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赋

作者: 陈峻峰

沧海赋0

公元1620年,在中国史书上被记载为明万历四十八年和明泰昌元年,原因是这一年,大明朝死了两个皇帝。七月,在位时间最长的明神宗即万历皇帝朱翊钧驾崩;苦熬了39年的皇太子朱常洛登基,为明光宗,改年号“万历”为“泰昌”。只一个月,因长期纵欲过度而一病不起的明光宗,在吃下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两粒红丸后一命呜呼,被称为“一月天子”。而这两粒红丸到底是什么药,是否有毒,或原本就是一场谋杀,无人能够说清,终成历史死谜,史称“红丸案”,为明末三大奇案之一,余两案分别为“梃击案”和“移宫案”。

三大奇案皆发生在这一年间,大明至此,如《明史》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在此非常时刻,几乎没谁会注意到在福建泉州的南安石井,一个17岁的少年,在家人安排下,打点行装,神采奕奕,在那个历史生动的早晨,随回来探亲的舅父黄程远赴澳门。毕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走出家门,即将独立生存,闯荡世界,少年不免有些兴奋,眼睛里充满新奇,也充满未知和惶惑,回头望了望还立在晨风里的父母亲,泪水盈眶,毅然转过身,向前走去。

这个少年,就是后来驰骋东南、称霸海上、开发台湾第一人——郑芝龙。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叫他郑芝龙,而应该叫他郑一官,郑芝龙这个名字是他后来改的。何故改之,不得而知。历史就是这样。明末清初,按说时间并不很远,况且在石井发现的《郑氏家谱》,其中一个版本还是郑芝龙作序,而很多事情就已经说不清楚了。这包括现在正走在路上的郑一官离开家的年份确认,另有说是1621年。一官父亲去世,舅父回来,母亲就把一官托付给他,而舅父在澳门的生意正好需要帮手;还有说舅父带去澳门的不仅是一官一个,还有他的两个弟弟——郑芝虎、郑芝豹云云。如此复杂,那么很难对郑芝龙这个不凡人物离开家的那一天的情状进行描摹:天气晴朗,还是阴沉;心情快乐,还是凄伤;是否有一只鸟从天空优美划过;从陆路还是乘船去澳门,等等;不能做出描摹的,还有舅父黄程,他是怎样一个人物,怎样的体态、相貌、秉性、社会关系、由来背景……现在,我们只能从零散的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言中,多少知道他在澳门经营海上贸易,是一名“海商”,是明代庞大的“海盗集团”或者说“海商集团”中的一名可能成功的“海商”,而在明代“海禁”的政令打压下,黄程被视作“海寇”。

明代“海禁”始于明太祖朱元璋,这家伙在南京坐了江山,却对大海充满恐惧和仇恨,横了心的,多次下达禁海令,“不许寸板下海”。其目的除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帝国统治,以及惩治贪污腐败外,看重的还是军事防务,以保有天下太平,江山稳固。在朱元璋统治初期,原来的一些“敌对”势力和“逆贼”逃亡沿海和海外,禁海是禁止他们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东山再起,而官方的海上贸易一直在照常进行,其他则一律严令禁止,这便包括了民间私人商船和沿海渔民的渔船。问题是禁海令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到了后来,竟是一直未被解除,朱元璋死后,成了大明“祖制”和“祖训”延承下来,及至郑和下西洋后的明宣宗时代,连官方的海上贸易也全面禁止了;更有甚者如明孝宗,为彻底禁海,竟是采取了弱智而可笑的手段——把郑和下西洋时期的航海技术,包括造船术、航海图等,全部销毁。

明王朝漫长的“海禁”时期,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人的生命之本原、能力、尊严、价值、自由,被日渐认识、提升和展现。带着这种人文精神,欧洲的目光开始投向广阔的海洋,随之进入大航海时代,即人类“地理大发现”时代。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抵达美洲;1498年,达·伽马开辟绕过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1519年至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也正是这个时期,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转过脸来,面向大洋,开始遥远注视、想象、神往神秘的东方海域世界了。突然有一天,他们就把船队和舰队驶进了澳门。

这并没有引起朝廷的多大惊慌,因为“海禁”主要是王朝政权稳固之策,禁的是国内,禁的是沿海,包括叛党、私商、海盗,以及渔民,以为只要不让出海,就实现了权力控制;事实却适得其反,因为老百姓每日所面对的,是生活中十分具体的问题,他们可不管“国家”“国防”“安全”“防务”,海路断了,生路就绝了,“海禁一严,无所得食”,首先渔民们就不愿意了,没法过活;再就是黄程们,海上贸易带来了巨大财富,银子像海水一样闪闪发光,潮涌不息,你让他们在陆地上远望着迷人辽阔的大海,肉体蠢蠢欲动,灵魂不得安顿。于是两股反抗“海禁”的势力合成一股,“转掠海滨”“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矛盾激化,官逼民反,硬是发展成了晚明时海上强大的反明势力;“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张煊《西园见闻录》),直接“从倭为寇”(《明太祖实录》)了。

