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烟雨

西安的书店

对一个打小就喜欢读书的人来讲，书店应该是他最爱去的地方了。我在西安求学的那几年里，学校周围的几家书店，几乎被我跑遍了。西安的书店最著名者，当数新华书店钟楼店了，这除了它地理位置好、经营规模大外，书籍品类齐全也是主要原因。彼时，它应该是西北地区最大的书店。就是放到现在，也是西安书店中的佼佼者。

钟楼书店坐落在西安城区最中心的区域钟楼东北角，距钟楼不足一二百米。它西临西安邮政大楼；东北边通过一个小巷，和遐迩闻名的易俗社相接；正门面南，开在东大街上。穿过东大街就是解放百货商场，也就是现在的开元商场了，而解放百货商场当时是西安市最大的商场。其所处位置之繁华，由此可见。

我第一次去钟楼书店，具体是哪一天，已记不清楚，记住的是和两个同学一块儿去的。我到西安上学不久，就和同来自长安县的两个同学好上了，他俩和我一个班，又是同宿舍的，加之家庭背景和我相仿，均来自乡下，又有共同的爱好，喜欢读书和文学，便自然而然地凑到了一起。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气味相投吧。那时，我们是出则同行，入则同寝，就连吃饭上厕所，也是结伴前往。俨然结拜弟兄。

我们去钟楼书店是一个秋日周末。目的呢，也就是去看一看，见见世面，开阔一下眼界。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既方便又省钱。秋阳高照，清风拂衣，一路铃声，欢快如小鹿，沿翠华路、文艺路北行，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存好自行车，鱼贯进入书店。嚯，书店真叫那个大啊！四层大楼里，靠墙全是书架，架上一排一排，花花绿绿的，均摆满了书。书架前的玻璃柜台里，也陈列着书，售货员就在柜台后面站着，为顾客服务。而书架的上方墙壁上，则挂满了世界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的画像和名人关于书籍的警句。挂像印象中有高尔基、托尔斯泰、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牛顿、祖冲之、张衡、鲁迅等人。至于名人警句，无非“知识就是力量”“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之类。在书店楼上楼下先浏览一遍，然后又转到一楼文学书籍区，睁大眼睛，或瞅着书架，或瞅着玻璃柜，挑选自己中意的书。因彼时买书还是半封闭式的，如看好了书，必须假手售货员，书才能到自己手里。翻一翻，若正是自己想读的，那还好，开票交钱拿书就是。若不是想要的，交还售货员。一次两次尚可，次数多了，售货员的脸色就有些不好看。自己也觉得讪讪的，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赶快离开。有时，让售货员取书的次数多了不好意思，则会硬着头皮，买下自己不太满意的一本书。不像现在，书店是完全开放的，自己随便选，若不满意，尽可将书放回书架，完全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尽管如此，知道了西安城里还有这么好的一个所在，从此可以常来，心里还是喜悦的。在其后的岁月里，钟楼书店果然成了我常去的书店。我在此买过很多书，也参加过多次作家的新书签售活动。印象最深的是1993年贾平凹《废都》的签售活动。读者买过书后，待签的队伍如一字长蛇，由书店门口一直排到了邮政大楼门口，足有百米之长，可谓盛况空前。还有“西风烈”丛书的发布签售会，因此套丛书的作者，皆为本土散文作家，因此，文朋诗友及读者来者众。

2008年，钟楼书店出于改造和拓展经营考虑，搬迁到了原址稍东的端履门街口，规模扩大，据说营业面积有7000多平方米，比原来的书店大了近三倍。我依然是那里的常客。但让我意外的是，书店里已没有昔日的热闹，购书者寥寥，看书者倒是很多，东一堆，西一群的，或倚或坐，皆安静读书。工作人员来来去去，也不加理会。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了。这种情况，若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作人员见你不买书，光看书，是会干涉的。我在此也买过一些书，能记住的有《孙犁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共12卷，封皮为淡玫瑰色，很清雅。还有马尔克斯《霍乱时代的爱情》《百年孤独》、汪曾祺《晚饭花》《人间草木》等。我在这里还见到了自己的两本书《南山》和《草木之间》，堂而皇之摆在陕西作家展台上，让我高兴。不过，这已是2019年前后的事情了。去年，听说在外漂泊了近10年的钟楼书店，又要回原址了。闻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这个承载了几代西安人文化记忆的书店，终于要神归其位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还听说，钟楼书店已入了非遗名录，那么，今后的长安城里，又该多一座地标性建筑了。

