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烟雨

作者: 高亚平

西安的书店

对一个打小就喜欢读书的人来讲,书店应该是他最爱去的地方了。我在西安求学的那几年里,学校周围的几家书店,几乎被我跑遍了。西安的书店最著名者,当数新华书店钟楼店了,这除了它地理位置好、经营规模大外,书籍品类齐全也是主要原因。彼时,它应该是西北地区最大的书店。就是放到现在,也是西安书店中的佼佼者。

钟楼书店坐落在西安城区最中心的区域钟楼东北角,距钟楼不足一二百米。它西临西安邮政大楼;东北边通过一个小巷,和遐迩闻名的易俗社相接;正门面南,开在东大街上。穿过东大街就是解放百货商场,也就是现在的开元商场了,而解放百货商场当时是西安市最大的商场。其所处位置之繁华,由此可见。

我第一次去钟楼书店,具体是哪一天,已记不清楚,记住的是和两个同学一块儿去的。我到西安上学不久,就和同来自长安县的两个同学好上了,他俩和我一个班,又是同宿舍的,加之家庭背景和我相仿,均来自乡下,又有共同的爱好,喜欢读书和文学,便自然而然地凑到了一起。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气味相投吧。那时,我们是出则同行,入则同寝,就连吃饭上厕所,也是结伴前往。俨然结拜弟兄。

我们去钟楼书店是一个秋日周末。目的呢,也就是去看一看,见见世面,开阔一下眼界。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既方便又省钱。秋阳高照,清风拂衣,一路铃声,欢快如小鹿,沿翠华路、文艺路北行,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存好自行车,鱼贯进入书店。嚯,书店真叫那个大啊!四层大楼里,靠墙全是书架,架上一排一排,花花绿绿的,均摆满了书。书架前的玻璃柜台里,也陈列着书,售货员就在柜台后面站着,为顾客服务。而书架的上方墙壁上,则挂满了世界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的画像和名人关于书籍的警句。挂像印象中有高尔基、托尔斯泰、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牛顿、祖冲之、张衡、鲁迅等人。至于名人警句,无非“知识就是力量”“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之类。在书店楼上楼下先浏览一遍,然后又转到一楼文学书籍区,睁大眼睛,或瞅着书架,或瞅着玻璃柜,挑选自己中意的书。因彼时买书还是半封闭式的,如看好了书,必须假手售货员,书才能到自己手里。翻一翻,若正是自己想读的,那还好,开票交钱拿书就是。若不是想要的,交还售货员。一次两次尚可,次数多了,售货员的脸色就有些不好看。自己也觉得讪讪的,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赶快离开。有时,让售货员取书的次数多了不好意思,则会硬着头皮,买下自己不太满意的一本书。不像现在,书店是完全开放的,自己随便选,若不满意,尽可将书放回书架,完全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尽管如此,知道了西安城里还有这么好的一个所在,从此可以常来,心里还是喜悦的。在其后的岁月里,钟楼书店果然成了我常去的书店。我在此买过很多书,也参加过多次作家的新书签售活动。印象最深的是1993年贾平凹《废都》的签售活动。读者买过书后,待签的队伍如一字长蛇,由书店门口一直排到了邮政大楼门口,足有百米之长,可谓盛况空前。还有“西风烈”丛书的发布签售会,因此套丛书的作者,皆为本土散文作家,因此,文朋诗友及读者来者众。

2008年,钟楼书店出于改造和拓展经营考虑,搬迁到了原址稍东的端履门街口,规模扩大,据说营业面积有7000多平方米,比原来的书店大了近三倍。我依然是那里的常客。但让我意外的是,书店里已没有昔日的热闹,购书者寥寥,看书者倒是很多,东一堆,西一群的,或倚或坐,皆安静读书。工作人员来来去去,也不加理会。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了。这种情况,若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作人员见你不买书,光看书,是会干涉的。我在此也买过一些书,能记住的有《孙犁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共12卷,封皮为淡玫瑰色,很清雅。还有马尔克斯《霍乱时代的爱情》《百年孤独》、汪曾祺《晚饭花》《人间草木》等。我在这里还见到了自己的两本书《南山》和《草木之间》,堂而皇之摆在陕西作家展台上,让我高兴。不过,这已是2019年前后的事情了。去年,听说在外漂泊了近10年的钟楼书店,又要回原址了。闻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这个承载了几代西安人文化记忆的书店,终于要神归其位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还听说,钟楼书店已入了非遗名录,那么,今后的长安城里,又该多一座地标性建筑了。

