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巷水深几米

（一）

周佳惠来派出所报案。

她一个人来的，穿着淡蓝色亚麻的无领衬衣，宽松的黑色七分裤，脚上是一双平跟凉鞋。

她的脸较一年前往下垮塌了不少，以前的圆眼睛变成了三角眼。圆弧形的法令纹让下巴和嘴的部分凸出来，看上去像受尽委屈又无可奈何。

我想，人在遭受巨大的变故和痛苦后，外貌是不可能不发生改变的。

我把她带到办公室，递给她一杯凉水。

她低着头，目光瑟缩在一平方米内。脚上塑料材质的鱼嘴鞋，鞋帮透明的部分已经变黄，三根脚趾从鱼嘴里毫无血色地挤出来。

她就是穿着这样一双鞋，走了六公里来报案？我想象不出，她还能有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可以乘坐。

其实也不能叫报案，她只是来找我，想跟我说个事情。瘦削的臀部局促不安地挨着沙发边缘，她明明挺直腰背，可总让人觉得她绞拧着身体。

她是这么跟我说的，她找不到别的人去说这件事情。

“有个女人跟踪我们。”周佳惠说话的口气小心谨慎，仿佛跟踪的人此刻正在这个办公室之外偷窥着她。“有几次我跟佳晨做完康复治疗后，她就一直跟着我们。”

这倒奇怪，会有什么人跟踪他们姐弟？

“你怎么确定她是在跟踪你们？”我知道周佳惠不可能撒谎，但人在经历过极端事件后难免会变得神经质，甚至会出现幻觉。

“前几次，我以为她只是和我们同一个方向，后来发现不对，我只要停下脚步，她就会停下来。”周佳惠喉咙紧了一下，声音变得紧张起来，“我借着调整佳晨的轮椅，停下来几次试探，绝对没有错，她就是跟踪我们。”

她目光里含着点期待。缺乏自信和安全感的人总是担心别人不相信他们的话。

“你看清她的样子了吗？”我问。

“没有，她戴着粉红色的鸭舌帽，黑色的口罩，喜欢穿卫衣。”周佳惠显然观察仔细。

“那她有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我琢磨着姐弟俩在这个城市几乎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会有什么被人惦记？

周佳惠垂下脑袋摇摇头，她认真咬着杯口，密密匝匝的一圈，像正在缝合的机器。

突然她想到什么，抬起头说：“她靠得比较近的几次，我看到这个人的衣服或者裤子上都会有破洞，我知道许多人喜欢穿破洞衣服，但这些破的地方看上去很奇怪。”

“怎么个奇怪法？”我也很好奇。

周佳惠摇摇头，突然一脸惊恐地问：“蔡警官，你说这个人会不会是精神病患者，深更半夜往我家点一把火？”

我能理解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周佳惠生命的行程中出现了断崖，埋在深渊中的痛苦和恐惧虽然被时间灭除了明火，但处于阴燃状态，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又成了滔天之火。

一年多前，她家发生那件惨事后，的确有些无聊的人，假装无意路过他们家，看看他们家大门的朝向，窗子的样式，以及姐弟俩的长相，想从这些细节上佐证一下，她家发生的那件事的根源性在哪里，好增加些茶余饭后的谈资。

佳惠小心翼翼地把杯子里的水喝完，放进角落的垃圾筒。她反复跟我说，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心里总是发慌。

我说我能理解，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去做。

她又说了一遍，对自己冒冒失失地来找我感到抱歉，身边没有朋友，遇到个事不知道找谁商量。

我让她放宽心，并保证，我一定会把跟踪的人找出来。

（二）

目标出现。

刚开始我并不确定，看背影，这个女人不会超过二十五六岁，穿着灰色运动套装，戴着顶粉红色的鸭舌帽，耳朵塞着白色耳麦，像城市跑步爱好者。

康复中心距周佳惠的住处只有两公里。姐弟俩出了医院，经过第一个十字路口，他们在绿灯通行时到达了对面。疑似的目标没有紧跟着过红绿灯，而是停在路口。

人行道上，老头的三轮车装着一座山似的纸板，用瘦骨嶙峋的腿蹬动车子，浑然不觉身后驮着的“高山”即将倾倒。有预感的行人纷纷避而远之。果不其然，“山体”崩塌，纸板滑落。行人像猫一样跳跃，灵活地避开这些庞大的“暗器”。

