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赋

一

公元1620年，在中国史书上被记载为明万历四十八年和明泰昌元年，原因是这一年，大明朝死了两个皇帝。七月，在位时间最长的明神宗即万历皇帝朱翊钧驾崩；苦熬了39年的皇太子朱常洛登基，为明光宗，改年号“万历”为“泰昌”。只一个月，因长期纵欲过度而一病不起的明光宗，在吃下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两粒红丸后一命呜呼，被称为“一月天子”。而这两粒红丸到底是什么药，是否有毒，或原本就是一场谋杀，无人能够说清，终成历史死谜，史称“红丸案”，为明末三大奇案之一，余两案分别为“梃击案”和“移宫案”。

三大奇案皆发生在这一年间，大明至此，如《明史》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在此非常时刻，几乎没谁会注意到在福建泉州的南安石井，一个17岁的少年，在家人安排下，打点行装，神采奕奕，在那个历史生动的早晨，随回来探亲的舅父黄程远赴澳门。毕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走出家门，即将独立生存，闯荡世界，少年不免有些兴奋，眼睛里充满新奇，也充满未知和惶惑，回头望了望还立在晨风里的父母亲，泪水盈眶，毅然转过身，向前走去。

这个少年，就是后来驰骋东南、称霸海上、开发台湾第一人——郑芝龙。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叫他郑芝龙，而应该叫他郑一官，郑芝龙这个名字是他后来改的。何故改之，不得而知。历史就是这样。明末清初，按说时间并不很远，况且在石井发现的《郑氏家谱》，其中一个版本还是郑芝龙作序，而很多事情就已经说不清楚了。这包括现在正走在路上的郑一官离开家的年份确认，另有说是1621年。一官父亲去世，舅父回来，母亲就把一官托付给他，而舅父在澳门的生意正好需要帮手；还有说舅父带去澳门的不仅是一官一个，还有他的两个弟弟——郑芝虎、郑芝豹云云。如此复杂，那么很难对郑芝龙这个不凡人物离开家的那一天的情状进行描摹：天气晴朗，还是阴沉；心情快乐，还是凄伤；是否有一只鸟从天空优美划过；从陆路还是乘船去澳门，等等；不能做出描摹的，还有舅父黄程，他是怎样一个人物，怎样的体态、相貌、秉性、社会关系、由来背景……现在，我们只能从零散的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言中，多少知道他在澳门经营海上贸易，是一名“海商”，是明代庞大的“海盗集团”或者说“海商集团”中的一名可能成功的“海商”，而在明代“海禁”的政令打压下，黄程被视作“海寇”。

明代“海禁”始于明太祖朱元璋，这家伙在南京坐了江山，却对大海充满恐惧和仇恨，横了心的，多次下达禁海令，“不许寸板下海”。其目的除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帝国统治，以及惩治贪污腐败外，看重的还是军事防务，以保有天下太平，江山稳固。在朱元璋统治初期，原来的一些“敌对”势力和“逆贼”逃亡沿海和海外，禁海是禁止他们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东山再起，而官方的海上贸易一直在照常进行，其他则一律严令禁止，这便包括了民间私人商船和沿海渔民的渔船。问题是禁海令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到了后来，竟是一直未被解除，朱元璋死后，成了大明“祖制”和“祖训”延承下来，及至郑和下西洋后的明宣宗时代，连官方的海上贸易也全面禁止了；更有甚者如明孝宗，为彻底禁海，竟是采取了弱智而可笑的手段——把郑和下西洋时期的航海技术，包括造船术、航海图等，全部销毁。

明王朝漫长的“海禁”时期，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人的生命之本原、能力、尊严、价值、自由，被日渐认识、提升和展现。带着这种人文精神，欧洲的目光开始投向广阔的海洋，随之进入大航海时代，即人类“地理大发现”时代。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抵达美洲；1498年，达·伽马开辟绕过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1519年至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也正是这个时期，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转过脸来，面向大洋，开始遥远注视、想象、神往神秘的东方海域世界了。突然有一天，他们就把船队和舰队驶进了澳门。

这并没有引起朝廷的多大惊慌，因为“海禁”主要是王朝政权稳固之策，禁的是国内，禁的是沿海，包括叛党、私商、海盗，以及渔民，以为只要不让出海，就实现了权力控制；事实却适得其反，因为老百姓每日所面对的，是生活中十分具体的问题，他们可不管“国家”“国防”“安全”“防务”，海路断了，生路就绝了，“海禁一严，无所得食”，首先渔民们就不愿意了，没法过活；再就是黄程们，海上贸易带来了巨大财富，银子像海水一样闪闪发光，潮涌不息，你让他们在陆地上远望着迷人辽阔的大海，肉体蠢蠢欲动，灵魂不得安顿。于是两股反抗“海禁”的势力合成一股，“转掠海滨”“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矛盾激化，官逼民反，硬是发展成了晚明时海上强大的反明势力；“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张煊《西园见闻录》），直接“从倭为寇”（《明太祖实录》）了。