西安的新华书店当年有名的还有小寨店、大雁塔店、西五路店、解放路店、古旧书店等。这些书店,我也多次去过。其中,我去得最多的是小寨新华书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寨还没有进行过改造,还都是一副老旧的样子。大街上,树木如列队的士兵,一排一排的,高入云天。街面上少见楼房,多的是平房。就连最繁华的小寨商场,也是一个大院子,院中是鳞次栉比的青砖瓦房,房顶经多年日晒雨淋,已成黑色,上面还长满了瓦松、绿苔,有的地方还长有一两尺高的小树。春夏时节,微风过处,小树随风招摇,煞是好看。这些房屋多掩映在大树下面,有鸟雀在上面啁啾,显得古朴而典雅,让人一望心安。而书店就隐藏在商场内,如一位世外高人,安然地度着自己的岁月。小寨新华书店的经营模式和钟楼书店大同小异。我去书店,因彼时囊中羞涩,也是看的多,买的少。进入新世纪后,这家书店改名新华里,搬入闹市中的高楼,我就很少去了。去得多的,倒是汉唐书店和万邦书店。它们都是民营书店,两位经营者都有文化情怀,经营规模也远超小寨新华书店,店面高端整洁,书籍品类齐全,店里整日熙熙攘攘,喧闹如市井。我去过几次后,感觉太吵,以后也就再没有去过。倒是坐落在南院门的古旧书店,安静、古朴,让我心惬。尤其是1994年,我调到西安日报社工作后,去的次数就更多了,一周能去两三次。原因么,距离单位近,我们单位在南四府街,距古旧书店也就一里多的样子,散步时,抬脚就到。

古旧书店也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书店。追溯起来,它的历史比钟楼书店还长。钟楼书店是战争时期新华书店延安西北总站服务科南迁过来的。而古旧书店的前身则为1908年成立于西安马坊门的公益书局,1915年就迁到了南院门。其间,除1992年城市改造时,书店被拆除重建,1995年在原址重新开业外,百余年时光里,像一位饱经世事的老人,安然地矗立在那里。书店也就两层,地上一层,地下一层。地上为新书区,设有多种专区,如线装书区、古典文学区、碑帖区、连环画区等,让人流连忘返。我因喜欢古典文学的缘故,在此购买过大量古典文学类书籍,尤以唐宋元明清笔记为多。负一层则是打折书区和旧书区,如有时间,在此泡上半天,披沙拣金,总会淘到几本你想要的书。我书架上的《雪涛小说》《虞初新志》《里乘》《袁枚文选》等,就是从此处淘得。此书店还有一个骄人的地方就是,店名由鲁迅先生题写。鲁迅先生1924年来陕讲学,公事之余,曾题写过三块牌匾,一为给西北大学题写的校名,一为给易俗社题写的“古调独弹”,还有一块就是给该店题写的“古旧书店”了。书店能和鲁迅先生扯上联系,可谓荣莫大焉。

我在西安还常光顾一些小书店。上世纪八十年代爱去的是天籁书屋。书屋建在南门外长安路路西的一个高台上,贾平凹先生题写的店名。店面很精致,所经营的几乎全是文学类书籍。我在此买过一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袖珍诗选,计有叶延滨、梅绍静、梁小斌、梁上泉、渭水等诗人的,书的开本很窄,比时下流行的手机稍宽一点;也很薄,每本诗集也就收录十多首诗。这样薄的诗集,我至今再未见过,因此记忆深刻。后来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全集,方知他也曾出版这么薄的诗集,所收录的诗仅有17首。但我只是从前言里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没有见过那本诗集。这家书店似乎只存在了几年,后来也不知道是经营不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是不见了。这让我还惆怅了一阵子呢。

