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达之外的人生意境

通常以为秦汉以降传统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不外两种模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即做了官的；穷，即做不成官的。细按历史脉络，也不尽然。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的光谱，远不是穷、达两极可以涵盖的。这儿写的段玉裁、钱大昕、袁枚三人，或许能够说明这人生光谱也是穷达之外另有可能。

段玉裁：“所居西湖楼，一灯荧然”

传统中国社会的职业分类，大而化之来说是“士农工商”。“士”就是读书做官。后面的三类即务农、做工、经商。在近世大学或科学院没有成立之前，学者是靠什么职业来谋生而得以专心著述的呢？大概是两个途径，一个是做大官，比如乾嘉巨子阮元，江苏仪征人，大官僚，位高权重，身边有幕僚有学术班底给做助手；另一个途径是家里有点儿银子，衣食无忧，比如也是乾嘉巨子的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氏父子也做过大官，但主要是自己著述，没有幕僚班底来给查录资料或代笔。传说念孙在老家撰著《广雅疏证》，每天上午做三个字的注释，下午则泛舟高邮湖。这日子要是家无闲财，怎么过得了？这两个途径之外，要能够专心研究学问写论文写专著，可能就比较艰难了。比如段玉裁。

段玉裁是清代有大名的语言学家，他写的《说文解字注》一书，是可以辉耀古今的中国语言学巨著。但玉裁的日子过得是不宽裕的。

玉裁，字若膺，生于清雍正十三年，纪元1735年，江苏金坛人，也入过仕途，但做的都是县令这样的七品芝麻绿豆官，食少而事繁。玉裁25岁中举，但也就止步于此了，此后科举路上再没有进步。38岁后到四川先后做了富顺、南溪等地的代理县官。《光绪叙州府志》记玉裁“学问渊博，礼贤下士”。南溪今属四川宜宾，富顺今属四川自贡。南溪、富顺两县当时均属叙州府。抗战时中研院史语所迁到南溪的李庄，因此得以发现了不少玉裁做当地县令时的手批公牍。

玉裁做县官，政余则研经问学。玉裁后来在《书富顺县县志后》写道：“丙申二月，金酋平，民气和。……予乃能以其余闲成《诗经小学》《六书音韵表》，各若干卷。所居西湖楼，一灯荧然。夫人而指为县尹读书楼也。”

丙申年，即乾隆四十一年，纪元1776年。“金酋平”，即清军平定大小金川。玉裁这段话有两处可留意，一是说明玉裁治学在公务之余，而不是占用公务时间。二是当时玉裁在富顺县署之西湖楼秉烛研学，已成富顺一景矣，民皆知玉裁县尹挑灯夜读。玉裁勤于政事，公务之余也不是吃来喝去，而是专心问学。玉裁在自己写的《六书音韵表》卷首里也说过类似的话：说当时“王师申讨大小金川”，自己“无敢稍怠”，不敢耽误朝廷军机大事，公事处理完毕，“漏下三鼓”，才在灯下撰写修改《六书音韵表》，“以为常”，就是习以为常了。“漏下三鼓”，就是三更天，半夜十二点了。这也可以见得玉裁的用功了。

也是在这一年，玉裁开始撰著《说文解字读》。《说文解字读》是定稿本《说文解字注》的长编，即初稿，定稿本改名为《说文解字注》。

但这样案牍劳形，也不是个事，终究对学术著述有碍。玉裁在自己父亲71岁的时候，向上级表示，请给他回家奉养老父的机会。上级领导以没有这样的成例给驳了回来，大清王朝的官员组织制度不允许玉裁这样做。于是玉裁再以称病而退了休。这一年是乾隆四十五年，纪元1780年，玉裁45岁。

