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的口琴（小说）

1

说起我的伯父，实在是无意间的事。那日，我与母亲整理祖母的一个旧木箱，翻捡出两把锈蚀的口琴。母亲叫来父亲说，等大佬来了，把这东西交给他。“大佬”是父亲母亲对伯父的称呼。这个原本亲昵的称谓，到了他们嘴里，不觉显出几分轻蔑。

父亲擦拭口琴，轻吹一声，杂乱的音符像滑稽演员发出的怪异笑声。说起伯父当年能同时吹两把口琴，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便打开手机问度娘。百度视频里，冒出个发际线超高的老头子，叠着两把口琴放在唇边吹奏《滚滚红尘》。这个老家伙长得极像伯父，只是戴了副黑框眼镜，眉眼里多了点严肃与深情，而我的脑海里却浮现出伯父吹奏《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画面。

“大海航行靠舵手，饭锅萝卜蘸酱油……”在我懵懂初开的年纪，伯父曾这样戏逗过我们。大家像一群猴子模仿伯父，特别喜欢“饭锅萝卜蘸酱油”这句，鬼知道那是伯父篡改了歌词。彼时，高度近视眼的祖母还康健，偶尔还能烧几个菜。每每葱油螺蛳上桌，伯父直接搬到自己面前，舀一勺塞进嘴里。“我老娘的炒螺蛳，十粒里头七八粒没剪屁股，得自力更生……”他像咬蹦豆那样咬螺蛳，随即“呼呼呼”地吐出螺蛳屁股，绛红的厚嘴唇用力吮吸，螺蛳肉就出来了。他半眯着眼，腮帮鼓得像两个麻球，能滋出油来。有一回，他照常把一碗螺蛳放到自己面前。我母亲发话道，今日的螺蛳是她剪了屁股烧的，伯父才讪讪地将螺蛳碗放回八仙桌中间。

“他属猪……”说起伯父的吃相，母亲很愤愤不平。我童年的记忆中，伯父“这头猪”常常自带喜气。彼时，伯父已住到伯母分配的化工厂单元房里。那套单元房不过六十平方米，两个堂姐住一个房间，我与堂弟挤在伯父伯母卧房的小沙发上。有一晚半夜醒来，鼻孔里钻进热辣辣的香味，侧头望去，有一道暗光在墙壁间晃荡，隐约传来压抑的咂吧声。“大伯……”我轻声喊道。伯父“嘘”了一声，晃晃手臂，暗影中似乎捏着什么好吃的。他蹑步过来，将一枚冰冰的东西塞入我嘴里。我喝了一口，又冷又辣的液体滑入我的喉咙。顿然，我在醉甜中又酣然睡去。三十年后，伯父终于在甜食与酒精的恩赐下，患上了糖尿病。医生给他配了很多针剂，又提了一大堆严苛的禁忌。他却一如既往不亏待自己。“小病求治，大病求死，糖尿病不算大病吧……”他喝干啤酒，又顺手捞起盘中的西瓜啃起来。满桌人都瞪着他，他稀里哗啦地啃完西瓜，起身从冰箱里拿出针剂，往自己的肚子上推了一针。伯母拿抹布擦着他面前的西瓜皮，哼声道：“他牙口好，死不了的……”

我父亲偶尔喝点小酒，从不抽烟，除了一日三餐，几乎不吃零食。只有家里的水果糕点泛滥成灾，濒临腐败霉烂的时候，他才出手相救。他老人家最痛恨浪费。这么“自律”的父亲，还不到七十岁，牙齿集体退休。他舍不得种牙，只配了一整套假牙，对付一日三餐。偶尔在饭桌上聊起伯父的糖尿病，母亲就为父亲抱不平：“谁叫你属牛，只懂干活。吃福都被那属猪的抢去了。”