我的跟踪目标停下脚步，毫不迟疑地捡起散落在地的纸板，她手脚麻利，甚至帮老头捆扎起来。不断起立弯腰的动作，让我有足够时间看到她运动服上的漏洞，是一条条口子，应该是锋利的器具造成的。

周佳惠推着弟弟逐渐远去，而她似乎并不着急，手里的动作依然有条不紊。但是，现在我可以确定，她就是跟踪者。

我把这次行动的目标称为：粉红帽子。

周佳惠推着轮椅上桥。这是他们回家路上最高的一个长坡，有点陡，好几个骑自行车的嫌上坡费劲，下来推着走。

周佳晨身高有一米八，手长脚长。没出事之前他是个开朗爱运动的小伙，还是篮球健将。篮球爱好者和我们公安部门打过一场友谊赛，就在派出所篮球场打的比赛，我当裁判。他挥汗如雨地朝我跑来，喊我蔡哥，买雪糕给我。我们坐在一起吃，他问我哈密瓜口味怎么样？话音还没落地，他就伸过头，在我的雪糕上咬上一口。

他现在虽然瘦，但身高摆在那里，周佳惠需要技巧和力量才能推上陡坡。她个子又小，像西西弗斯在推动巨石。

粉红帽子和周佳惠之间缩短成十几步的距离，她站定在那里，似乎在看周佳惠如何发力。当对方用力的时候，粉红帽子的手紧紧地攥紧。由于距离的关系，我并不能确定她是不是攥得指节发白，但能肯定她非常用力。怎么说呢，仿佛她在用她的意念推动轮椅。

周佳惠推着轮椅拐进了巷子。

深水巷在整个城市的低洼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两层老房子。旁边高楼不断耸立，这块区域就不断低矮下去。梅雨季，或者来台风的日子，就好像全世界的雨水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窄窄的路成了湍急的河流。电视新闻最爱到这里取景，城市以外的同胞总以为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要打电话来问问，家里的床有没有被冲走？

深水巷房子的外壁都留着被水淹过的痕迹，块状的青苔在太阳烘烤下失去水分，变色，缓慢地成为墙体一部分。所以，灰暗色便是这条巷子的底色，如今住在这条巷子里，大多数是老人。

粉红帽子站在巷口，她有些迟疑，仿佛在下什么决定。仙人掌从二楼的窗台倒挂下来，顶端开着黄色的花，像一条蛇吐着信子。她仿佛意识到头顶的危险，抬头的一刹那几乎用跳跃的姿势跳开了半米远。她看清墙上倒挂的仙人掌并不存在危险，身体依然紧贴着对面的墙壁。

我两年前认识的周佳惠。

她以前在本地最大的一家超市任职，跟我对接安全演练时认识的。演练过程中，我累得够呛，稍有喘息的机会，就借墙靠会儿，缓解一下静脉曲张的腿。

周佳惠在人群中默默地递给我一把折叠椅子。

她的善解人意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是娃娃脸上一双圆眼睛，会让人不自觉地联想这是个备受父母疼爱的姑娘。后来，我们派出所民警在巡逻中抓住了盗窃超市的两个小偷。超市做了锦旗，她负责送来。一来二去，我跟她也认识了。她说起弟弟周佳晨是篮球爱好者，想跟公安民警打一场球赛，我便义不容辞地帮她去联系。

第三次见她，便是发生那起可怕事故之后。

行驶的公交车司机突发心梗，车子瞬间失去控制，一头撞进了临街的火锅店，引发火灾。我赶到现场时，消防队已经把火全部扑灭，公交车烧成黑漆漆的铁架，十多个烧伤或者跳车时摔伤的乘客被抬上救护车。车厢里还有两具尸体，初步判定是因为吸入过量的烟气导致昏迷，所以无法跳窗逃脱。

我后来才知道，死去的正是周佳慧的父母，周佳晨受了重伤。

我在医院见到周佳惠，她像个木偶般站在浑身插了许多管子的周佳晨病床前。她用了好久才认出我，张着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眼泪就从圆眼睛里滚出来。我从没有见过哪个女人像她这样哭泣，无声地，泪珠就像透明的珠子不停地滚落。

医院冰凉的椅子上，她跟我说，以前看电影，葛优演的一个角色，在日本一个教堂里忏悔。忏悔得太多了，牧师受不了，求着他，这教堂太小了，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忏悔。

