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护所

一

十九年前的夏天，我搬出学校宿舍，搬进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那个长脸、长头发、小脸盘的女人是我的二房东，她很像言情剧里的女主，还是比较悲情的那种。可她的工作居然是炒期货，每天只需瞅瞅屏幕就能把钱赚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种职业，好奇于其背后的冒险与惊心动魄。

不工作的日子，她就坐在屋子里看电视、打毛衣、嗑瓜子，她的男友翘着二郎腿，陪她一块儿看电视、嗑瓜子，俩人不时打情骂俏，不时骂骂咧咧，营造出温馨、融洽，又带点琐碎的家庭气氛。作为闯入者，我的不安从钥匙打开房门的那一刻开始，他人生活中毫不设防的一幕忽然暴露在眼皮底下，让我尴尬不适、退无可退。另一名闯入者是位来自新疆的大一女生，为了转去与男友同一专业，正谋划着如何向学校里的老师送礼。男孩经常出现在女孩房间，或许一直在里面，光线穿过粉色窗帘把平淡无奇的小屋变成乐园。

他们都住在朝南的大房间里，晒衣服的露台也在那边。每天，为了湿漉的衣物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穿越别人的房间，就像穿过封锁线。焦虑、惶惑、不安，不敢多看一眼。当回到自己那间阴面小屋，更感到暗淡、逼仄，毫无存在感。它毗邻卫生间与厨房，常常与油烟味、下水道的气味不期而遇。没有阳台和飘窗，深色窗帘布深暗而浑浊，床是临时挪用过来的。书桌抽屉的金属拉手携带铁锈味，里面更是霉味深重，好像被主人遗弃经年，又被人从旧货市场重新打捞回来，进入物的二次循环中。

一日午后，我因一场骤然而至的大雨滞留在某店铺门口，想起早晨刚刚晾出的衣物正代替本人在风雨中飘摇，不由悲从中来。自失去家庭和学校的双重庇护后，我常有流浪之感，没人给我打饭，没人帮我收取衣物，自然也没人知道我身在何处。

我给报纸投稿，不久便收到编辑来信。它躺在一大摞广告宣传单里，被我小心翼翼地拣拾出来，看了又看。很多年后，饭局上偶遇这位编辑，他问我是否记得此事。我当然记得，但信早已不在，很多东西就是这么一点点弄丢的，既然居无定所，既然呼吸到的空气都是不确定的，这点小事又何足挂齿。

那天夜里我回去晚了，没有找到钥匙，便站在门外轻轻地、反复地敲门，就像啄木鸟“笃笃笃”地啄着那棵病树，除了树林听见，谁也听不到。下雨天、深度睡梦、很轻的敲门声，直到天亮，我也没能让她们中的任何一位为我开门。我实在不愿打扰她们的清梦，两个女孩和她们男友的梦境，甜美、欢乐，这世上没有什么比它们更应该获得庇护。

既然在屋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就去外面找。那些工作在等着我，它们挑选我，考验我，试图接纳我。那些五花八门的工作认真归纳起来，不过是献出时间精力帮助他人完成各种事务以赚取日常生活所需，比如给人看病、陪人聊天、帮助某人解决切实有效的问题。某一日，我拿着报纸上发表的“豆腐块”去某广告公司应聘，他们看过文字后，表现出显而易见的兴趣，但又不能很快下定决心。应聘者看了我足足十几秒，忽然问道，你的理想薪酬是多少？能不能接受加班？他的问题一长串，充满压迫感，就像酒足饭饱者在一个嗷嗷待哺的人面前投掷美食。自然，我被那家公司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充满野心和物欲的人，而不是一个欲望低微、随遇而安、连休息时间也不肯无偿奉送的人。

我到底在想什么？为何不愿把并不珍贵的时间毫无保留地交付出来，以换取更加珍贵的生存资源？再说，一个连安身之处都岌岌可危的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我不知自己身上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究竟来自何处，家族长辈都很务实，并没有任何飘忽不定的举止。

