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债

1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母亲说：“这件新棉袄用了二斤棉花呢，面儿也是新的，你可要精心点儿穿，你哥都没捞着呢。”说着，就把新棉袄帮我穿上了。我问：“哥哥咋没有呢？”母亲说：“你哥比你大，抗冻。”哥哥噘着嘴，母亲拍拍哥哥的肩，安慰道：“妈逗你呢，你弟的棉袄让妈拆了，棉花都弹了，欻空儿絮你的棉袄里。”

我穿着暖乎乎的新棉袄，乐颠颠地跟着哥哥去家边的“条沟”滑冰车了。滑了一会儿，哥哥说：“冷，不滑了，回家吧。”“再滑一会儿吧，你冷，推我跑就不冷了。”我伸直了腿坐在冰车上，哥哥在后面推着我的肩，疯跑在玉带般的冰面上。远处，几堆碎冰，映着刺眼的光。我忽然记起那里有打鱼人砸开的冰窟窿，便急急地、磕磕巴巴地喊起来：“慢……慢……冰……冰……”“冰窟窿”三个字还没喊出来，扑通一声，我和冰车便张牙舞爪地扎在冰水里了。

我被大家捞上来，水顺着棉袄淌到棉裤上，又流到鞋里。我像受惊的水鸭子一样，吧唧吧唧往家跑，一路湿漉漉的小脚印把我送进了家门。

父亲高扬起的手慢慢放下了，心疼压制了气愤。这是我少有的闯祸没挨巴掌的一次。我脱得一丝不挂，钻进被窝，热汗濡湿了梦乡。暖炕热灶，梦里的火把我烧醒了，呼地坐起来。月在窗上，白白的、亮亮的。回头，不知何时父亲生起了炉子，炉火正旺，暖暖地点亮了半个屋子，映红了父亲的脸。父亲坐在矮凳上，架着胳膊，烤我的棉袄。袅袅的水汽中，父亲瞄到了我，我龇牙朝父亲笑，父亲说：“还笑，看一会儿不揍你！”

我围起被，倚坐在窗前。今晚的月好亮啊！你是放映机吗？是你把这些窗花投到窗上的吗？月亮笑着，不说话，扯过一片薄云遮在脸上。一会儿，云飘走了，月更亮了。月光下的窗晶莹剔透，栩栩如生的窗花牢牢地吸引着我，激发着我无边的想象：好多的房子，有高的、矮的，还有带门房的。这个房前铺了石板，那个房后有一排大树。是柳树？不，是杨树。大人说，前不植杨，后不种柳。柳树也没这么高啊。这个房子上还有两根烟囱呢，烟囱边还站着个小人儿，这小人儿是谁？嘎子！终于想起来了，这不是《小兵张嘎》里的嘎子哥吗！在堵胖墩家的烟囱呢，哈哈。老罗叔呢？我仔细地在窗上找，这扇窗上没有，却有一个孙悟空，在大闹天宫呢。隔着这扇窗，我在旁边的窗花里找到了老罗叔。他在打鬼子的炮楼吧？是！炮楼被炸掉了半边，硝烟弥漫的战场，鬼子死了一地。我分辨着，数着数，一，二，三……纯洁的月，无邪的窗，满窗的故事只讲给童心听。

2

上初二时，我的个头儿就快赶上爸爸了。放了寒假，母亲和父亲商量：“让老二和我卖衣服去吧，我发现一个新地方，没人去过，一定好卖。”改革开放之初，家乡的一个小镇成了闻名东北的轻纺集散地。依托这个小镇，一个走乡串户售卖衣服的“背包”大军悄然兴起。母亲在社办工厂上班，请了半年的假，成了一个“背包客”。父亲说：“还是搭帮去吧，老二还小啊。”母亲说：“小啥，搁过去都娶媳妇了。”我在一旁听着，兴奋地插嘴：“行，我去！还能挣钱，我都这么高了。”就这样，一个年轻的“背包客”跟着母亲，肩背手提几大包服装，坐客车，倒火车，直奔三百里外的偏远山区。

到了山里才知道，冬季里的大山，雪是不化的，一层压着一层。风是一把钝刀子，疯狂地切削你的脸。山高路险，不是崎岖、泥泞能形容的。我和母亲逢集就赶集，占个场地，拉起绳子，挂满了衣服、裤子。这个乡走到那个乡。没集了，就去大山里的村屯，挨家挨户地走。有人的地方就是目的地，没有回头路，走到哪儿哪儿就是起点。

出来第七天的早上，母亲把最后的半包衣服往肩上一搭，信心满满地说：“走，往西，进沟，今天卖了，明天回家。”

太阳落山了，仅剩下几件稍有些瑕疵的衣裤。母亲说：“不卖了，天还没黑，沿山路走，找个镇店。”月亮爬上山冈，斑驳的树影落在泛着雪光的山路上。回头，没有人烟。眼前除了山还是山。我脚上的血疱该是破了，钻心地疼。母亲一个趔趄，摔在山路边的树丛里。我搀起母亲，坐在路边。母亲说：“我的胳膊可能破了。”母亲一说，我才感觉到我的手热乎乎的。我拿开手，发现血正从母亲的棉衣袖口洇出来。我赶紧找出一件面料柔软的衣服，撕了，给母亲包扎上。我早慌了神儿，忐忑地问母亲：“妈，还走吗？”母亲扶着我站起来，坚定地说：“走！不走俺娘儿俩得冻死这儿，找个老乡家吧。”

