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岸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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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叔叔的运动鞋下有一圈透明的气垫，气垫会随移动在太阳下变色，他穿着那件印有巨大狗头的T恤向我们走来时，差不多和小孩儿一样蹦跶着。他和我爸将两台车在外面停好，现在一趟趟出来进去，安置我们带的行李。当女人们在厨房里烧水聊天的时候，他又开始针对屋里那个落满灰尘的放映机，试图在透白的幕布上弄出点儿什么。我爸过去帮忙，俩人分头行事，像进行一种安静的竞赛。我和老郑在餐桌前等待，感觉两边都不怎么需要我们。老郑对眼前的气氛着迷，说我们以后应该经常这样，找个假期让三家聚在一起过日子，感受团圆气氛。这次，我们会在海滨城市的一幢家庭式别墅里留一个晚上，明早父母和老姨一家往北去，我们往南回。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老郑才能让他既不失望，也不再抱大的希望——他还是第一回和他们一起住，不像我，已经和这帮人相处超过二十年。我不会给自己营造那么重的梦幻感。

何况昨天我们才刚在老郑家里办完婚礼，就在距离这里不到半小时路程的一个小乡村。一台热火朝天又令人分外疲惫的大戏唱完后，作为新娘的我此刻仍浑浑噩噩。我只是跟着他们，听所有人的安排，也对这种安排怀有安慰。起码让我和我的家人再厮守一天，再被生活通知说：“姑娘，往后就过你自己的日子了。”我知道二十五岁结婚对我们这代人是挺早的，可对母亲和老姨，都是很自然的年纪。她们挺满意我办事利索，从小就教育我说，好车坏车，总得上一辆。我转脸看老郑，他脸上有和我一样浑噩的内容，却喜悦和满足。晚上咱一起玩点儿什么，他计划着问我，你们平时在家玩什么？我说，吃了饭看会儿电视，看到快九点，就各回各屋了。他皱眉对我笑，那是平常。今晚咱们第一次聚在一起，得有点儿特别节目。我在他的后脑勺轻拍一下，注视着他。说好了，我说，别提议，别显你。他们喜欢玩，我们就配合；他们不喜欢，就各自留点儿空间。昨天一天下来，全都累够呛。老郑点点头，我听你的。他在桌子底下指了指客厅里正蹲着找电线的薛叔叔，说，我是觉得他可能爱玩。

餐桌上是两盘虾、一盘凉菜和一些我叫的寿司外卖。到最后不管是虾肉还是凉菜都基本被消灭干净，只有我点的那些寿司还剩了一些。我默默观察过，对它们，薛叔叔一筷子都没动。他就坐在我的正对面，我们的视线也从未交锋过。我爸举杯，对我和老郑又说了几遍祝福的话，这样的举杯分别由我母亲和老姨再完成了几回，也只有薛叔叔，没把杯子从桌上举起过。我能理解他为什么和我保持距离。我们上一次视线相对，还是在一家饺子馆里，都忘了是几年前的事了。那天同坐的还有他的一个司机，以及我的一个朋友。我和朋友在那年冬天轮流给他即将高考的儿子补习地理。他在中午提出请我俩吃饭，去了饺子馆。那时他还没和我老姨领证结婚，但基本上，他们的关系都得到双方家庭的默认，就差一步了。我那时对他印象并不坏。薛叔叔早年白手起家，现在是一家汽修厂的老板，手下二十来个员工，出来进去必带手包，知道天南海北的事。当天饺子吃到一半，他聊起我刚写完的那本书，说我老姨把书带回家后，要求他必须认真拜读。我挺不好意思，说不用，不咋行，可以不看。他笑着摇头，剔牙的时候一手挡着嘴，眼珠上翻，寻思自己的感受。他没忍住把这些感受告诉我，说其实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总写那些糟心的事。他没直说这些文字是垃圾，但意思如此，继续写它们，浪费他的，更浪费我自己的时间。我还记得朋友当时一直在桌子底下踢我的腿，力道由轻到重，直到我回踢了他一脚。从饭桌后站起来时，薛叔叔脸色发白，还指示一旁看愣了的司机出去送送我。我走得比他司机快，朋友在我身后一步一赶，说刚才他都替薛叔叔臊得慌，我说话就像扎人的针。

