，在前小楼中厅摆弄一台成人的二八自行车，我俩轮流用手摇自行车脚镫子，车轮架在车架上越摇越快，我俩玩得欢声笑语、不亦乐乎。正玩得起劲，不知道为什么海宏的手指一下卡在自行车链条里，痛得海宏顿时哇哇大哭。大人们听到海宏撕心裂肺的哭声都赶了过来，但看到此情此景又都无计可施。这时我父亲拿着工具赶来，他在工厂做过七级钳工，这时经验派上了用场。他先把车轮和链条固定住，避免对后来的音乐家周海宏的小手造成二次伤害，然后找到链条的连接部位，轻轻几下就把链条打开了，海宏的手居然没受一点儿伤。海宏破啼而笑，围着我父亲像小狗似的转了好几圈，嘴里不停地用河南老家的腔调说：“大陆叔叔你真好，我以后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你一口。”

“文革”开始后，作协办公楼里楼外贴满了大字报，批斗会也是一场跟着一场。我们院里的孩子不明就里，也跟着看热闹。马加、方冰、韶华等作家是主要揭批对象。我父亲一贯保持与人为善的风格，没写过一封揭发老干部的信，也没针对斗争对象写过一张大字报。

60年代，青年作者刘镇还在沈阳机床三厂当工人，在诗歌创作方面已经崭露头角。前几天我同刘镇儿子通话时，得知刘镇亲口对他讲述的一段往事。当年我父亲为了了解刘镇工作、生活、创作的状况，特意代表作协去机床三厂体验生活，与刘镇同吃同住同劳动，感受刘镇工作之余坚持创作的辛苦和不易。结果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刘镇可能是看到“省作协领导”光临，难免心激动、手颤抖，手中的钢块滑落砸在脚面上，鲜血流了一地。我父亲身大力不亏，二话不说，背起刘镇就往厂医院跑。正值夏日，俩人都满头大汗，我父亲是跑得太快累的，刘镇是疼的。这件事让如今八十高龄的刘镇念念不忘，知道他儿子和我有联系，刘镇一再嘱咐他儿子代问我父亲好。我父亲回到作协后打了个报告，详细介绍了刘镇在重体力劳动下业余搞创作实属不易，他的作品能反映工厂生活，有代表性，建议作协抽调刘镇为作协专业作家，以便刘镇有更多的时间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件事被撂下了。直到1980年，方冰重提此事，刘镇才终于调入辽宁作协成了专业作家。刘镇也不负众望，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囗的优秀作品，享誉中国诗坛，成为工人作者中的标志性人物。