大约是2005年前后吧,我因结识国画家王归光和于力的缘故,开始频繁地出入文昌门附近。王归光和于力均是著名国画家赵振川先生的弟子,王归光住在文昌门内的云龙大厦,于力租住在仁义村东口,二人一在文昌门里,一在文昌门外,如两棵树,相互守望。我在和他们俩来往的过程中,偶然一次路过柏树林,在街东面看见一家名为“博文”小书店,便拐进去看了看。不想,这一看,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店里经营的书籍很有品位,学术、史料价值颇高,且多为我平生所鲜见。一问店老板,原来店中所售书籍皆为他亲自到国内各大出版社库房内淘来的。一来二去,和老板熟悉了。闲聊中得知,老板姓孙,五十多岁,因自小喜欢书籍,便开办了这个书店,不为挣钱,就为岔心慌。孙老板也在云龙大厦居住,属西安城里的老户。他哥哥和王归光还是小学同学呢。博文书店确乎小,也就二十多平方米,除店门口外,其余三面墙壁都是高抵屋顶的书架,架上满满当当,全是书。店的中央位置,放了几个条形桌,桌下是未开包的书,桌上则堆了半人高的书。顾客要选书,必须站在U形的过道上。而过道也窄得可怜,仅可转身。若有两个顾客相向走来,只能尽量缩紧了身子,侧身,方能过去。来店里买书的,多为熟客,以高校老师居多。几年间,我在这里买了近百种书,计有《大家小书》《板桥论画》《张大千家书》《郑板桥诗文全编》等。这些书几乎成了我的枕边书,许多长夜就是这些书籍陪伴我度过的。在这里还见到了我的学兄邢小利主编的文学期刊《秦岭》,以及他的一幅书法作品。书法是四尺竖条,上书宋人邵定的《山中》诗:“白日看云坐,清秋对雨眠。眉头无一事,笔下有千年。”小利是知名作家、评论家,有《回家的路有多远》《种豆南山》《长安夜雨》《义无再辱》《陈忠实传》等多种文集行世,尤以《陈忠实传》为世所重。他既是我的学兄,也是我长安的乡党。他老家在兴教寺西侧东江坡村,和我家仅隔着一条大峪河,两村相距也就四五里路。在西安的数十年间,我们多有来往。这幅书法作品装了镜框,竖立在店门口。我便猜想,这位孙老板一定和我的学兄相熟;一问,果然。此后,再逛这家书店时,我便觉出一种别样的亲切。前不久,再去文昌门,已不见了博文书店的影子。我问王归光,说是房租太贵,无力支撑,书店已搬迁至云龙大厦居民区了。我听了,唏嘘不已。

现在,我除了偶尔去一下古旧书店外,已很少再逛书店了。有时需要买本书,也是让年轻同事从网上购买。不是我新潮了,与时俱进了,实在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唯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如今,我只想安静地躲在家里,喝喝茶,看看闲书,让时光的脚步,走得更慢一些。除此,夫复何求呢?

隐于时光深处的城墙

我第一次见到西安的城墙,应在六岁时。那一年秋天,我患上了俗称的百日咳,在村里诊所及村庄周围的乡镇医院、县医院辗转看了半个多月,吃了许多的药,咳嗽却总不见好。父母亲很焦急,经过商量,就决定带我到西安西门里的儿童医院去诊治。瞧完病后,他们看时间尚早,就带我去革命公园、火车站逛。在革命公园看鸟语林,看孔雀,坐旋转木马。在火车站看火车。火车有绿皮的旅客车,有车厢黑乎乎的拉货车,皆鸣声如牛,突突突地冒着白汽,从就道上开过。每当列车开过时,连脚下的大地,似乎都在微微颤动。还看了城墙。城墙是灰黑色的,很高很大很长,上有锯齿样的城垛。城墙下有空地,依墙根还住有人家,人家门前有高大的树木;护城河里有水,有乌黑的淤泥;坡岸上呢,是丛生的杂草、灌木。这就是我对城墙的最初记忆。后来,我先后随父亲去易俗社看戏,随堂叔父去他工作的单位陕西钢厂玩,还见过几次城墙,但也只是坐在车上看,一晃而过,没有留下多少印象。进城上学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尽管也随同学骑着自行车,来来回回地出入南门、文昌门,也看见城墙,但也不以为意,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古迹,一个风景点,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就更不用说登临了。我真正登上城墙,爱上城墙,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了。那时,西安的城墙,经过修复,护城河经过清淤,已重新焕发出青春,显示出它的威仪了。