西安的新华书店当年有名的还有小寨店、大雁塔店、西五路店、解放路店、古旧书店等。这些书店，我也多次去过。其中，我去得最多的是小寨新华书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寨还没有进行过改造，还都是一副老旧的样子。大街上，树木如列队的士兵，一排一排的，高入云天。街面上少见楼房，多的是平房。就连最繁华的小寨商场，也是一个大院子，院中是鳞次栉比的青砖瓦房，房顶经多年日晒雨淋，已成黑色，上面还长满了瓦松、绿苔，有的地方还长有一两尺高的小树。春夏时节，微风过处，小树随风招摇，煞是好看。这些房屋多掩映在大树下面，有鸟雀在上面啁啾，显得古朴而典雅，让人一望心安。而书店就隐藏在商场内，如一位世外高人，安然地度着自己的岁月。小寨新华书店的经营模式和钟楼书店大同小异。我去书店，因彼时囊中羞涩，也是看的多，买的少。进入新世纪后，这家书店改名新华里，搬入闹市中的高楼，我就很少去了。去得多的，倒是汉唐书店和万邦书店。它们都是民营书店，两位经营者都有文化情怀，经营规模也远超小寨新华书店，店面高端整洁，书籍品类齐全，店里整日熙熙攘攘，喧闹如市井。我去过几次后，感觉太吵，以后也就再没有去过。倒是坐落在南院门的古旧书店，安静、古朴，让我心惬。尤其是1994年，我调到西安日报社工作后，去的次数就更多了，一周能去两三次。原因么，距离单位近，我们单位在南四府街，距古旧书店也就一里多的样子，散步时，抬脚就到。

古旧书店也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书店。追溯起来，它的历史比钟楼书店还长。钟楼书店是战争时期新华书店延安西北总站服务科南迁过来的。而古旧书店的前身则为1908年成立于西安马坊门的公益书局，1915年就迁到了南院门。其间，除1992年城市改造时，书店被拆除重建，1995年在原址重新开业外，百余年时光里，像一位饱经世事的老人，安然地矗立在那里。书店也就两层，地上一层，地下一层。地上为新书区，设有多种专区，如线装书区、古典文学区、碑帖区、连环画区等，让人流连忘返。我因喜欢古典文学的缘故，在此购买过大量古典文学类书籍，尤以唐宋元明清笔记为多。负一层则是打折书区和旧书区，如有时间，在此泡上半天，披沙拣金，总会淘到几本你想要的书。我书架上的《雪涛小说》《虞初新志》《里乘》《袁枚文选》等，就是从此处淘得。此书店还有一个骄人的地方就是，店名由鲁迅先生题写。鲁迅先生1924年来陕讲学，公事之余，曾题写过三块牌匾，一为给西北大学题写的校名，一为给易俗社题写的“古调独弹”，还有一块就是给该店题写的“古旧书店”了。书店能和鲁迅先生扯上联系，可谓荣莫大焉。

我在西安还常光顾一些小书店。上世纪八十年代爱去的是天籁书屋。书屋建在南门外长安路路西的一个高台上，贾平凹先生题写的店名。店面很精致，所经营的几乎全是文学类书籍。我在此买过一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袖珍诗选，计有叶延滨、梅绍静、梁小斌、梁上泉、渭水等诗人的，书的开本很窄，比时下流行的手机稍宽一点；也很薄，每本诗集也就收录十多首诗。这样薄的诗集，我至今再未见过，因此记忆深刻。后来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全集，方知他也曾出版这么薄的诗集，所收录的诗仅有17首。但我只是从前言里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没有见过那本诗集。这家书店似乎只存在了几年，后来也不知道是经营不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是不见了。这让我还惆怅了一阵子呢。