“当时只是当喜剧看，不停地笑，现在我如果要忏悔，怕是城里的教堂也装不下。”她落着泪。

父母坐公交车出行的原因是因为她。前一个晚上，她和家里人吵架，摔门而走，妈妈追出来，在门口摔倒。大概脚踝和膝盖都受了伤，她在生气，只是看着爸爸和弟弟把妈妈扶起，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她喜欢一个男人，有妇之夫，可她不管，就想跟他在一起，男人答应跟她结婚。于是两个人商量都辞职，离开这里，去别的城市生活。

后来的事，是邻居老李告诉她的。父母虽然难过，但更怕她在外面受苦，于是拿出20万，打算给她，这是他们所有的积蓄。因为她不肯接父母电话，父母没办法，就带着周佳晨去找她，也算告个别。于是三个人坐公交车去她的临时住处。可哪想到，这不是送钱，是送命，是永别。

“如果不是我，这一切不会发生。”周佳惠的圆眼睛里有片巨大的无法跳出去的深渊。

我当过交警，见过太多的人在出了交通事故后，捶胸顿足，说自己不快那秒就好了，要不然就是那天不出门就能万事大吉。我也抓过年轻的小偷，他痛哭流涕，说如果父母不离婚，他就不可能走上犯罪道路。人总盲目相信自己的意志是自由的，从而产生幻觉，其实，所有的事情完全是各种各样的永恒不灭的宇宙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想防止也防止不了，想避免也避免不了。

我这个警察说这些缘起与因果只是想给周佳惠一些安慰，她依然善解人意，点点头，说自己会调节好。

周佳晨自出事后，再也没开过口。他受伤的不是说话的器官，而是腰椎，医生断言只要坚持康复治疗，站起来的概率还是很大的，但是他并不配合。

周佳晨出院后，我来深水巷看过他们姐弟。

老房子的一楼开理发店，以前是周佳惠父亲的店，光顾的是些老主顾。她从小看父亲给人理发，马马虎虎学了几手，现在有客人上门，她也会帮他们理发，把这生意当成了传统在继承。

一个胖老头躺在理发椅上睡觉，打着口哨似的呼噜。周佳惠轻轻地跟我解释：这就是隔壁邻居老李，独居，把理发室的椅子当成了自己的第二张床。

理发室和厨房间只用布帘隔开，没有窗户，大白天里也只能开着灯。周佳晨坐在八仙桌旁的轮椅中，他不跟我打招呼，连头也没有抬，整个身体陷在轮椅里，像一条失去水分软沓沓阴沉沉的茄子。

“佳晨，蔡警官来看你。”周佳惠对他说。

他没有抬头，移动轮椅，转回卧室去。

“最难过的不是我，是他。”周佳惠眼睛注视着她弟弟离开后留下寂静阴暗的那个空间。

“还是不愿意讲话？”我压低声音。

周佳惠点点头，眼眶迅速红了。

周佳晨出事之后就不再跟周佳惠有半句交流，发展到后来不论碰到谁都不讲话。看过几个心理医生，但他的嘴就像涂了强力胶。他去康复医院接受治疗，大多数人把他当成了真哑巴。

“他这是恨我，我受的这些，都是活该，可他怎么办？”周佳惠黯然地说。

我们没聊上几句，屋里就发出砸东西的声音。周佳惠急忙跑进去，又满脸愧色地跑出来。周佳晨小便拉在身上了，她得马上给他清理。我觉得留在那里，她可能更为难，便匆匆告辞了。

我告诉她，如果遇到什么事，就来派出所找我。

周佳惠打开了理发店的玻璃门，从屋里拿出一块木板，铺在两阶台阶上，推着周佳晨进去，然后再走出来把木板收进去。

我确信，刚刚周佳惠弯腰拿起木板时朝巷口看了一眼，她的目光几乎不敢落在粉红帽子身上。粉红帽子依然贴紧着墙壁，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无法推测出，她的目光是不是粘连在周佳惠身上。

粉红帽子确定周佳惠短时间内不会再走出玻璃门，慢慢地往深水巷探出脚步，仿佛是要去海里游泳正在试探水的深浅。

周佳惠家的房子紧挨着老李家房子。他家二楼的阳台明显是后期加盖出来的，几乎遮蔽了半个巷子空间。这种老房子改造阳台的危险性我见识过，有人炒个菜转身要去收衣服的时候发现，阳台已经掉下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