不多久，我成功入职另一家广告公司，为鲜切花、蜜桃、粽子、西瓜等物撰写文案。我要做的是在文案与顾客们的购买欲之间建立最直接、最真切的联系。为了完成任务，我不得不堆砌词藻，将那些华丽的、摇曳生姿的、表情丰富的词语都拉来为我所用，它们东倒西歪、战战兢兢，勉强组成一个乏味、生硬、面目可憎的世界。我感到自己不仅被现实世界抛弃，连那个神往已久的世界也对我设置障碍。我跑去经理办公室辞职，他一脸狐疑地望着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当初，力排众议将我招进去的人是他。他以为我可以胜任这项工作，只需费一点点心思就能做到。我头一次在陌生人面前坦陈自己的困惑，说没有任何真情实感的文字就像谎言，长此以往，反而会破坏我的语感云云。从经理的表情中，我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如此可笑，但他忍住嘴角滑脱而出的笑意，用一种疑惑多于嘲讽、诧异大于质疑的语气对我说，其原话大意如此：没想到你把自己看得这么高！他用“高”这个词，而不是“清高”或“重要”。在他眼里，我既然是低的，就该安于低处的风景，并持久地忍受它。他说得实在一点错处都没有，千千万万的人蝼蚁般忍受着难以忍受的东西，而如此境遇下的我居然还有此等不切实际的幻想，实在匪夷所思。

我再次让自己成为人群中游荡的一员，小心翼翼地路过一些工作，短暂尝试之后便果断离开了。我担心自己一旦深陷其中，便无法抽身而出。这世上有很多工作任人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到，那些人为了生存把自己逼到了何种境地。有一天，我在路上看见一个推销洗发水的年轻人，站在烈日当空的电线杆下给人打电话，汗珠顺着黝黑的脸庞不断淌下来。他对着电话里的人大吼大叫，好像任何一件小事都能让他崩溃痛哭，我很想上前拥抱他……就像拥抱另一个自己。

二

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晃荡，与一辆黑色轿车撞上了，车身倒地的同时，轮胎变了形。我快速从地上爬起来，轿车里的人也打开车门，第一句话便是，“你是哪个单位的？”这振聋发聩的一问着实把我震慑住了，好像我要是没有单位便也取消了合法权益的申诉，其中或许还蕴藏着这样的“潜台词”——既然我在现实生活中没能拥有一个合法的庇护所，那在街头遭遇风险也是情理之中，怨他不得。

为着这一句诘问，我居然在肇事者面前抬不起头来。羞愧感就像雾霾一样笼罩着我，让我顾不得去审视作为受害者应该获得的权益和补偿。我推着那辆已然报废的自行车，拿着四十块赔偿金，唯唯诺诺地走开了。

多年来，这无法忘记的一幕让我的羞愧感渐渐发酵成羞耻感，并在体内安营扎寨，心心念念想要消除它。有段时间，我渴望进入一个有保安、有围墙、有监控室的单位上班，由此获得切切实实的庇护。经多方努力，经笔试和面试，我被挑拣出来，就像一粒成色、光泽度都上佳的珍珠从一大堆平庸的珠子中脱颖而出……由此进入一个固若金汤的集体，他人眼里的好单位、好归宿，比女子嫁到好人家还要有成就感，还让人羡慕。

它在一幢明亮、高耸的大楼里安营扎寨，玻璃幕墙在夜晚亮灯时熠熠生辉，宛如被完美切割的巨型宝石。它位于全城最繁华的区域，是一个城市的心脏部位。它整饬庞大，人数众多，分工明确。进入集体怀抱的梦想实现了，与二十几个人共用一间办公室，彼此以半截隔断相连，完成各项工作的分工、合作。我想到网格，我成了格子上的一点，无数的点汇成线，线与线彼此或平行或交叉，组成一个庞大的组织，也就是单位。

我终于落入其中，就像水滴汇入大河，在我身边是形形色色的水滴，不知那些水滴放弃了什么样的生活才流到这里。在“水滴”们的脸上，我什么也看不出，什么也发现不了。他们穿着制服，梳着与那个空间契合的发型，长发一律束起，短发理得一丝不苟，没有醒目的刺青，没有奇装异服，其笑容温和克制让人无可指摘。

亲戚家小孩从部队退伍回家，看到公安部门招聘工作人员，样样符合，唯有一条让他抓狂不已。他身上有纹身，文的还是黑线条、图腾、重彩，无法彻底洗掉。就因为这个，他失去了工作机会。似乎，纹身天然地与美、反抗、异见、标新立异、活着的证明等休戚相关。而工作，尤其是公安部门的工作，以顺从、服从、听从为第一要务，自然水火不容。

他们在纹身与重要工作之间竖起一道天堑，而那些重要工作不仅规定了学历、经历和工作能力，还对应聘者的身体发肤提出特殊要求，或许它想要的是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人。既没有道德上的瑕疵，也没有皮肤上的——一个随时可以被考量、被印证的完美无暇者，可这世上真有这样的人存在吗？

