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爸爸活”的陷阱

同时攀上30个“爸爸”，过上奢侈生活，是一种什么体验。年仅24岁的莉香有话要说。

近期，日本媒体《ABEMA TIMES》采访了这位被称为“爸爸活传奇”的年轻女生莉香。她曾最多在一天时间内约会过6个“爸爸”，每年轻松赚取6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70万元）。

被莉香称为“爸爸”的这些男人，是通过付钱来换取她陪伴的陌生年长男性，而所谓的“爸爸活”（パパ活），则是近年来在日本兴起的一种灰色产业。

对于这个颇具争议的职业，莉香并不避讳，甚至愿意在社交媒体上“慷慨”地分享“生意经”。在莉香看来，自己只需要和这些男人约会，提供情绪价值，就可以轻轻松松成为那个“掌控大局的人”。

莉香的状态，也许会让很多投身“爸爸活”领域的年轻女性感到艳羡。这一行业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也是因为，在她们看来，“爸爸活”是一种看上去“安全”“无害”。

但危险并不比诱惑小。达到莉香这样收入的从业者，凤毛麟角，在她之下，是那些苦苦挣扎、血本无归的普通女性，是更多三观远未成型的年轻学生，一入歧途，万劫不复。

有手机就能入行

“因为没有钱，两天什么都没吃。因为没有工作，所以（做）爸爸活……”在酒吧工作的19岁的A子，一边大口吃着蛋包饭，一边这样说道。

A子所在的酒吧，因为疫情被迫宣布了紧急状态，并在一个月后完全停止营业，这意味着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获取稳定的收入。做“爸爸活”是一种不想出卖身体而作出的妥协。

虽然日本早在1958年就推出《卖春防止法》，明确规定卖春（即接受报酬或约定接受报酬，与非特定对象进行性交的行为）是违法的。但“爸爸活”这一行业，在无法获得明确的性交易证据的情况下，很难被证明是非法的。这种打法律擦边球的工作，在日本并不少见。

与此同时，对很多年轻女性来说，进入“爸爸活”这一行也很简单，有需求的双方，只需要通过社交媒体、交友网站或专门的“爸爸活”平台进行联系即可。至于双方会发生什么，从表面上看，远没有传统风俗业看上去那么直接。

A子通常使用社交媒体与有意愿的年长男性联络，每次见面吃饭都会收到1小时1万日元的报酬（约合人民币451元）。这个特殊副业的工作时间十分灵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她的经济压力。

但事情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安全。“在社交平台的DM（私信）中提出变态要求的人有很多”，这让A子感到不安。

存在类似担忧的人，还有在日本著名私立大学理科系上学的B子。

因为父母生病，家里的经济状况恶化，B子需要自己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在确定无法获得奖学金后，她不得不通过勤工俭学来挣学费。

每20名剑桥学生中就有一个“糖宝”。

然而，受疫情影响，她无法继续在居酒屋打工，做“爸爸活”，成为为数不多能让她在两个月内存够50万日元的学费、不让自己被开除的选择。

通过社交媒体，B子已经与3名男性见过面，她拿到了1小时4000日元的报酬和交通费的报销。虽然双方见面只是在吃饭聊天，但B子表示，男性客户几乎都是以发生性关系为目的。

不过B子目前还没面临这样的抉择，也没有设想过要为这种服务设定多高的金额。她现在能做的，只有走一步看一步。

事实证明，即便是在做“爸爸活”，这些年轻的女性依旧需要面对年长男性们毫不掩饰地欲望。而当有人决定跨越界限时，她们遇到的，有可能是更加残忍的生存处境。遭受性暴力，或是被拍下视频，都变成了一种常态化风险。

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不在少数。裕和是专门做“爸爸活”的中间人，他经营着一个上千女性注册者的沙龙。他表示，在这一行业，双方发生争执是很常见的事情，发生性行为却不付钱逃跑的“爸爸”很多。在此之外，还发生过女性被偷拍隐私视频，放在网站上进行贩卖的恶劣事件。

天真的期待

这样的结果，也许并不在很多人最初的设想中。

一方面，像A子、B子一样，很多女性将“爸爸活”视为疫情下的过渡选择。在那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找到办法确保自己还能生活下去，成为首要考虑因素。

在新冠疫情期间，日本的非正规员工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据统计，从2020年1月到2020年7月，日本的非正规员工人数减少了约107万人，其中90万人是女性，占比84%。

也是在这段时期，“爸爸活”成为了一份热门的副业，社交媒体上与此相关的投稿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根据日本派对策划公司e-venz在2021年出具的调查数据，在3000名年龄在20岁至49岁之间的单身女性中，有10%的女性表示曾经参与过“爸爸活”活动。