一个人的牙口确乎是天生的。有一回，我大姑妈的女儿小梅姐说起当年伯父带她与“沙奶奶”去吴镇看晒场电影的事。说起来，那已是五十年前了。彼时的样板戏电影《奇袭白虎团》红得发紫，几个小镇连着排片，就是排不到姚镇。伯父气急之下，借了老凤凰自行车，带小梅姐坐前杠，“沙奶奶”坐后档，前往吴镇。小梅姐说，从我们姚镇五星村到吴镇红旗村足足有二十里路，这一路黑灯瞎火的，全靠伯父咬着手电筒照行。咬着手电筒？我很好奇。小梅姐说，那时她还是个小孩子，坐在前面的直杠上不敢腾出手来。后面的“沙奶奶”抱住伯父的腰，自然也没法举手电筒了。“大舅的牙齿真是牢靠呀……”小梅姐感慨道。我的大脑屏幕开始播放一段老电影。伯父烟熏的黄牙咬着生锈的老式手电筒，灯光晃动，前途光明，颇具那个时代歌声中雄赳赳气昂昂的气势。自行车在泥地上压出辙痕，那辙痕很快消失在茫茫暗夜里，没有月色没有星光。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伯父应该与“沙奶奶”开始了特殊关系。小梅姐说，她只有十来岁，对他们的事懵懂。她看过伯父与“沙奶奶”在俱乐部演《红灯记》。伯父演英勇帅气的李玉和，“沙奶奶”自然演沙奶奶了。这个说法有点搞笑，因为小梅姐不知道“沙奶奶”的名字。她只记得“沙奶奶”长得像腌咸菜的瓮，但一上台动作灵敏乐感很好，跳起“忠字舞”来，步步合拍脚脚踩点。她演沙奶奶，只需头戴灰白假发，腰系青布围裙，手提红灯，便有一股凛然之气。沙奶奶当时也只有二十三四岁，已是村里的党员，这样的身份，自带革命气场，令人肃然起敬。

与一位女党员结婚，大概是伯父年轻时的梦想。像伯父这样当过红卫兵，经历“大串联”，去北京见过毛主席的英俊有为青年，却始终被我祖父的身份牵连。我祖父年轻时在上海杨浦区开诊所，回老家后被乡人推举为保长。之后，时势在转，运动层出不穷。祖父虽进了桥城有名的卫生院，运动仍没有放过他，拉到学习小组挨批斗如家常便饭。这对积极演“李玉和”的伯父打击不小，有这么个老父亲，他再怎么努力也出不了头了。

“我要讨个好成分女人做老婆……”有一晚，伯父在餐桌上高调宣布。彼时，母亲刚刚过门，被他的宣言吓白了脸。我母亲娘家那个“黑”呀。我外祖父是老右，发配到青海，下落不明。母亲娘家还常住着她的老外婆，解放初定下的地主成分。“他讨一个女党员进门，跟我做妯娌，叫我怎么抬得起头……”母亲憋屈得几乎要哭。

谁在乎母亲的感受呢？只要有党员做媳妇，只要她是母的，全家人都应该敲锣打鼓。

沙奶奶进门来，却出乎寻常的低调，甚至有点偷偷摸摸的味道。母亲说，沙奶奶是晚上过来的，没有吃晚饭，只带来几包喜糖。与台上的“沙奶奶”相比，台下的沙奶奶更多了几分刻板拘谨。她穿着清灰的列宁装，黑色搭襻布鞋，只有里面的红色绒线衫，暗添几分喜气。她向祖母喊了一声“姆妈”，又对我母亲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随即跟着伯父，像只母猩猩快速攀上木楼梯，躲进伯父的卧房。第二日天蒙蒙亮，母亲给祖母倒马桶时，发现沙奶奶也急着出门了。她大概赶着去姚镇的红旗村校上班，她在那里做民办教师。母亲看见沙奶奶踩在九十九间的石板路上，青石板“咯噔咯噔”响。她踮着脚，似乎担心被邻居们听见，她是来偷野汉子的。跨过几道门槛后，沿路有一排粪缸。几个蹲在粪缸上的半老头，叼着烟打量她矬子样的身材，意味深长地笑着。母亲看见她的清灰列宁装被破山江畔的老楝树一点点吞噬。窄窄的江面上，一条机帆船犁开水面，冲破了成团的晨雾。