玉裁从此告别公务员生涯，回老家专心致志地做他的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了，58岁这一年的秋天，举家迁居苏州阊门外下津桥。没有了职官的收入，玉裁也就主要靠教馆维持生活，即在公学私塾里教教书来换得银子。谋取教馆的工作，有时也不是容易的事。比如乾隆五十八年，玉裁59岁，托老友刘台拱谋书院的教职，没能成功。玉裁心情不好，加以外感风寒，用中医的说法就是“心脉虚”，稍稍用点儿功，晚上就失眠。65岁时写给刘台拱的信里说自己“抱病而多事。内人主持柴米之务者也，亦复病废，不能理事。一家三十口，心之忧矣，云如之何？上有大年老人在堂。故近来宿食不宁，两目昏花，心源枯槁”。自己多病，夫人操持家务也劳累成疾，全家三十人要吃饭，年高老父还在，自己因此寝食不安，也不知该如何是好。所以辞去公职，家里又不富裕，也不是就能专意于学术的。这里面也要克服很多的困难。玉裁的定力也是很了不起的。

书写出来，要雕版刻印，没有大笔银子也是办不成的。玉裁70岁时，冬天写信给王念孙，说自己写《说文注》，阮元曾资助刻印了一卷，“数年以文章而兼通财之友，唯藉阮公一人。”“通财”，这儿的意思是朋友间互通财物，自然主要指的是阮元资助玉裁。玉裁在这封信里询问念孙能否给予帮助刻印几卷？玉裁72岁时，冬天在一封写给念孙的信里，感谢念孙惠赠“四十金”，作为刻书的经费，“此种高谊，不胜感泐。”嘉庆十八年，纪元1813年，玉裁79岁，这年冬天，玉裁弟子内阁学士徐颋、明经胡竹严力任刊刻之费，《说文解字注》定稿本终得完整刻印成书。从写成到刊刻，又过了五六年。如果没有得友人、弟子的鼎力相助，寒士玉裁写成了这部语言学巨著，也是不能够梓版面世的。

玉裁写《说文解字注》一书的过程里，可能也受到过一些“无知后进”的困扰。所以嘉庆十一年，四月初二，72岁的玉裁致王念孙的信里就有这样的话：“《说文注》近日可成。近来无知后进，咸以谓弟之学窃取诸执事者。非大序不足以著鄙人所得也。引颈望之。”这意思是说，近来的一些“无知后进”非议我玉裁剽窃念孙您的学说，若没有您的序言，不足以彰明我的学术发现，所以我伸着头颈企盼您的大序。可知玉裁也曾为“无知后进”所困。幸而有念孙等学术同道巨子的相重力助，玉裁才得以克服千难万难，完成这一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巨著。王念孙为玉裁《说文解字注》作序云：“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无此作矣。”许慎《说文解字》作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纪元100年，念孙说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许慎这部著作问世以来的1700年间所未曾有的。

前面说到的刘台拱，江苏宝应人，也是乾嘉学派的巨子，玉裁生前好多次在给台拱的信里，感激台拱给他的勉励，使他有信心写成《说文解字注》。比如嘉庆元年（1796）九月，玉裁致刘台拱的信里说：“《说文》一书，赖吾兄促成之。”嘉庆五年五月的信里对刘台拱说：“此书赖足下促之，功莫大焉。”

王国维弟子刘盼遂写的《（段玉裁）先生著述考略》说：玉裁《说文解字注》三十卷是由《说文解字读》五百四十卷简练而成。刘盼遂先生的这个说法，也是从玉裁那儿来的，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定稿后，回过头来给的这个说法。我以前看到这一说法，也真是感佩玉裁能够这么痛下笔管删削自己的著作：从五百四十卷删减到三十卷。后来看到朱小健等先生校点出版的北京图书馆所藏的《说文解字读》，始知《说文解字读》没有分卷，而是以许慎《说文解字》的五百四十部首来分，每一部首标为一“號”，共五百四十“號”，正式定稿时才分作三十卷。