过了眼前的山，隐隐约约的灯光出现在不远处的山坳里。我们娘儿俩摸索着向灯光的方向走去。几声狗叫划破夜空，回荡在大山里，吓得我们不敢靠前，同时也唤醒了女主人。女主人披着棉衣开了门，疑惑地盯着我们母子。母亲走近几步，说：“大妹子，天晚了，能让我们借住一晚不？”女主人打量着母亲和我，迟疑着说：“哦……俺当家的没在家……”没等她说完，母亲就把话抢过来：“我是背包卖衣服的，这是我儿子……还剩几件，上价都好几十一件，也不往回背了，有大人的，也有小孩儿的，都给你家了。”女主人一听，顿时热情地招呼：“快进屋吧，齁冷的。”

山里不缺柴，屋子暖暖的。干干净净的西屋安顿下母亲和我。热腾腾的黏豆包和酸菜炖冻豆腐，吃得我满头热汗。一锅水烧得滚开，是给我和母亲烫脚的。女主人乐呵呵地抱着衣服回到自己的屋，和孩子们有说有笑地试着衣服。我忍着痛，轻轻地沾着水，洗脚。母亲看着盆里的水，问：“脚是不是破了？”我尽量轻描淡写地说：“没事。”母亲捧起我的脚，看着那一串流着血水的疱，眼泪就含在眼里了。上了炕，母亲解下围在腰间的布袋，说：“老二啊，你说我们这趟能挣多少钱？”我想了想，答道：“有三四百吧。”母亲打开布袋，数出一沓，又数出一沓，摆在炕沿儿上。她指着两沓钱说：“这个是上货的本钱，这个是俺娘儿俩花的盘缠，这些全是挣的。”说着，母亲抖了抖手里厚厚的一摞钱，递给我，得意地说：“数数。”我接过钱，笨拙地数着，十、二十、三十……一百、二百……九百！整整是九百啊！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四十块钱。

躺在炕上，母亲说：“其实，没想让你来受罪，是想让你来锻炼的。你明年初中毕业，考不上学，不得有个营生干啊，不然咋生活啊。”我想想，说：“我不想背包，想上班。”母亲说：“上班，上哪儿上班啊？”“哪儿不行啊，最好是吃皇粮的，像爸那样，当个干部。实在不行去工厂也行啊，化工厂、农机厂、食品厂……那么多厂子，前院的二光子还去造纸厂了呢。”母亲转过头，看着我，打着咳声：“老二啊，那些地方，都不是咱能去的。你爸是破格提干的，咱家是菜队户，就是住在城里的农业户，不种菜顶多能去个社办工厂。”

这是我第一次听大人跟我说户口的事，才知道一个小小的户口本隔着两个不同的世界。疲惫的母亲入睡了，我却睡意全无，坐起来，呆呆地看着窗。圆月依旧，却暗淡了光芒；窗花依旧，却在我凝重的视线里变得杂乱无章了。

3

十月，筒子峪枫红满山，层林尽染，如一位酣然的老叟静卧在本溪东部的大山里。“把柴顺下山，收工了。”我大声地吆喝着。班里的战士们收拾了刀斧，用背包带捆好了柴，放排一样把柴顺下山。

筒子峪离我们营区有一百多里地。每年入秋，连队都会派人来这里打柴。那时，部队的生活条件依然艰苦，没有暖气，没有炉子，一条“地火龙”卧在住着十几个人的板铺下，我们在走廊烧柴取暖。

这是我第三次带队打柴。行前，连长说：“一班长，这次你就别去了，还有一个多月就复员了。”我说：“还是我去吧，我熟悉情况，都是新兵，出点事儿咋整。”连长点点头：“也是，那还是你带队吧。”带着班里的战士，乘着连里的“大解放”，我们开进了筒子峪。

筒子峪只有四户人家，既“跑山”又种地，还都是猎户。我们住在房子宽敞，也是四户人家里主事的一家。男主人名字里有个东字，我们都叫他东叔。

傍晚，炊事员做了几个菜，东婶炖了半锅獾子肉，我们和东叔一家会餐。“东叔、东婶，柴打完了，明天就回去了，谢谢你们这些天……不，这几年对我们的照顾！”我端起酒杯，既是敬酒，又是道别。最后，酒桌上就剩我和东叔。东叔说：“韩班长，你是超期服役吧？”“是啊，第四年兵了，回去就复员了。”我应着东叔。“咋没提干呢？”东叔语带惋惜。“本来是为了提干才超期一年的，去年连里都打报告了，今年，上边有新政策，不能直接提干了。”我尽量语气平静地回答着东叔，却难掩满腹的惆怅。东叔见我情绪不高，转了话题：“这獾子肉咋样，香不？”“香，真香！”这是我第一次吃獾子肉，其实也是第一次吃真正的野味。“我带你们去掏洞吧，弄几个獾子，给连里带回去。”“好啊，好啊，我们还没打过猎呢。”东叔的话，让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獾子洞是东叔早就踩好点儿的。我们带着锹、镐、木棒、绳子、网具，借着月光，蹑手蹑脚地跟东叔上山。