这些人，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群体，拿命拼死一搏。“拼死”者一般是被逼、无奈、盲目、茫然，最终绝望而走向海上；“一搏”者自然是那些乱世英雄为财富梦想铤而走险。大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墓园，大海本身的暴力与凶险且不说，明朝的禁海令对违禁者规定了极为严酷的处罚，譬如《大明律》规定，擅自造三桅以上大船，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他国进行买卖交易，私下串通海盗，一起集聚，勾当谋划，并开门揖盗做向导劫掠良民者，斩首示众，全家充军，发配边疆——事实上，对冒险海上拿命一搏的人而言，一切禁令和刑罚显然是无效的，从明朝初年到明朝末年，政府一次次下达禁海令，恰是反证了这海压根儿没有禁住；不仅没有禁住，甚至在明末清初，官私勾结，海商崛起，政府默许，甚或放任，反而促进了海上贸易，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此后百年间东南沿海，风雷激荡，云水激扬，汹涌澎湃，大浪排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当有一天跟在黄程屁股后面的少年离开黄程进入浩瀚的大洋时，便成了一条海上霸王龙。

需要说明的是，明朝的“海禁”与清朝的闭关锁国，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而在17岁、或者18岁的郑一官那天走出家门，离开石井，远赴他乡，两眼新奇而茫然，他连要去的澳门究竟是什么样子，可能还一点想象都没有；少年的心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不知道他要到达的是怎样一个世界，更不能预测自己的未来，会遭遇怎样的人生起落与命运浮沉。

只这样说着，澳门就到了。

二

葡萄牙人把船队和舰队驶进澳门，是在明正德年间即1505年至1521年间。因为晚明政府的腐败无能，从1557年开始，澳门便被葡萄牙人以种种伎俩和借口租借；1887年，葡萄牙政府与清朝政府签订了有效期为40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澳门沦为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也成了欧洲国家侵入东亚的第一块领地。1999年12月20日，葡萄牙终于结束对澳门的管理，澳门主权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岁月如烟，恍惚苍茫，这一说就是将近四百年！而郑芝龙那时到达的澳门，葡萄牙人取得澳门居住权已经60多年，葡萄牙政府还委任设立了澳门总督，但明朝政府仍在澳门境内行使主权，包括接受澳门葡萄牙人每年缴纳的地租，设立海关征收舶税，置守澳官及以香山县令（知县）落实行政管理权，及执行最终的司法处分权，等等。

葡萄牙人在澳门像在自己国家那样安居乐业，这便有了澳门天主教的发展和兴盛至今。天主教是葡萄牙人的“国教”，葡萄牙人当年在澳门租借也好，占领也罢，天主教自然而然会一起带来，一如习俗。换言之，天主教是和葡萄牙人一起登陆澳门的。1640年，澳门被授予“天主圣名之城”称号。郑芝龙一到澳门，就接受了天主教洗礼，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外国人一度称他为尼古拉·一官。不妨猜想，在澳门，一个少年被送去接受天主教洗礼，就像要把孩子送去学校上学一样。

说到澳门天主教，信奉天主教是郑芝龙那一时期最重要的记录。三年时间里，他学会了葡萄牙语以及卢西塔尼亚语。卢西塔尼亚语也称犹太-葡萄牙语，这种语言含有葡萄牙语的古体字，为部分犹太人所使用。郑芝龙能学会并基本掌握了这两种语言，想必一是在协助舅父打理生意时，和葡萄牙人以及犹太人多有接触；二就是天主教堂经常的祈祷、礼拜、听课、诵经、唱诗，给了他很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再就是，从16世纪四五十年代至明末，澳门一直是中国海外贸易的唯一港口，也是当时联系欧、亚、非海上贸易航线最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郑芝龙那时不过二十郎当，年轻、聪明、精明、能干，在那种环境里，不仅是思想、认知、习俗、语言，还包括商道、谈判、贸易、外事、礼仪、交际等，都会在耳濡目染、悉心体察中，迅速成长、成熟起来。澳门给他的人生开启了一个崭新宏阔的世界，给了他无处不在的西方文明与海洋文化熏陶，也给了他来日一跃而起称雄海上的最扎实的历练和本领。有资料说他其间到过菲律宾的马尼拉，那么便可猜想他肯定不止一次出海，自然也不止到过一个国家。郑芝龙小时候住在大海边，或者随家人或乡亲们也出过海，但跟随商船货轮远航他国，才使他见到和认识了真正的大海。真正的海洋，那种浩瀚宽广、那种渺远无际、那种波浪汹涌、那种颠簸漂泊，不知让年轻人的心里产生了怎样的震撼、怎样的遐思、怎样的豪情、怎样的狂想。他应该变得黝黑、健壮、坚定、豪迈、青春焕发、雄心勃勃。三年的蛰伏，商战的历练，郑芝龙，一切都准备好了，现在，他不过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一个从历史中崛起的机会，踏浪蹈海的机会，跃上波峰的机会。