玉裁42岁开始写《说文解字注》，到73岁才终于定稿。这中间常恐自己老贫病而完不成。嘉庆六年春天，玉裁大病，给王引之写信，说如果自己没能写成这书，请引之“踵完”，即请引之写完这书。引之是念孙的哲嗣，小玉裁三十余岁。不过好在这书终于在玉裁有生之年亲手写成了，真是幸事。又过了8年，嘉庆二十年，玉裁病逝。王念孙闻玉裁卒，谓人曰：“若膺死，天下遂无读书人矣。”念孙这个话，见于《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类别里的玉裁传。

在近代大学或科学院没有成立之前，像段玉裁这样以平民布衣靠教馆为生来做专门的学术研究，真是千难万难。现在有了大学，有了研究院，可以既有薪金又能获得研究基金资助，真是应该感到庆幸了。有时看到有些拿了科研基金做项目，还要东抄抄西作假，胡乱整成一个东西交差了事，想想真是太不应该了。

玉裁是语言学大师，也是文理兼通的。玉裁尝扩展传统的《诗经》《尚书》《周礼》等十三部经书为廿一经，即把《大戴礼》《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术》《周髀算经》八部大书与十三经合为廿一经。玉裁所欲增入的八部经典里的后面两部是数学著作。玉裁78岁时还说自己“近者闭户一室中，以廿一经及吾师《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恭安几上，手披口读。务欲训诂制度名物民情物理，稍有所见。不敢以老自懈”。文中所说“吾师”，即戴震戴东原。玉裁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了。玉裁是对学问真有兴趣，肯花费心力下功夫来写书的，而不是只为了谋个生计糊个口弄几文钱给自家花花。

附带说一下，玉裁与浙江尤其杭州也是因缘深厚。外孙龚自珍，杭州人。玉裁也曾多次来杭州讲学、优游，曾居西湖苏公祠。刘盼遂先生著《段玉裁先生年谱》记载，乾隆六十年（1795），玉裁61岁，这年九月，“杭州紫阳书院修葺完竣，杭之人士请先生作记，为作杭州紫阳书院碑文一篇。”紫阳书院在杭州城南紫阳山脚，光绪十八年（1892）改为仁和县高等小学堂。院址今为紫阳小学。可惜碑今已不存。玉裁的这篇碑文收在了玉裁《经韵楼集》卷十。

道光年间嘉兴人徐士燕为其父所编《徐籀庄年谱》里说：嘉庆六年，纪元1801年，玉裁先生“掌教嘉兴鸳湖书院”。不过刘盼遂先生以为，“先生主讲鸳湖书院之事，不见于其他记载，或系遥领之干馆欤？”姑且录以备考。

钱大昕：“太平时节自由身”

清乾隆四十年，纪元1775年，钱大昕在广东学政任，主持生员岁考，这也是学政到任第一年要办的考务。五月试毕韶州生员，十五日起程赴南雄府考试，当天途中接到父亲桂发四月廿四病故的家信，立刻按例委托韶州府教授卢文起赉印赴省除学政印务，以由广东巡抚德保代奏朝廷，自己星夜北归。六月初十，乾隆朱批：学政钱大昕丁父忧，所有印务德保暂行署理。六月末大昕抵达江南故乡嘉定。嘉定，当时属江苏，今归上海。这一年大昕48岁。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初五大昕致李文藻的信里说：“仆回里以来，百务俱灰，精神亦衰惫，年未盈五十，而谆谆如八九十人。”《竹汀居士年谱》这一年的条目里也说大昕“髭须尽白”。这部年谱大昕自编，大昕曾孙钱庆曾校注。乾隆四十二年（1777）大昕致曹锡龄曹祝龄信里说自己“家居三载，精神日惫”。《竹汀居士年谱》记载，这一年八月，“服阕，以母年届八旬，不复入都供职”。服阕，即守丧期满除服。这样，实际上也就是自乾隆四十年五月十五以后，大昕就离开了朝廷命官的职位。