“停！”在一个杂草掩盖着的西瓜般大小的洞口边，东叔指挥着我们下桩、围网。挖洞的、护网的、猎捕的，一切分配妥当，东叔将手电打着光放进洞口，这样会让惊醒的獾子缩在一起，不敢轻举妄动。

“挖，把洞口开大了。”东叔指挥着，攥着一把两米来长的二齿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洞口。獾子群居，一窝少的两三只，多的七八只。獾子洞就像个长颈的葫芦，口小肚大。挖开洞口，保证仅容一只獾子蹿出来。东叔拿开手电筒，把二齿钩探进洞里，使劲一捅，伴着一声嘶嚎，一只獾子蹿出来。棍棒之下，它成了我们的第一个战利品。一只体形更大的獾子蹿出来，直撞到网上，竟被我们活捉了。一会儿工夫，一窝六只獾子都被我们俘获了。

大家抬着这六只獾子，在子夜凯旋。心情愉悦，不由得想起《打靶归来》，虽不是日落西山，也没有红霞满天，但这支军歌太符合此刻的心情了。放眼前方，两座黑漆漆的山峰兄弟般厮守着，圆圆的月亮正悬在两峰之间倒三角形的凹处，仿佛一双巨手捧着一颗硕大的明珠。

“看看，那边的月亮多美！”我招呼大家，东叔也朝那望去。我问东叔：“东叔，那两座山有名字吗？”东叔思忖道：“没有，有时部队在那里训练，管那儿叫4号和3号高地。”“哦，那是部队的叫法，不好听。以后你们就叫它月亮山吧！看那月亮和山，多美的组合。”“月亮山，好听！”东叔重复一遍，该是赞同了我的说法。

东叔边走边跟战士们讲一些打猎的故事。我的脚步慢下来，跟在后面。几年来的过往一幕幕地在大脑里回放。

那年，跟着母亲做了一次“背包客”之后，我就再也没去了。因为我想学习了，考上高中，再考到大专、大学，哪怕是考个中专，都是我最为殷切的愿望，也是我跳出农门唯一的出路。

说来还算争气，在录取率很低的年代我如愿考上了高中。高中，一个班有几十个学生，一多半是农村的，一少半是县城的。许多县城的学生，即便考不上大学，也要争取一个高中文凭，因为有了这个文凭，招干、招工的机会唾手可得，甚至比大学毕业分配的工作还要好。而我，虽然住在县城，户口上却是农业户，与县城的同学朝夕相处，也就自欺欺人地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没人知道我是个鱼目混珠的赝品。高考那年，为了区别管理考生，更是为了保护一心想考学的学生，班主任拿来调查表让我们填写。户口一栏，一个农字，一个非字。我犹豫着，下不去笔。县城里和我要好的同学早早填完了，围拢过来，急急地催着：“填填得了，打球去。”在大家的注视下，我假装轻松地在“非”字下面打了个“√”号。

高考是公正的，怎么可能“包庇”我这样一个“混子”呢？一个月后，大规模的招干开始了，一个个熟悉的身影走进政府机关、税务局、工商局、各大银行、保险公司的大门，而我，高中毕业的“大学漏子”，踏上了入伍的列车。

冷冷的月亮山模糊在我的视野里，我强忍着不让泪淌出来。东叔家的灯亮着，暖暖的光透过窗，和月色交融，静谧而恬淡。那夜的月光，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记忆里。

4

三十年前的那个月夜，一列K字头的绿皮火车，载着疲惫的我踏上喜悦的归程。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车轮碾过轨道，发出有节奏的声音。车厢的广播里轻柔地播放着流行歌曲：“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到村口……”月光照耀下的树影与我背道而驰。卧铺车厢的过道里，了无睡意的我懒散地坐在靠窗的边凳上，回想着这次辛苦的行程。十多天的时间，铁岭、四平、长春、哈尔滨、大庆、佳木斯、牡丹江……我马不停蹄地跑了七个城市，拜访了二十几家关系单位，一份份合同和一张张汇票让我满载而归。这时的我已经是一家集体企业主管销售的副厂长了。

多么熟悉的绿皮火车！五年前，朦胧的月色中，就是它把我送回了家乡。

民政局负责接收档案和分管复员工作的股长接待着我。他打开我的档案袋，一页一页地看，然后抬起头，望着我，问：“你家是菜队户？”我点点头。“教导队培训出来的尖子，当兵一年就当上班长、入党，嘉奖得了一摞子，还在军报上登过稿子，小伙子，挺优秀啊！”我羞于应答。股长叹了口气，说：“可惜了，可惜你这户口了，不然组织上一定给你分个好工作。”我红着脸，站在那里，麻木得像一尊雕塑。股长站起身，拍拍我的肩，宽慰道：“小伙子，别灰心，这个世界上只有没出息的人，没有不出息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