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果园

荔果园是父亲留下来的，有十几亩大，扇形，在村子后边。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荔果园里种的还都是木麻黄。粗壮挺拔的木麻黄树枝叶繁茂，根须也发达，园子里到处是虬曲盘错的树根和细如铁针的落叶。我们那时喜欢钻进林子里玩，趴在沙地上，拨开树叶，朝一个个小小的洞穴里吹“沙牛”。沙牛小如虱子，样子挺恶心，我们那么做，只为破坏它们的住所，看它们从沙穴里钻出来后，慌乱逃窜的样子。

起初，荔果园是作为林地划归我家的。除了我家，另外两户也有份，但他们显然没把林地当回事。父亲为了方便管理，竟然用一级良田跟人置换。那样一来，整个林地就都归了我家。这是我父亲能做出来的事情，他年轻时做过不少傻事，其中就包括这一件。好端端的，拿上好的田地换来一片长满木麻黄树的林地，即便不傻，在当时看来也不是什么高明之举。好就好在父亲傻人有傻福，在置换林地这件事上算是蒙对了。多年后，家乡人大种荔果树，父亲便趁势把木麻黄全砍了，卖去烧炭，陆续也种上了荔果树。是的，我家的果园是陆续形成的——在我的记忆里，那是父亲凭一己之力，每砍倒一棵木麻黄，挖出根须庞大的树头，再在挖出来的土坑里栽下果树苗……前后历经数年，父亲最终才把整片树林替换成果林。

父亲显然并不善于打理果园，种上去的荔果树死的多，活的少，只好想办法改善土质，又经过几番补种，果园总算是满员了，但也是高的高，矮的矮，到了收成的时候，由于缺乏经验，好多必要的工序没做，顶多也就园头几棵乌叶（荔果的一种品种）会结一些，酸酸涩涩，一点都不甜，好在也够自家人吃。父亲自然是希望果园能有收益的，几年折腾下来，他有些丧气，便有了丢下不管的意思。荔果树间的野草伺机疯狂生长，很快就比果树长得还要茂盛。父亲见不得果园里长满野草，一年末了，便总要抽出十几天，与野草鏖战，直至果园又干干净净，如同被拔了毛的雏鸡，只剩下一排排瘠瘦的荔果树。那会我应该刚读初中吧，印象中最怕的事就是让父亲叫去果园锄草。父亲也不是真指望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只是见不得我们闲，嫌碍眼，就会顺带把我和弟弟唤上。

荔果园里长得最好的是一种俗称“葫芦不丁”的野草，也是最难根除的，几乎年年锄，年年如斯生长，势头不减不弱。其他诸如白茅草、牛筋草、米碎草、蛇舌草、灯笼草、四方枝苦楝，别看也多，但生命力不强，锄过几次，就很少再长了。“葫芦不丁”看似枝叶怯涩，通常露出土面的只有几根干巴巴的藤叶，实则那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盘根错杂的根须已经占领了整片园地，想要根除它们，除非把园地翻个底朝天，沙土再用筛子过一遍，否则，哪怕是遗留下一小段根须，几天过后，雨水一沐，它又快速开节疯长，不出多久，又爬满了一地。对付“葫芦不丁”，我们简直没了法子，都快疯掉，只能延续父亲的土办法，一锄头一锄头地在地里刨，只是从果园的这头刨到那头，回头一望，刨过的土地上又蠢蠢欲动。

我打小就懒一些，说是去帮忙锄草，还得带上本小书，大多数时间其实就借屎尿之名，躲进守园寮里看书。父亲没能力把果园打理好，倒是把守园寮搭得气派而牢固，倚借着几棵仅存的木麻黄树，父亲几乎搭建了一个空中楼阁。坐在守园寮的敞口上，视野开阔，近处可以巡视整片果林，朝西是隐约可见瓦屋顶的村庄，往南是莲峰古寺和更远的人头山，而那个酷似人头的巨石后面，便是辽阔的海湾。

弟弟要比我勤快得多。那时弟弟也就十来岁，读书不行，干起农活却有模有样，一说就会，一会就通，一通就精，有时连大人都自愧不如。这多少是需要天赋的，天赋这东西有时又仿佛是刻在命数里的基因——母亲曾带我们兄弟俩去南塘镇找瞎子先生算过八字，先生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文一个武。母亲问，谁文谁武？先生说，大的文小的武。母亲二话不说，欢快地给先生掏钱。这我是在场的，哪怕是瞎子瞎猜，答案也让人无法反驳。弟弟会劳动是一回事，他还热爱劳动，如果是出于一种被迫无奈的执拗心理，那倒可以理解，问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卖力劳作，弟弟是我见过的第一人。每次出工，父亲自然更愿意带上弟弟。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其实也可以说，偷懒的孩子空闲多。确实，因为懒，我好像获得更多的豁免权，一般情况下，父亲不会叫我出工。有时大清早，看着父亲和弟弟带着农具走出巷子，去往荔果园，我又不得不拿本书爬上瓦屋顶，装模作样地朗读起来。