不做官，就没有了俸禄。所以大昕虽然不喜为人师，但家居贫约，为了贴补家用，乾隆四十三年（1778）三月大昕“乃勉应”江宁书院院长之聘，“藉束脩以供甘旨”。江宁，即今之南京，离嘉定不远，也方便回家探视老母。两江总督高晋五月初九具折《奏报江宁钟山书院院长事》，说“丁忧在籍已经服满之原任广东学政、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钱大昕”“人品端方，学问渊博”。高晋先写信给大昕求得大昕同意，然后才上奏朝廷。

大昕主讲钟山书院四年，“与诸生讲论古学，以通经读史为先”。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初五，大昕写给毕沅的信里说自己“今岁已辞钟山之席，奉亲家居”。这年九月十四日，母沈氏去世，大昕丁忧回籍，三年后即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二月服除。钟山书院之后，大昕还先后做过娄东书院院长、紫阳书院院长。娄东书院院长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春应苏松太道章攀桂之聘。娄东，即太仓，太仓地理位置在娄水之东。大昕主娄东书院三年后辞去院长职。苏州的紫阳书院院长任期最长，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直到嘉庆九年（1804）十月二十申时去世，凡十六年。

大昕以硕学鸿儒主持书院，深孚众望。还在娄东书院时，江苏巡抚闵鹗元即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一月延请大昕明年来苏州主持紫阳书院。第二年二月二十苏抚闵鹗元上奏皇帝《奏闻苏州紫阳书院延请钱大昕为院长折》，说原院长身故，自己和同僚留心延访，“查有在籍詹事府少詹事钱大昕，品粹学优，居乡端谨，堪为诸生表率，谨延入书院督课”。

《竹汀居士年谱》里说大昕不喜为人师，但也没有解释原因。推想起来，大概是《孟子·离娄上》有“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的话，大昕亦引以为戒。也可能主讲书院耗时费力，大昕的兴趣主要还是在研经考史撰文著书这一面。据说现在国内名校毕业的博士也都不愿入职高校做学术，纷纷流向中小学，还有乐意做城管的，不知大昕在天之灵有知，会作何感想。大昕丁父忧回籍嘉定到离世，一生的主要著述都是在这三十年间完成于江南。《廿二史考异》100卷是大昕毕生心血之作，四十岁开始撰述。这一年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大昕在京城做翰林院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廿二大昕作自序，说自己写这部书，“间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这真是诚实的学风，套用现在的概念，大昕这是有“知识产权”的意识了。大昕的这篇序里又说：“且夫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齮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而世之考古者……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大昕治学，心态平和，眼光宏大，学问渊雅，识见通透。不沾沾自喜于指摘前人过失，而是把自己的研读心得放在学术史的长河里来看待，“拾遗规过，匪为齮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序的最后几句是：“桑榆景迫，学殖无成，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自知槃烛之光，必多罅漏，所冀有道君子，理而董之。”这一年大昕53岁。《廿二史考异》的最后一史的考异《元史考异》15卷，嘉庆元年（1796）夏天大昕手校付刊。此时大昕已69岁了。这部书从开始写作到最后完成刊行，前后费时垂三十年。大昕去世的第二年，阮元刊行大昕遗著《十驾斋养新录》20卷，并撰序。阮元在序里说：“我朝开国，鸿儒硕学接踵而出，乃远过乎千百年以前。”又说：“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阮元接着举了大昕史学、天算、地志、六书音韵、金石、诗古文词等九个方面的成就。辛楣是大昕的号，又号竹汀。阮元，乾隆二十九年（1764）正月二十出生，仪征人氏，官至巡抚、总督，晚生大昕36年。钱阮相识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闰七月的江宁，大昕59岁，阮元23岁。大昕经江南学政谢墉介绍结识阮元，阮元此时来江宁以诸生应举，大昕引为忘年交。大昕许阮元必然高中，“榜发果然”。阮元后来也是乾嘉巨子，又和大昕友善亲近，自然能够体会出大昕学问的渊博精深，“先生深于道德性情之理，持论必执其中，实事必求其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