这个机会来了。和一个人有关，即侨居日本的海商李旦。

李旦非一般的海商，而是大海商、巨无霸，其商贸船队常年往来于台湾、厦门、泉州、澳门之间，还远航柬埔寨、交趾、暹罗东南亚等地，因此李旦在他居住的日本长崎当地华人中，声名显赫，受人崇拜，被尊称为船长、领袖、司令官。其时，舅父黄程正与李旦有一笔海上贸易，挑选了郑芝龙，随船押送一批白糖、奇楠、麝香、鹿皮等货物从澳门去日本，交付李旦。这一年是天启三年，即公元1623年。

想必是顺水顺风，顺利到达，因为这批货物交付后，郑芝龙留在了日本长崎，成了李旦的手下。到了后来，郑芝龙对李旦竟是“以父事之”，做了李旦的“儿子”。——李旦对这个年轻人如此厚爱和看重，猜想首先还是郑芝龙青春有为，英姿勃发、无所畏惧、充满朝气、惹人喜爱；其次便是李旦一定发现了他身上所具有的经商才干和潜质，况且这年轻人还会两门外语呢；还有一条，就是李旦也虔诚信奉天主教，共同的信仰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了精神的维系以及相互间的信任感。于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李旦把部分集团财富和海上贸易直接交由郑芝龙经营管理，使郑芝龙有机会进入上层华人商界、日本商界、荷兰商界，以及政界和军界，去领略更为壮观的海洋景象，运作更为宏大的财货，接触更为复杂的人群，进行更为惊心动魄的海外贸易。

所谓惊心动魄，绝不仅仅是指海上航行所不能预测的自然灾难和海洋凶险，更重要的是货物运输与海上交易的安全保障责任。李旦时期，这些庞大的海商集团在一代代的流血拼争中，已不满足在船上装备一般的自卫武器了，而是直接将海上商业集团打造成了一支庞大的海上商业武装集团。郑芝龙一次次执行李旦的出海任务，不仅见识了这支武装集团的威力，还一次次亲自率领和指挥这支武装集团，在大海上耀武扬威，自由驰骋。

时代造就了郑芝龙，李旦成就了郑芝龙；李旦给了郑芝龙海洋的舞台，而郑芝龙就是这样在李旦煊赫的名声、商贸与财富的巨大背景烘托辉映下，上演着自己的生命才华和夺目光彩。其间，也引起日本政界的关注，郑芝龙很快受到前幕府将军德川秀忠的召见，并获得信任，成为长崎商馆主事。在郑芝龙迁到当时日本对外贸易中心平户时，即受到当地诸侯松浦氏优裕厚待。在那里，松浦氏赐其宅地建起新居，还介绍平户藩之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与其缔结姻缘，完成大婚。据说新娘田川氏，年方十七，貌美、温柔、端淑，二人恩爱，情投意合。婚后第二年，夫人已怀有身孕，一天兴致很好地去平户千里滨出游，忽而阵痛加剧，未及回家，田川氏便倚在海滨内一块大石头边，顺利分娩一男婴。这个不守规矩的男婴，即为郑芝龙长子郑森，乳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也就是郑成功。

这美好的一天，是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岁在甲子古历七月十四日辰时。那块大石后呼为“儿诞石”，立有“郑成功儿诞石”碑纪念。

三

小家伙呱呱坠地，哭声倔强而嘹亮，可惜的是，父亲郑芝龙却不在身边——郑芝龙在那年年初身负重任，被李旦派往了澎湖，担任荷兰人的通事。所谓“通事”，就是做翻译。翻译是名义上的，李旦派他是做“间谍”。这既反映了李旦政治上的精明，也说明了郑芝龙对李旦海商集团的重要。因为海上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日益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