大约是2005年前后吧，我因结识国画家王归光和于力的缘故，开始频繁地出入文昌门附近。王归光和于力均是著名国画家赵振川先生的弟子，王归光住在文昌门内的云龙大厦，于力租住在仁义村东口，二人一在文昌门里，一在文昌门外，如两棵树，相互守望。我在和他们俩来往的过程中，偶然一次路过柏树林，在街东面看见一家名为“博文”小书店，便拐进去看了看。不想，这一看，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店里经营的书籍很有品位，学术、史料价值颇高，且多为我平生所鲜见。一问店老板，原来店中所售书籍皆为他亲自到国内各大出版社库房内淘来的。一来二去，和老板熟悉了。闲聊中得知，老板姓孙，五十多岁，因自小喜欢书籍，便开办了这个书店，不为挣钱，就为岔心慌。孙老板也在云龙大厦居住，属西安城里的老户。他哥哥和王归光还是小学同学呢。博文书店确乎小，也就二十多平方米，除店门口外，其余三面墙壁都是高抵屋顶的书架，架上满满当当，全是书。店的中央位置，放了几个条形桌，桌下是未开包的书，桌上则堆了半人高的书。顾客要选书，必须站在U形的过道上。而过道也窄得可怜，仅可转身。若有两个顾客相向走来，只能尽量缩紧了身子，侧身，方能过去。来店里买书的，多为熟客，以高校老师居多。几年间，我在这里买了近百种书，计有《大家小书》《板桥论画》《张大千家书》《郑板桥诗文全编》等。这些书几乎成了我的枕边书，许多长夜就是这些书籍陪伴我度过的。在这里还见到了我的学兄邢小利主编的文学期刊《秦岭》，以及他的一幅书法作品。书法是四尺竖条，上书宋人邵定的《山中》诗：“白日看云坐，清秋对雨眠。眉头无一事，笔下有千年。”小利是知名作家、评论家，有《回家的路有多远》《种豆南山》《长安夜雨》《义无再辱》《陈忠实传》等多种文集行世，尤以《陈忠实传》为世所重。他既是我的学兄，也是我长安的乡党。他老家在兴教寺西侧东江坡村，和我家仅隔着一条大峪河，两村相距也就四五里路。在西安的数十年间，我们多有来往。这幅书法作品装了镜框，竖立在店门口。我便猜想，这位孙老板一定和我的学兄相熟；一问，果然。此后，再逛这家书店时，我便觉出一种别样的亲切。前不久，再去文昌门，已不见了博文书店的影子。我问王归光，说是房租太贵，无力支撑，书店已搬迁至云龙大厦居民区了。我听了，唏嘘不已。

现在，我除了偶尔去一下古旧书店外，已很少再逛书店了。有时需要买本书，也是让年轻同事从网上购买。不是我新潮了，与时俱进了，实在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唯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如今，我只想安静地躲在家里，喝喝茶，看看闲书，让时光的脚步，走得更慢一些。除此，夫复何求呢？

隐于时光深处的城墙

我第一次见到西安的城墙，应在六岁时。那一年秋天，我患上了俗称的百日咳，在村里诊所及村庄周围的乡镇医院、县医院辗转看了半个多月，吃了许多的药，咳嗽却总不见好。父母亲很焦急，经过商量，就决定带我到西安西门里的儿童医院去诊治。瞧完病后，他们看时间尚早，就带我去革命公园、火车站逛。在革命公园看鸟语林，看孔雀，坐旋转木马。在火车站看火车。火车有绿皮的旅客车，有车厢黑乎乎的拉货车，皆鸣声如牛，突突突地冒着白汽，从就道上开过。每当列车开过时，连脚下的大地，似乎都在微微颤动。还看了城墙。城墙是灰黑色的，很高很大很长，上有锯齿样的城垛。城墙下有空地，依墙根还住有人家，人家门前有高大的树木；护城河里有水，有乌黑的淤泥；坡岸上呢，是丛生的杂草、灌木。这就是我对城墙的最初记忆。后来，我先后随父亲去易俗社看戏，随堂叔父去他工作的单位陕西钢厂玩，还见过几次城墙，但也只是坐在车上看，一晃而过，没有留下多少印象。进城上学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尽管也随同学骑着自行车，来来回回地出入南门、文昌门，也看见城墙，但也不以为意，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古迹，一个风景点，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就更不用说登临了。我真正登上城墙，爱上城墙，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了。那时，西安的城墙，经过修复，护城河经过清淤，已重新焕发出青春，显示出它的威仪了。