这种早出晚归的日子不到半月，沙奶奶突然消失了。那日，母亲陪祖母去邻村阿五瞎子那里，为伯父的婚庆挑黄道吉日。刚回家，就看见伯父歪在堂屋的旧藤椅上。堂屋里烟雾缭绕，地板上面落满烟蒂。伯父眼神空洞地对着天花板，深棕色天花板有一圈烟黄的霉斑，几个红气球撞击着那圈霉斑。伯父裂开塞满烟丝的牙缝，对着祖母吐出两个字：“散了……”

那是1973年的霜降。沙奶奶最后一次来祖母家，取走了她的绛红色皮鞋与印着双喜的大红毛毯。她红着眼圈跟祖母与母亲道了别。她与她们一共吃了三餐饭。有一餐晚饭，还是她烧的葱烤鲫鱼，放了点辣椒。那是祖母家第一次往菜里放辣子。确实，五十年前的姚镇人是不兴放辣子的。母亲说，沙奶奶人长得丑，菜倒烧得很好吃。母亲又说，若是这个沙奶奶留下来做媳妇，大佬这辈子也不会这么折腾。

“他们有没有领结婚证？”我深为疑惑。父亲说偷偷领的证。什么叫偷偷？沙奶奶的叔叔是大队书记，不同意这门亲事，沙奶奶的身份不可以与伯父婚配。一切伪装终究还是暴露了。沙奶奶应该是奋不顾身喜欢伯父的，而伯父的红气球却在吹胖的瞬间爆裂了。

九十九间的祠堂里，伯父吹响了他的口琴，声音雄壮又迷乱。他麻球似的腮帮有节奏地鼓动着，配上醉酒状的红眼圈。“大海航行靠舵手，饭锅萝卜蘸酱油……”在阴暗的冬日，他领着一群小孩子在天井里跺着步子，狂跳属于他的舞蹈。彼时，我还没有出生，这一幕是听小梅姐描述的。

2

关于白娘娘嫁给伯父，我没有一点记忆。我只记得白娘娘的离开。

白娘娘本名张巧花。这个土气的名字贴在上海知青姑娘身上，实在不妥。她嫁过来几年后，电影《小小得月楼》开始热播，里面有个白白嫩嫩的女人绰号“白娘娘”。我母亲与几个邻居便私下称张巧花为“白娘娘”。白娘娘长了饱满白皙的菩萨脸，一双眯缝眼架在塌鼻梁上，即使生气也像在眯眯笑。她的嘴酷似宽边饺子，吐出来的话甜如蜜汁。母亲每每提起白娘娘的上海话，像有很多滩涂上的跳跳鱼在耳际蹦跃。“姆妈，侬身体当心点哟……”祖母蹲在水井边刷堂弟的尿布。“姆妈，侬要多休息……”祖母在江边搓洗伯父与白娘娘的脏衣服。“姆妈，阿拉屋里全靠姆妈……”祖母抱着一周岁的堂弟，在堂屋里哄他入睡。“姆妈，人家吃河鲫鱼汤，精肉炖蛋，奶水才有营养。”祖母蹲在冷风里生煤炉子，白烟袭来，熏得泪眼模糊。她长满冻疮的手掏河鲫鱼的肚肠，在发黑的砧板上剁瘦肉。彼时，一条瘦肉都要托人兑了肉票，起黑早去肉铺前排队才能买到。

母亲说，白娘娘用她的蜜糖嘴俘虏了我祖母，却无法俘虏伯父。那时候，成分这玩意已过时了，钱变得越来越靠谱。九十九间里那些暗自富裕的家庭开始置买红灯牌收音机、燕牌缝纫机，有几家竟然买到了北京牌十二寸电视机。有些邻居怕太张扬，放电视时将窗帘拉得严严密密，弄得做贼似的。也有大方的，把电视机搬到天井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人。