有一次，我和弟弟不知什么事在天井打了起来。父亲训斥我们，弟弟终于委屈地哭着说，凭什么他什么都不用干。这当然是我的软肋，我知道弟弟心里有怨，也担心他有一天会把怨气发泄出来，打破某种平衡。说实话，在农村，一把锄头肯定比一本书更具说服力。正当我自觉理亏，沉默不语时，父亲却帮我解了围——父亲说，他会读书啊。弟弟便不再言语，或许在弟弟看来，那也是他的软肋，他之所以热爱劳动，有可能也是为了掩饰。总之，父亲简单粗暴，一剑封喉，似乎又把我们兄弟俩的路径逼到了一端，不得不硬着头皮往下走。我当时还有些得意，冷淡地看着弟弟的双眼蓄满泪水。事隔多年，我一直记得那个情景，而且越大越深感愧疚，我们伤害了弟弟，我和父亲一起合谋伤害了他。我不知道弟弟是否还记得，他应该是记得的，只是不再提及，或者不愿意想起。

没过多久，弟弟就辍学了。不读书是弟弟自己的选择，原因当然很多，最主要是当时我们家出了一些状况，几个在深圳谋生的哥哥发生了矛盾。家里的大多开销其实靠的还是哥哥们寄回来的钱，突然之间，他们谁都不理我们了。开学之初，母亲摘下手指上的金戒指，准备去南塘的金店换成我们的学费。晚餐过后，弟弟却悄然提出，他不想报名了。我一直记得那是一个家里还点着水油灯的夜晚，光线暗淡，气氛黯然。母亲默默擦着桌椅，我们都知道她已经哭了。父亲坐在一边抽烟，对弟弟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哦。依然简单粗暴。我和弟弟一块在村里长大，能记住的场景其实不多，但天井打架那次，和弟弟提出不读书的那个夜晚，却像是两块伤疤，死死地贴在记忆的门面上。前不久我还和弟弟提起，说那天晚上家里怎么还点水油灯，弟弟说，那年是1999年，村里早就通电了，不过夜里时不时会断电，断了电就得点水油灯。显然，弟弟记得比我清楚。

弟弟不读书后，他几乎全权替代了我父亲，全身心地投入荔果园的管理中。前后大概有两年，我家的荔果园在弟弟的打理下，终于有了果园的样貌。弟弟还逐渐把一些劣质的品种，比如乌叶，替换成凤花、妃子笑和糯米糍，又不知从什么地方要来了几棵龙眼，一栽就活，长势喜人。在劳动这块，弟弟是有学习精神的，他主动和村里其他的果园主交往，从他们那学习管理荔果的办法，诸如什么时候该“割枝”，什么时候该“控菱”，什么时候该“保蕊”，原来学问多得很，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父亲终于也服了气，情愿撒手放权。

如果不是四哥从深圳回来，弟弟应该还想在荔果园里再干出些什么来，那时他心里面肯定已经有了比较长远的计划。四哥的突然回家打断了弟弟的计划。四哥回来不是短住，而是打包回家，再也不去深圳了。四哥还带回一个四川女人，高额头，笑起来牙齿黄黄的，五官还都没长在正确的位置上。至于当时四哥为什么离开深圳，我们还不是很清楚，现在大致知道了，就是几个哥哥的矛盾越闹越大，四哥又是暴脾气，心一横，把水果市场的档口一转让，就带着老婆走了。四哥是个残疾人，九岁时在村口的省道拾牛粪，被一辆盐务局的货车碾断了右腿，当时医疗技术有限，便草草截肢了。四哥也是厉害，靠着一根钢制的拐杖，竟然也能行动自如，他还会踩单车、骑三轮，据说在宝安五区市场卖水果时，还能拉货上坡，见者无不感叹。回来后的四哥也是茫然无措，几经折腾，从深圳带回来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那段时间，四哥的情绪跌落到谷底，经常和家里人吵架，好几次还闹到要寻短见。我家变得鸡飞狗跳，我从没有那么强烈地想离开。那会我还在镇上读高中，平时很少回家，也不太想回去。