1990年的春天，我调入工人文艺杂志社工作。这家杂志社属于西安市总工会管辖，社址在西七路工人文化宫内。因爱人单位在自强西路上，为了她上下班方便，也为了接送女儿方便（女儿三岁，在西安送变电厂幼儿园入托），就把家安在了纸坊村里。

纸坊村位于自强西路和工农路十字的西南角，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城中村。村中皆是村民自建的两层小楼，低矮、无序；街道也很逼仄，有的小巷，两人并肩通过尚觉艰难。村庄紧挨着陇海铁路，过铁路闸口，穿过环城北路，就是护城河和小北门。我那时上班的基本路线，就是骑自行车进入小北门后，沿顺城巷东行至北门，然后走北大街、西七路，到单位。距离也就两公里多，骑车一刻钟就到。这样，每天上下班，就都能见到城墙。而周末，若不回长安老家，就和妻子带着女儿，去城墙根下的环城公园玩耍，捉迷藏、挖野菜，坐小火车；有时，我也会一个人带本书，在护城河边找一树荫浓密的所在，静静地读一上午或一下午。书读累了，起身伸个懒腰，或把目光投向城墙，或去城墙下走走，用手触摸一下黛黑色的墙砖，就会有一种淡淡的愁绪袭上心头。是思念故乡呢？还是对未来怅惘呢？我说不清楚。

大约是1991年3月吧，当护城河边的枯草又开始泛绿，岸上的桃花又开始灼灼时，一日下午，我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走在路上，女儿看见路边有小贩推着自行车卖风筝，便嚷着要买。于是，我便给她买了一只蝴蝶风筝。女儿高兴坏了，刚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擎着风筝，和同院的小朋友满院子玩开了，一时间，欢声笑语，若春天山涧刚解冻的溪流，叮咚作响。恰好次日是星期天，吃过午饭后，我闲暇无事，就带着女儿和邻居的一个小女孩，从小北门西面的顺城巷入口，买票登上了城墙，陪她们放风筝。我尽管无数次见过城墙，也许是灯下黑的缘故吧，总觉得城墙就在家门口，有机会去的，但实际呢，我在西安工作、生活多年，却仅仅登过一次城墙。那还是1986年的事情。那年夏天，诗人阵容从北京来西安公干，我陪他游览了大雁塔，也游览了城墙。那次，我们是从永宁门（南门）上去的，从小南门下来的。因要陪人，还要给客人照相，也没有好好看。这次，算是我第二次上城墙。登上城墙，极目四望，但见青砖铺就的地面宽阔平坦，几乎可并行四辆大卡车；北城门楼巍然矗立，蔚为壮观。城楼的上空，飞翔着无数的燕子，它们似一道道黑色的闪电，呢喃着，倏忽而上，倏忽而下，在城楼周围盘旋。春风骀荡，两边的城垛上，旌旗猎猎。天空中，飘飞着各种各样、五彩斑斓的风筝。城内大街小巷，纵横交错，宛如棋盘；车如流水，人如蚁动。单位机关、人家的房屋高低错落，鳞次栉比，真的是“参差十万人家”。而街边行道树铁一样的枝干上，已有绿意在涌动。脚下的环城公园里，树木如波涛，随春风起伏。游园的人，已换上了鲜亮春装，性急爱美的姑娘，甚至已穿出了花裙子。我不由感慨，春天真的又回到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