白娘娘写得一手好字。在大多数女知青还在艰苦刨地时，白娘娘已成了公社宣传科的助手，进进出出的光鲜度不亚于之前的沙奶奶。不久，伯父“顶职”进卫生院，白娘娘也如愿以偿进了供销社。在我们姚镇，他们的结合堪称良缘。

“可惜呀，他们总是不知足。”母亲感慨道，当年她与父亲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家里穷得只能喝番薯汤，仍相依为命。伯父与白娘娘都干着清闲的活，却互相算计，都想着要对方的钱。

我懵懂的记忆里，并没有出现他们的“武斗”场景。我只是时常听到隔壁房间奇怪的声音，让人联想到电影播放到危险时刻——杀人犯潜入密室，被杀者突然奋起反抗，殊死搏斗……掐脖子，揪头发，猛兽般压抑的撕咬吼叫，还夹杂着撞墙声、呼救声、似乎还有劝阻声、奔放的哭声……我不知道这些声音是我幼年时亲耳听见，还是成年后的想象。有个画面很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母亲拿门栓顶住卧房的旧木门，又坐回床上紧紧搂住我，屏息静气听隔壁的动静。

有一日，我在我们公用的木楼梯口碰到白娘娘。她的额头添了新的淤青，右眼圈紫得像姚镇人爱吃的臭皮蛋。她看见我，黏着血痂的嘴角露出笑意。“小燕，要是你爸爸妈妈离婚了，你会跟谁？”我摇摇头。“你爸爸妈妈不一起过了，你会跟谁去？”她又解释了一遍，从衣袋里摸出一支烟塞进嘴里。我吓了一跳。九十九间的女人极少有抽烟的，除了隔壁的聋子老太为了治便秘，再也没有抽烟的女人。女人抽烟跟裙子里不穿内裤一样丢脸。但白娘娘倚着房门，吐出烟圈。那烟圈很大，一下子罩住我的脸。她拉了我的手，进入她的卧房。我走得格外小心，唯恐床上躺着伯父。我懵懂地感觉到这会儿遇见伯父，是件很危险的事。

伯父不在，白娘娘的房间充塞着尿骚与香水的气息，很像初夏野地的腐败味。白娘娘拉我坐到床上。床里侧，堂弟像个肉球叠脚侧睡着，他的饺子嘴酷似白娘娘。白娘娘从枕头下面捞出一绺长发，说这是她的头发，被伯父扯下的。她指着后脑勺一处肉红色头皮给我看。“阿拉也不怕伊……”她又从枕头下摸出两枚泛黄的脏东西，用上海话说这是伯父的指甲，被她咬下的。“一开始血淋淋的……”她眨了眨细眼睛，竟然将两枚指甲塞进嘴里嚼起来。她的脸像没发酵好的面团，五官都挤在一起。那种恶心的咀嚼持续了好一会儿，她才呼地吐出。两枚指甲混在痰液里，她用皮鞋尖使劲碾着，似乎要把地板捅出一个窟窿。她拉开床头柜抽屉，掏出一把口琴递给我，我碰了碰口琴缩回手。“你拿去，免得他以后用这玩意砸我。”她像是在哀求我，那只臭皮蛋眼睛眨巴着，我害怕地爬下床，跑出了房间。

我记不得这是哪一年。之后，白娘娘很少出现在家里。堂弟也是一会儿坐在堂屋的“坐车”里，一会儿又不知去哪里了。我趁机玩他的玩具，他有一只会点头喔喔叫的铁公鸡。那公鸡的头低下抬起，很像伯父向祖父发誓作保证的模样。保证什么，我并不知晓。我只在父母的窃窃私语中，隐约听说嫁到九十九间的上海知青都想法子回去了。“总归不是同路人，迟早要回去的。”“换了你，会回去吗？”“我肯定不回去，舍不得小燕，也舍不得你呀……”父母的私语更像是暧昧的情话，带着戏谑，还有隐隐的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