再往后我们有时在家里遇见了，就像对面是团友好的空气，彼此对着空气握手，说来了和再见。我更没叫过他一声老姨父。老姨离婚后自己过了快十年，他们再婚后，我还一直叫他薛叔叔。家里也没人意识到背后有啥问题，以为是习惯了顺口了。我妈私下提醒我改，我爸则不以为然，他和我站在同一阵营，我们都讨厌滔滔不绝好为人师的薛叔叔。对我而言，他那天的行为是种挑衅；对我爸，则因两个姑爷在各个方面上存在的竞争关系，各个方面都在向薛叔叔身上倾斜，无论是我姥姥姥爷的喜爱，还是他个人的事业发展，无不盖我爸一头。唯一能让我爸占上风的，恰恰是我，是在双方子女的较量上。薛叔叔儿子高考差点没过三百分，后来被薛叔叔送到日本，念预科。别的孩子都在国内念大二了，他还没考上一所大学，且眼下签证就要到期。这段时间里，他在一家和尚酒吧打工，晚上就住在那儿，告诉他爸想当和尚，人生理想是去寺庙做个住持。我们都看过薛叔叔儿子传来的他打坐写书法的视频，嘴上夸赞有趣和高深，真实怎么想的，我们不说，薛叔叔也不说。他有时轻松地双手叉后，散步哼着谁也听不出来是京剧的京剧；有时突然接了儿子的异国电话，一人在角落里站住，像棵树一样牢牢生根。我们偶尔能听到他跟儿子说的那些话，无非你必须如何，你只能如何，你不如何你就废了。

一转脸，他对任何人仍是一张弥勒似的笑模样，似乎万事不过心。在我老姨的鼓动下，他还是把酒杯抬起，笑眯眯地面对老郑，说祝贺我们新婚。老姨提议他讲点儿故事听，看来在家他没少给她讲故事。老姨表现得就像个托，和我们每个人对了遍眼珠，因为喝酒脸兴奋得通红，视线最后钉死在我身上，还差点越过桌子，想够我一把。老姨说，你必须听，现成的素材。看我只是笑，不表态，她又去动员我妈，姐，你让孩子听听。我妈和我碰一杯，说姑娘听听。感觉她还挺有精神头儿，除了我爸有些犯困，其他人都做好了听故事的准备。老郑把筷子放下，乖巧地坐在椅子上，就差背手了。他也跟我说，听听呗。我爸体胖，血稠好困，说他去睡会儿，转身去了厅里，在沙发上栽歪下来。薛叔叔不动声色地吸溜他杯里的啤酒，像全部观众就只有我老姨，我妈和老郑，我听与不听，不耽误他讲与不讲。虽然我心里反感他爱播讲，但长夜漫漫，我也不想一个人上楼。看起来我们完全可以继续当对方是空气，拿我来说，可以当薛叔叔是一个播放午夜故事的收音机，收音机不会惹人憎恶。我点头吸了口气，酒劲也让我的性格热乎不少，说，那我好好听。

薛叔叔吧唧下嘴，抚摸一只手的手腕，说起去年夏天，有个朋友来他家里做客。老姨大幅度地点着头，小孟是吧？你快说吧，他可把我吓死了。看出我们都被勾起兴趣，薛叔叔笑说小孟的确是个怪人，也经历不少怪事。有次跟我说，他这辈子，很少经历后背发凉的时候，接下来讲的算是一回。薛叔叔说自己和小孟有十来年的交情，刚认识小孟时，后者还在医院做外科大夫。没过几年，小孟一人离开北方，去广西做生意。有天晚上，小孟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问有活儿他接不接。小孟久没生意上门了，基本什么活儿都能应，何况人家答应给他一万，说就做一个晚上。其实小孟应该看看新闻，至少去街面上打听打听，就会知道那晚更早一点儿的时候，有两帮人在一个废厂区里血拼。结果是其中一帮人的老大被人给砍碎了，弟兄们想给留个全尸，不敢去医院，托人找到了小孟。薛叔叔说，讲第一个故事啊，有个短名字，我每讲个故事都好取个名。他说到这儿时眼睛冷不防扫我一眼，这还是饺子馆那次后我第一次感觉他注意到了我。薛叔叔给他第一个故事起名叫《缝尸块》。他摸着手腕继续说，这活儿小孟接下。他跟我说，到后半夜人其实就顶不住了。

他们做过外科大夫的，这种事不常见也常见，但那天小孟晚上独自面对那摊碎尸时，越缝越感觉不对劲儿。那颗头在脖子上将断未断，血已经盖满了脸，简单清洗后能看出脸上一道竖长的伤，不影响辨认。死者眼睛闭着，两眼中间有颗黑痣。看到那颗痣，小孟手上的针没拿住，掉了。他跟我说，薛哥，我认识他。那颗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是我一哥们儿。我怎么也想不到是这么再见着他。一瞬间小孟后背的衣服被汗湿透了，感觉屋子里冤得慌。小孟告诉薛叔叔，本来我都缝不动了，不想缝了，可认出他来了，我就必须缝完，还必须缝好。全须全尾，怎么带来就怎么给他带走。那晚我始终有种感觉，感觉他的尸体上带着一句话。不是用语言能说出来的话，只能通过感觉来传递，我接收半天，接收到了，他说，他不甘心。