“文革”中期，大批省直机关干部被下放到盘锦五七干校。我父亲被分到十二大队七班，这个班里有好几个省级领导，如强晓初、仇友文等。我父亲被任命为班长，主要是负责监视这些老领导。这个班里还有两位一般干部：一位是建委的张芝林，因为有二百零六斤的体重，大家都叫他“二〇六首长”。张芝林为人比较憨厚，与我父亲是一类人，属于温和派。另一位是某君，总想搞事情立功。有一天，某君找到了一个机会，前副省长仇友文有一台小收音机，调台时不经意调到了外国台，恰巧被刚进屋的某君发现，于是就厉声呵斥道：“你好大胆子，竟敢当众偷听敌台。”仇友文辩解道：“我调台时不经意碰到的，而且我也不懂外语，我能偷听什么？再说，屋里还有其他人，我怎么是偷听了？”某君不管仇友文怎么解释，始终不依不饶，非要把偷听敌台这顶大帽子扣在仇友文头上。我父亲平时对某君的做法就颇不以为然，这次实在是忍无可忍，义正词严地对某君说：“我以党性保证仇友文没偷听敌台！如果他听了，我和屋里的几个人都是同谋，你们承认你们是同谋吗？”屋里的几个人平时都讨厌某君爱无端生事，但是也不太敢惹他。这回不一样，一听说有同谋的风险，人人自危，谁也不愿戴上这个无中生有的大帽子，于是众人都说刚调到外国台某君就进来了，确实没有一个人偷听敌台。某君看大家都这么说，不知道是相信了，还是怕惹了众怒，就不再吱声了。自从“同情右派”被处分以后，父亲谨小慎微，不过一到关键时刻，他见不得别人受苦的天性又顽强地显现了出来。父亲的善良是刻在骨子里的，面对打压，他用自己的坚持，完成了自我疗愈，好像一切苦难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搬运大米，强晓初扛一百斤大米摔了个跟头，伤得不轻。收工后他找我父亲说：“大陆同志，我可能出问题了，肋巴扇儿一喘气就疼。”我父亲知道强晓初是个要强的人，五七干校讲究“轻伤不下火线”，他一定是身体出了大问题。于是父亲连夜找当权派汇报，当权派同意我父亲陪同强晓初回沈阳到医大检查一下。医大二院（今盛京医院）医生王汉臣是我父亲的多年好友，是一位医学素养极高的外科医生。他的职业口头禅是：“哪里不舒服？我给你切开看看？”王汉臣看到强晓初疼得直冒冷汗，用手一摸，说肯定是肋骨断了，马上住院。强晓初后来遇到马加时说：“大陆同志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是个好人！”正是因为那些年代建立起来的友谊，到后来强晓初在中纪委任书记时，因为五七干校“二〇六首长”张芝林的错案，我父亲专程去北京找到强晓初，强晓初当即在张芝林的申诉材料上做了批示，还派他的秘书把我父亲用大红旗轿车拉到中纪委招待所吃了一顿饭。强晓初万分感慨地对我父亲说：“大陆同志，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老样子，不整人，帮助人，为了别人的事还能专程跑北京来，真是难得呀。”张芝林的案子经过我父亲多次找各级领导协调，包括找到《辽宁日报》著名记者李宏林写了内参，最终得以纠正。

五七干校时期，一部分老干部举家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马加和夫人申蔚被下放到了昭乌达盟（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一个偏远的小村庄。我母亲先到了工厂，因此我家一直没离开沈阳。我父亲虽然远在盘锦干校，但相对来说，比下放到偏远农村的老干部生活条件要好一些。马加是父亲的老领导，慈祥宽厚，在任时对父亲十分赏识，对我全家多有关照，当我家生活出现困难时，马加曾自掏腰包给予帮助，深得我父亲敬重。知恩图报在父亲性格中占有极大的比重，用他孙子教他的英语讲，就是：“You滴答滴答me，I哗啦哗啦You！”父亲内心一直惦记着马加的情况，那时，作协已经解散，通信也不如现在发达，只能趁一起插队的同志回城时打听到一些信息。我父亲听说马老夫妇下放的地方海拔高，缺氧，普通锅做饭很难煮熟，马加老伴儿申蔚的胃病经常发作，十分痛苦。当地有权势的人都用煤油炉、高压锅，但当时这两样都是稀缺商品，要买不但要有钱，还得有票，马加夫妇一对儿下放的老人无职无权，没有办法搞到高压锅票、煤油炉票，只好望锅兴叹、望炉兴叹。幸好我母亲被下放到轻工局下属单位沈阳金属制品厂卫生所工作，与双喜压力锅厂是兄弟单位。她通过关系买到了一个压力锅，又想办法买到了一个煤油炉，还幸运地买到了五斤鱼罐头。我父亲大喜过望，像对待珍宝一样背上这些东西，带上写有马老地址的小纸条，就向昭乌达盟进发。那时交通不便，经过两天周折，终于找到了马加夫妇在昭乌达盟的家。马加见到我父亲时很惊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能冒着风险、顶着风雪去看他，而且帮他解决了生活中最大的难题。这件事是马加的长子白长青后来告诉我的。长青兄的原话是：“我们家所有人都忘不了雪中送炭的大陆叔叔，他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