这些人,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群体,拿命拼死一搏。“拼死”者一般是被逼、无奈、盲目、茫然,最终绝望而走向海上;“一搏”者自然是那些乱世英雄为财富梦想铤而走险。大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墓园,大海本身的暴力与凶险且不说,明朝的禁海令对违禁者规定了极为严酷的处罚,譬如《大明律》规定,擅自造三桅以上大船,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他国进行买卖交易,私下串通海盗,一起集聚,勾当谋划,并开门揖盗做向导劫掠良民者,斩首示众,全家充军,发配边疆——事实上,对冒险海上拿命一搏的人而言,一切禁令和刑罚显然是无效的,从明朝初年到明朝末年,政府一次次下达禁海令,恰是反证了这海压根儿没有禁住;不仅没有禁住,甚至在明末清初,官私勾结,海商崛起,政府默许,甚或放任,反而促进了海上贸易,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此后百年间东南沿海,风雷激荡,云水激扬,汹涌澎湃,大浪排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当有一天跟在黄程屁股后面的少年离开黄程进入浩瀚的大洋时,便成了一条海上霸王龙。

需要说明的是,明朝的“海禁”与清朝的闭关锁国,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而在17岁、或者18岁的郑一官那天走出家门,离开石井,远赴他乡,两眼新奇而茫然,他连要去的澳门究竟是什么样子,可能还一点想象都没有;少年的心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不知道他要到达的是怎样一个世界,更不能预测自己的未来,会遭遇怎样的人生起落与命运浮沉。

只这样说着,澳门就到了。

葡萄牙人把船队和舰队驶进澳门,是在明正德年间即1505年至1521年间。因为晚明政府的腐败无能,从1557年开始,澳门便被葡萄牙人以种种伎俩和借口租借;1887年,葡萄牙政府与清朝政府签订了有效期为40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澳门沦为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也成了欧洲国家侵入东亚的第一块领地。1999年12月20日,葡萄牙终于结束对澳门的管理,澳门主权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岁月如烟,恍惚苍茫,这一说就是将近四百年!而郑芝龙那时到达的澳门,葡萄牙人取得澳门居住权已经60多年,葡萄牙政府还委任设立了澳门总督,但明朝政府仍在澳门境内行使主权,包括接受澳门葡萄牙人每年缴纳的地租,设立海关征收舶税,置守澳官及以香山县令(知县)落实行政管理权,及执行最终的司法处分权,等等。

葡萄牙人在澳门像在自己国家那样安居乐业,这便有了澳门天主教的发展和兴盛至今。天主教是葡萄牙人的“国教”,葡萄牙人当年在澳门租借也好,占领也罢,天主教自然而然会一起带来,一如习俗。换言之,天主教是和葡萄牙人一起登陆澳门的。1640年,澳门被授予“天主圣名之城”称号。郑芝龙一到澳门,就接受了天主教洗礼,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外国人一度称他为尼古拉·一官。不妨猜想,在澳门,一个少年被送去接受天主教洗礼,就像要把孩子送去学校上学一样。

说到澳门天主教,信奉天主教是郑芝龙那一时期最重要的记录。三年时间里,他学会了葡萄牙语以及卢西塔尼亚语。卢西塔尼亚语也称犹太-葡萄牙语,这种语言含有葡萄牙语的古体字,为部分犹太人所使用。郑芝龙能学会并基本掌握了这两种语言,想必一是在协助舅父打理生意时,和葡萄牙人以及犹太人多有接触;二就是天主教堂经常的祈祷、礼拜、听课、诵经、唱诗,给了他很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再就是,从16世纪四五十年代至明末,澳门一直是中国海外贸易的唯一港口,也是当时联系欧、亚、非海上贸易航线最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郑芝龙那时不过二十郎当,年轻、聪明、精明、能干,在那种环境里,不仅是思想、认知、习俗、语言,还包括商道、谈判、贸易、外事、礼仪、交际等,都会在耳濡目染、悉心体察中,迅速成长、成熟起来。澳门给他的人生开启了一个崭新宏阔的世界,给了他无处不在的西方文明与海洋文化熏陶,也给了他来日一跃而起称雄海上的最扎实的历练和本领。有资料说他其间到过菲律宾的马尼拉,那么便可猜想他肯定不止一次出海,自然也不止到过一个国家。郑芝龙小时候住在大海边,或者随家人或乡亲们也出过海,但跟随商船货轮远航他国,才使他见到和认识了真正的大海。真正的海洋,那种浩瀚宽广、那种渺远无际、那种波浪汹涌、那种颠簸漂泊,不知让年轻人的心里产生了怎样的震撼、怎样的遐思、怎样的豪情、怎样的狂想。他应该变得黝黑、健壮、坚定、豪迈、青春焕发、雄心勃勃。三年的蛰伏,商战的历练,郑芝龙,一切都准备好了,现在,他不过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一个从历史中崛起的机会,踏浪蹈海的机会,跃上波峰的机会。