有时候，我不免怀疑职场上那些妆容精致、和善可亲的女性，在她们身体内部或许也藏有一处小小的纹身，一张树叶、一枚松果或一片羽毛。毕竟，职场是那样一处泯灭人性的地方，每个人都必须在里面小心翼翼地使用化妆术或易容术才能活下去。“潜水”真是一个好词，我在那个庞大单位里的现状大抵如此，常常躲在角落里以缩小占地面积，不得不移动时也是目不斜视，挨着墙根儿行走。厚厚沉沉的窗帘将阳光和灰尘一并挡在外面，空调营造出温室效应，绿植散发出塑料般的绿意，人在其中就像行走在一座与世隔绝的城堡里。城堡内外的空气各自分开，不再流通。

等级制是我一开始便知晓的事，但没想到会如此严重。简单地说，干一模一样的活拿到的酬劳却千差万别，只因进入时领取了不同的身份密码。我无条件接受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中裸露太久的人是会将钟形罩视作庇护所，尽管里面空气稀薄让人窒息，但总好过严酷、苛刻的露天环境。

时光飞逝，又像是一天也没过去，大楼里的时间变得缓慢而迟滞。我的职位是网站编辑，不过是将从别处挑拣而来的信息复制粘贴一番，再发布出去。我的日常工作包含这两个基本动作：复制、粘贴，再复制、粘贴，一直复制、粘贴下去，永远有信息被不同机构、群体、个人制造出来，为我们所用。而其中的内容，我没有时间阅读，也无需阅读。只有标题——我拎起“标题”，一把将它们从信息的海里拖拽出来。于是，那些大大小小，有用没用，重要或不重要的信息在我的搬运下再次扩展、蔓延开来。既是信息的转载者，也是信息的助力者，也有可能是终结者，但它们的命运故事并没有获得本质改变。

我都做了什么？我所采撷的信息不像小时候割下的草叶那样有用，后者还能将一只瘦骨嶙峋的兔子喂得肥美、毛发闪亮。三年下来，以每天复制粘贴一百条信息为计，也有十万余条了。那有什么用？当然是有用的。它让我将许许多多、有用无用的东西搬回家，再搬回更多东西。我的橱柜、抽屉、箱子一一被填满，需要更多更大的橱柜、抽屉、箱子来满足物的收纳、陈列和摆放。它们都是网购的成果，无需走街串巷，只需工作之余点点鼠标就能做到。与此同时，经我之手复制、粘贴的信息也更为惊人，几乎到了“爆炸”的程度，所幸网站也在不断扩容升级中，以应付潮水般翻滚涌荡的资讯。但所有资讯不过是水的不同形式，迟早会被蒸发殆尽。加法和乘法已满足不了这个世界，还有更疯狂的算法等待被发明出来，那不过是迟早的事。

三

我决定离开这永无休止的搬运工作。由于是主动递交的辞职报告，连失业金也无法领到，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对拒绝者的惩罚，或者是对主动选择者的警告……但规矩就是这么制定的，对它的质疑并不能改变什么。

关于辞职的版本众多，每种心情、语境下都有不同的说法，它们很像虚构的产物。比如，我会在一个女权主义者面前极力渲染职场里的女性弱势及不公正之待遇，将性骚扰、暧昧、办公室政治挂在嘴边；如果遇见的是一个具有十足妻性和母性的人，我会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家庭和孩子，好像只要我放弃工作就能让家里人都获得幸福；也有人想当然以为家中伴侣是个赚钱能手，自然无需我在职场里委曲求全，这种论调尽管让我很不舒服，但颇符合逻辑与常情，被我默认并接受了。所有版本中，最容易让人信服的是物质条件这一项，这是所有辞职得以顺利执行的重要条件，好像只有有钱人才有权利重新选择人生。

什么理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兜兜转转之后，我又成为一个没有单位的人。它根本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更像是一场即兴表演。我忘了自己如何提交辞职报告、如何收拾物品、如何与同事解释和告别，我几乎逃狱似的离开那里，生怕被某种力量生擒回去，或者自己心生悔意，导致功败垂成。我好像成了某个剧里的人物，正冒着生命危险代替角色行使使命。

不用上班的第一天，我以为自己会迎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觉，睡到日上三竿，睡个昏天黑地，把工作中损失的睡眠通通补回来。但我像往常那样早早起床了，坐在明亮整洁的书房里，这差不多是我头一回正儿八经安坐在那个空间里。面对书橱里还未拆封的书籍，心里陡然升起时间流逝的惶恐感，多年前的感觉又回来了。

几乎没有任何过渡，我很快让自己进入“写作”之中。它的种子可能早就埋下，在做信息搬运工的那几年，或许更早。既然写作是个无底洞，我就要往其中投掷勇气、热情、专注，还有孤独、恐惧、彷徨，看看会发生什么。既然写作有时也被当作一门技艺，我就应该像学习别的手艺活那样勤勤勉勉、按部就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