1990年的春天,我调入工人文艺杂志社工作。这家杂志社属于西安市总工会管辖,社址在西七路工人文化宫内。因爱人单位在自强西路上,为了她上下班方便,也为了接送女儿方便(女儿三岁,在西安送变电厂幼儿园入托),就把家安在了纸坊村里。

纸坊村位于自强西路和工农路十字的西南角,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城中村。村中皆是村民自建的两层小楼,低矮、无序;街道也很逼仄,有的小巷,两人并肩通过尚觉艰难。村庄紧挨着陇海铁路,过铁路闸口,穿过环城北路,就是护城河和小北门。我那时上班的基本路线,就是骑自行车进入小北门后,沿顺城巷东行至北门,然后走北大街、西七路,到单位。距离也就两公里多,骑车一刻钟就到。这样,每天上下班,就都能见到城墙。而周末,若不回长安老家,就和妻子带着女儿,去城墙根下的环城公园玩耍,捉迷藏、挖野菜,坐小火车;有时,我也会一个人带本书,在护城河边找一树荫浓密的所在,静静地读一上午或一下午。书读累了,起身伸个懒腰,或把目光投向城墙,或去城墙下走走,用手触摸一下黛黑色的墙砖,就会有一种淡淡的愁绪袭上心头。是思念故乡呢?还是对未来怅惘呢?我说不清楚。

大约是1991年3月吧,当护城河边的枯草又开始泛绿,岸上的桃花又开始灼灼时,一日下午,我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走在路上,女儿看见路边有小贩推着自行车卖风筝,便嚷着要买。于是,我便给她买了一只蝴蝶风筝。女儿高兴坏了,刚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擎着风筝,和同院的小朋友满院子玩开了,一时间,欢声笑语,若春天山涧刚解冻的溪流,叮咚作响。恰好次日是星期天,吃过午饭后,我闲暇无事,就带着女儿和邻居的一个小女孩,从小北门西面的顺城巷入口,买票登上了城墙,陪她们放风筝。我尽管无数次见过城墙,也许是灯下黑的缘故吧,总觉得城墙就在家门口,有机会去的,但实际呢,我在西安工作、生活多年,却仅仅登过一次城墙。那还是1986年的事情。那年夏天,诗人阵容从北京来西安公干,我陪他游览了大雁塔,也游览了城墙。那次,我们是从永宁门(南门)上去的,从小南门下来的。因要陪人,还要给客人照相,也没有好好看。这次,算是我第二次上城墙。登上城墙,极目四望,但见青砖铺就的地面宽阔平坦,几乎可并行四辆大卡车;北城门楼巍然矗立,蔚为壮观。城楼的上空,飞翔着无数的燕子,它们似一道道黑色的闪电,呢喃着,倏忽而上,倏忽而下,在城楼周围盘旋。春风骀荡,两边的城垛上,旌旗猎猎。天空中,飘飞着各种各样、五彩斑斓的风筝。城内大街小巷,纵横交错,宛如棋盘;车如流水,人如蚁动。单位机关、人家的房屋高低错落,鳞次栉比,真的是“参差十万人家”。而街边行道树铁一样的枝干上,已有绿意在涌动。脚下的环城公园里,树木如波涛,随春风起伏。游园的人,已换上了鲜亮春装,性急爱美的姑娘,甚至已穿出了花裙子。我不由感慨,春天真的又回到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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