这个机会来了。和一个人有关,即侨居日本的海商李旦。

李旦非一般的海商,而是大海商、巨无霸,其商贸船队常年往来于台湾、厦门、泉州、澳门之间,还远航柬埔寨、交趾、暹罗东南亚等地,因此李旦在他居住的日本长崎当地华人中,声名显赫,受人崇拜,被尊称为船长、领袖、司令官。其时,舅父黄程正与李旦有一笔海上贸易,挑选了郑芝龙,随船押送一批白糖、奇楠、麝香、鹿皮等货物从澳门去日本,交付李旦。这一年是天启三年,即公元1623年。

想必是顺水顺风,顺利到达,因为这批货物交付后,郑芝龙留在了日本长崎,成了李旦的手下。到了后来,郑芝龙对李旦竟是“以父事之”,做了李旦的“儿子”。——李旦对这个年轻人如此厚爱和看重,猜想首先还是郑芝龙青春有为,英姿勃发、无所畏惧、充满朝气、惹人喜爱;其次便是李旦一定发现了他身上所具有的经商才干和潜质,况且这年轻人还会两门外语呢;还有一条,就是李旦也虔诚信奉天主教,共同的信仰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了精神的维系以及相互间的信任感。于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李旦把部分集团财富和海上贸易直接交由郑芝龙经营管理,使郑芝龙有机会进入上层华人商界、日本商界、荷兰商界,以及政界和军界,去领略更为壮观的海洋景象,运作更为宏大的财货,接触更为复杂的人群,进行更为惊心动魄的海外贸易。

所谓惊心动魄,绝不仅仅是指海上航行所不能预测的自然灾难和海洋凶险,更重要的是货物运输与海上交易的安全保障责任。李旦时期,这些庞大的海商集团在一代代的流血拼争中,已不满足在船上装备一般的自卫武器了,而是直接将海上商业集团打造成了一支庞大的海上商业武装集团。郑芝龙一次次执行李旦的出海任务,不仅见识了这支武装集团的威力,还一次次亲自率领和指挥这支武装集团,在大海上耀武扬威,自由驰骋。

时代造就了郑芝龙,李旦成就了郑芝龙;李旦给了郑芝龙海洋的舞台,而郑芝龙就是这样在李旦煊赫的名声、商贸与财富的巨大背景烘托辉映下,上演着自己的生命才华和夺目光彩。其间,也引起日本政界的关注,郑芝龙很快受到前幕府将军德川秀忠的召见,并获得信任,成为长崎商馆主事。在郑芝龙迁到当时日本对外贸易中心平户时,即受到当地诸侯松浦氏优裕厚待。在那里,松浦氏赐其宅地建起新居,还介绍平户藩之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与其缔结姻缘,完成大婚。据说新娘田川氏,年方十七,貌美、温柔、端淑,二人恩爱,情投意合。婚后第二年,夫人已怀有身孕,一天兴致很好地去平户千里滨出游,忽而阵痛加剧,未及回家,田川氏便倚在海滨内一块大石头边,顺利分娩一男婴。这个不守规矩的男婴,即为郑芝龙长子郑森,乳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也就是郑成功。

这美好的一天,是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岁在甲子古历七月十四日辰时。那块大石后呼为“儿诞石”,立有“郑成功儿诞石”碑纪念。

小家伙呱呱坠地,哭声倔强而嘹亮,可惜的是,父亲郑芝龙却不在身边——郑芝龙在那年年初身负重任,被李旦派往了澎湖,担任荷兰人的通事。所谓“通事”,就是做翻译。翻译是名义上的,李旦派他是做“间谍”。这既反映了李旦政治上的精明,也说明了郑芝龙对李旦海商集团的重要。因为海上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日益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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