小孟开始一边缝一边给他念叨，说从来也没觉得一根针会有那么重，得用尽所有力气，把注意力死死集中到小小的针尖儿上。尸体逐步被拼全，血污也差不多擦净，天有蒙蒙亮的意思。小孟给自己搬张凳子，坐在死去的哥们儿旁边。想起他们在校园里一块儿踢过的两场球，那时候这哥们儿已经被开除了，可仍经常往学校跑，在肩膀上披着他已没资格穿的校服，招呼小孟和其他人来，表情臊眉耷眼。他总说，来，赛一场。别他妈天天光知道学习了。知道哥们儿大了不如你们，趁现在还熟，陪我玩玩。小孟在尸体边上扑哧一乐，他可不得不甘心嘛。活着时他没一会儿能坐住，不是踢球就是打架，现在他全碎乎了，真是意想不到。小孟最后给他念叨说，哥们儿，我也忘了你叫什么。现在你又是个全乎人了，上半场你鞠躬尽瘁，咱收拾心情好好上路，准备下半场吧。

一万块钱我不要了，小孟回家后跟在电话里感谢他的家属说，我上学管他借钱买汽水的时候，他也没惦记让我还。薛叔叔讲到这里，有意停顿，看我们每个人的表情。他自己的表情则逐渐隐藏在酒杯后，他的沉默让我怀疑这件事里有没说完的部分。可故事的确已经讲完了。为驱散刚才因碎尸和缝尸而带来的“冷空气”，母亲和老姨起身捡走桌上的空盘，老郑也帮着忙活，很快桌上一片空荡，只有啤酒花的香气，随着一个个嗝儿，在夜里安静地打出来。我爸的呼噜声也在客厅那边响起，此时他的呼噜让人安心不少，感觉日子还是日子，离死亡和恐惧都远。薛叔叔拍下手掌，让我们振作一点儿，说第一个故事只在酝酿气氛，往后讲的保证都让人轻松愉快，觉得有趣，至多有那么一丁点儿的不对劲儿。可听故事嘛，他说，听的其实就是故事里的不对劲儿。他突然冒出这么句话，又以非常快的速度扫了我一眼。薛叔叔把酒杯往桌上一磕，像招财猫一样眯眼睛笑，说他要讲第二个故事了，大家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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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小孟。小孟在薛叔叔家拢共住了一礼拜，到晚上他们经常在餐厅里靠着一箱酒两碟菜唠到后半夜，有时我老姨作陪，大多时候就只他们两人。连我老姨也记不清楚薛叔叔和小孟具体是哪年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问薛叔叔，他也答不上；问小孟，对方总是嘻嘻哈哈，说一遍不对，说二遍不对，大家就都不去想了。反正他们认识，而且很熟，在各自人生都走完一半时结成了哥们儿。因为对彼此不彻底了解，相处起来，关系倒比多数男人间的哥们儿友谊还实在一点儿。小孟把什么都告诉给薛叔叔，薛叔叔现在转述，说小孟之所以住了一礼拜，是因为受了点儿打击。要是把他一人留在家里想，怕把人想坏了，这辈子走不出来。听他这么说，我们都好奇在小孟身上出了什么事，如果一个人跟具碎尸都能平静相处，又有什么能把他的精神困厄住？薛叔叔指指自己的胸口，又喝了半杯，说小孟是欠了心里一笔债。现在说是债，可开始来看，无疑天外横财。我看到他和老姨都在找对方的手，他拉着我老姨，说起了一个女人。第二个故事，关于女人和横财。故事的名字叫，薛叔叔一字一顿，《五百万》。

从广西回来后，小孟去了朋友介绍的诊所上班。有个女的心脏不太好，来找他看了两次。到第三次，小孟记住了女人的名字，洪艳芬。洪艳芬五十出头，保养得不错，一年四季除了冬天，脖子上都挂一块丝巾，头发盘在脑后，举止气质不俗。洪艳芬话不多，但和小孟逐渐聊着，像被打开了心门，话越聊越多，人越待越久。觉得小孟的医术可以信任，也觉得小孟始终没成家，说话办事跟年轻人一样，是个她在自己周围找不着的谈话对象，两人说一见如故也不过分。洪艳芬家安在北京，这趟她回来见几个亲戚，亲戚看得差不多了，她那头也有事，就和小孟道了别，留下双方的联系方式后，转身回了北京。小孟对她的印象也不错，当个老大姐处，但见不到也就见不到了，萍水相逢，他很快忘了这茬儿。直到有天他去银行办业务，发现卡上多了笔钱，整整五百万。问工作人员什么人给他打的，是不是打错了？对方对了遍他的卡号和姓名，说都对得上。款是北京打来的，出于隐私保护，她不能告诉他打款人的其他信息。小孟回到家对着摆在桌上的银行卡发了一下午的愣，他其实很清楚，就是洪艳芬打的款，他不困惑这个。他困惑的是，一个见了几次面的女人想从他这儿要点儿什么，能值五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