只是，当年轻女孩进入这一行业时，危险并不只是来自越界的行为。

关于有些人为何会在“爸爸活”中越陷越深，2017年播出的日剧《爸爸活》给出了一针见血的回答—“钱这种东西，永远都不嫌多，如果能用年轻和美貌换取的话，反而觉得蛮容易得到的”。

“爸爸活”可以只围绕约会与陪伴，就更像是一种言语上的陷阱。

一位化名叫玲子的年轻女孩，就曾在接受采访时感慨过，“原来世界上还有这种既能吃到高级料理还能拿钱的工作啊”。在她看来，自己或许会以专职的状态继续“爸爸活”。

确实，受这种挣钱逻辑的影响，重新回归普通生活并不容易。当可以享受一种看似更轻松的生活方式时，为什么还要辛苦打工呢？

当然，对于年轻女性来说，这些看似体面的中年男性，能带来的不仅是钱财这么简单。

日本学者坂爪真吾曾在《パパ活の社会学》（《爸爸活的社会学》）一书中这样分析，“爸爸活”确实主要以金钱为目的，但这些女性不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经济支持，还希望借此结识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扩展自己的人脉。

如此另辟蹊径地拓宽自己的社会资本，并不是一种小众的选择。早在多年前，外媒就曾曝光过超过50万的英国大学生在“高端交友”平台上注册会员，寻找Sugar Daddy（“糖爹”）的支持。

其中包括1019名剑桥大学的学生，相当于每20名剑桥学生中就有一个“糖宝”。

有“糖爹”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只是好处之一，英国大学生网站The Tab曾发布过一篇关于剑桥学生为何进入这一行的报道，发现对于许多年轻且有进取心的“糖宝”来说，对职业发展的渴望，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有接受采访的“糖爹”表示，与他联系的几位女性都希望“在商界获得指导”。

也有剑桥的学生表示，自己的“糖爹”就像是另一种形式的导师，为她的大学申请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多金且富有经验的年长男性不仅可以为自己提供经济援助，还能为自己的人生指点迷津，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一种双赢。但这更多是折射出了一种现实困境，不仅是女性晋升路径的问题，还在于即便在正经职场中，“良师益友”一般纯粹的关系，也几乎很难在成年男女之间产生。

当然，在此之外，更多“爸爸活”从业者的故事也证明，尝试与人生阅历远在自己之上的男性进行利益交换，并非一种另类童话故事。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行业正在以更加扭曲的面貌扑向这些女性。

扭曲的市场

疫情带来的变化，不仅是“爸爸活”这一行业的大热，还有更加不平衡的“供需关系”。

一方面，涌入“爸爸活”的年轻女孩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有钱的“爸爸”们却越来越少。疫情期间，一名昵称为“做爸爸活加油”的女性，曾在社交平台上不断发送“太闲了”“想见爸爸”“爸爸在哪里”等言论。

这样不平衡的局面，也使年轻女孩丧失了议价的能力。以前陪吃顿饭就可以轻松赚2万日元，现在只能赚5000日元。很多女孩还开始在自己的介绍栏里添加“第一次免费”“小费减半”等信息，尝试获得更多机会。

与此同时，男性的进入门槛也不断降低。有不少女生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自己的“爸爸”会在见面后要求打折。还有一名专职做“爸爸活”的女生发帖子称，回家查看自己收到的一叠纸币时，发现除了最外面的是真纸币，里面都是白纸。

在相关报道中，接受采访的年长男性抱怨现在做“爸爸活”的年轻女孩越来越没有“职业道德”，年轻女孩也在应对越来越多并不符合“糖爹”这一刻板印象的年长男性。

一个有趣的市场现象是，疫情后来自别国的成功年长男性也涌入了这一行业。曾有日媒以“某国富人正在爆买日本爸爸活女孩”为题，描述过这一新现象。只是，当异国男子前往日本购买这种服务时，在对日本刻板印象的影响下，他们寻求的东西只会更加直接。

在市场内卷下，“爸爸活”可以只围绕约会与陪伴，就更像是一种言语上的陷阱。这种模糊的性质界定，让年轻的女孩认为自己能在性资源交换上更有话语权。

如日本学者所言，“情色资本”并不是一个能立住脚的概念，因为它“不仅不能通过努力获得（有人说可以，但终究是有限度的），还无法积累，只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更重要的是，这种价值“只能被单方面评估，而评估的标准完全掌握在评估者手中”。

而“爸爸活”这三个字，试图用一种并不体面的诙谐，来掩盖这种关系的剥削性与危险性。这种语言上的随意性，会更加鼓励年轻女孩行为上的不加思考。对于投身“爸爸活”的日本女性来说，危险一点都不比诱惑少。

责任编辑何承波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