四哥的女儿出生后，情况才有所好转。四哥的心性似乎被一个初生的婴儿给压制住了，小孩哭夜，他甚至能通宵照顾，再也没了脾气。四哥第一次心平气和坐下来和父亲商量，能否把荔果园分给他？父亲之前被四哥气得够呛，那会却也心存恻隐，但他做不了主，还得征求其他儿子的意见。当然，四哥的情况特殊，最终我们都同意把荔果园的三分之一分给他，其他三分之二还属于公家，只是可以由四哥代管，收益自然也都归他。这样安排，四哥欣然同意。全家最为失落的应该就是弟弟了。弟弟没办法表达反对意见，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苦苦经营的荔果园全归了四哥。弟弟已经不小了，长年的劳作让他拥有健壮的身体，他还学会了抽烟，有了自己的想法，就显得深沉。我们要是站在一起，不知道的都会以为他是哥哥，我白白净净的，才是家里的老尾。

四哥接手荔果园后，好长一段时间还需要弟弟协助。弟弟无怨言，继续帮四哥把果园里的荒地翻起来，种菜、种豆、种瓜、种番薯、种萝卜、种芝麻，一时间，生机勃勃，荔果园也不再是之前单纯的果园。四哥尝到了甜头，干脆把原先的守园寮拆了，建了一个简易房，一家大小都搬了进去。四嫂也是勤俭持家的女人，她慢慢代替了弟弟的角色，一家人住在荔果园，算是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弟弟当然意识到，他需要另谋出路了。

那年寒假，我和弟弟一起去深圳。大哥和二哥还在宝安，我只是趁着寒假出去走一走，弟弟则另有打算，他想在深圳找份工作。我们坐了一天大巴，终于在一个叫宝晖大厦的地方下了车。二哥开着铃木摩托车来接我们，到了二哥的杂货店，我们一人泡了一桶方便面，蹲在门口吃。那是我第一次吃到桶装的方便面，弟弟也是。第二天，大哥过来接我们去他家住。大哥一家住在海边，一排铁皮的棚寮，住那儿的人几乎都是收购废品的，大哥也是，他回收制衣厂的边角料。在家时，我对几个哥哥在深圳的生活有过一厢情愿的想象，真正见到了才知道，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对于四哥决然跑回村里的做法，多少也有了些理解。海边的棚寮区实在无聊，别说是大城市，连我家的荔果园都比不上。我经常独自走向潮湿的滩涂地，看搁浅的渔船和爬满一地的小螃蟹。多年后，宝安区填海造地，如今海滨广场那个位置就是我大哥当年租住的棚寮区。

一个礼拜后，我准备回家，才发现弟弟已经消失好几天了。大哥告诉我，弟弟去南头一家废品站打工了，老板是大哥的朋友，刚好要人。我虽有心理准备，猛一听弟弟找到工作，也就是说，我们一道来深圳却不能一起回去了，心里便十分难受。说真的，我舍不得弟弟，更不忍心他那么小就出来打工。一直到我要返回的前一天，我问大哥，废品站在哪？我想去看看。大哥忙着去制衣厂拉货，就简单画了张地图，让我自己去。我看了下地图，感觉不是很远。废品站虽说在南山，却是在南头关附近，那儿离宝安图书馆不远。我独自去那看过书，还在楼下的书店买了一本村上春树的《寻羊冒险记》。

当时宝安体育馆还在建设中，宝安大道也没修好，往南头方向那段路，人们叫它“百米大道”。我一路循着地图走过去，还算幸运，一个小时后，就到了那家废品站的门口。我怯生生地站着，不敢进去。实际上，我是被废品站的脏乱给吓到了，废弃的电器、家具，拆解后的铜铁和塑料，以及堆得跟山似的纸皮堆，除了里面的工人，外人进去简直没有落脚的地方。大半天，才有工人问我干什么。我说了来意，那人抬手指向纸皮堆上的一个人影。我才看见弟弟就站在纸皮之上，正弯腰捆绑，他干得正起劲，似乎还沉浸其中，完全没注意到下面正仰头看他的我。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弟弟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穿的是废品站特备的旧衣，又破又脏，要是走在街上，跟流浪汉没什么区别。幸好那工人帮我喊了一声，阿磊，有人找你。弟弟听见有人喊，终于看见底下的我，他笑了一下，问我有什么事。我摇摇头，说我要回去了。弟弟说，好。他迅速回头，继续弯腰捆绑纸皮。我知道弟弟当时肯定哭了，只是不想让我看见。我也急忙转身，离开废品站，之后一路哭回大哥的住处，哇哇大哭，路上的人都看着我，不明白一个年轻人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

弟弟在那家废品站干了很多年。这期间，我也中断学业去了深圳，进工厂，在绿色的流水线和永远有一股汗臭味的宿舍里待了四年。2008年我开始妄想通过写作改变生活时，弟弟其实也努力过，他出来开站单干，只是刚好遭遇金融风暴，走投无路，就又回了原先那家废品站。好在老板和老板娘对他很好，一直很照顾。几年前，弟弟又离开了废品站，在深圳开起了滴滴。他也知道，开车载客不是长久的事情，所以总念叨着，要找点什么事情做，毕竟他和我一样，都结了婚，也有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