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护神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陈寅恪

引 子

中华文明虽历经磨难，但是绵延五千年却没有出现大的断裂，更没有彻底消亡，反而不断发扬光大，除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外，更有赖于一代代学人的精心呵护与虔诚传承。每当它遭受劫难的时候，总有志士仁人挺身而出，勇敢守护，使它免于消亡的悲惨命运。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今，在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一代代敦煌人的无私付出和艰辛努力下，莫高窟从一座残缺破败、任人掠夺的石窟，成为保护与研究并重的敦煌学研究重镇。当我们徜徉在一座座石窟中，细细欣赏那些精美的壁画和彩塑时；当我们来到博物馆、图书馆，欣赏和研究敦煌文物、敦煌文献时，怎么能不感念一代代敦煌守护者的付出和奉献！

一

莫高窟，又叫千佛洞，坐落在甘肃省敦煌市区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崖壁上。

敦煌，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要隘重镇。早在公元前2世纪，敦煌在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上，是中国与西域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大都会。文献记载：“敦，大也；煌，盛也。”单从地名就可想见当年盛况。

自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起，历代虔诚的佛教徒们便不断地在鸣沙山崖壁上开窟造像，使这里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圣地。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这里更是兴盛一时，在武则天时期就有洞窟千余个。宋元以后，由于丝绸之路的没落和其他一些原因，这里的佛教日趋衰落，莫高窟也逐渐不再为世人所知。

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廿六），沉睡近九百年的敦煌藏经洞，因为一个小人物——道士王圆箓的偶然发现而重见天日。藏经洞只有8.65平方公尺，然而却像小山一样堆满了古代的经卷、文书、佛画和法器！据统计，藏经洞文献约有5万件，包括佛教经帙和典籍文书两大部分，其中经卷约3万件。所有文献基本上是手写的，它们始自晋代，及至宋末，中间历经7个世纪。涵盖宗教（包括佛教、道教、摩尼教、祅教等）、儒学、文学、医药、天文、历书、星图、农业、科技、算术、针灸、兽医、矿业、化学、气象、兵器、冶炼、工具、食品、植物、动物、音乐、酿酒、制毯、制糖、造车、造纸、养蚕、丝绸、印花、印刷、雕版、婚丧、民俗等众多领域。除了汉文写本外，还有古藏文、粟特文、于阗文、龟兹文、梵文、回鹘文、希伯来文等写本。如此数量巨大、文字多样、涉及诸多领域的手写文献真迹，多半又是孤本与绝本，无人能估量出它的总体价值！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然而，藏经洞的发现，并没有引起本国政府和学界的重视。王道士虽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但他认为这些古董总归值些钱。他装了一箱子经卷文书，送给他昔日在酒泉当兵时的老上司安肃道台廷栋。结果这位道台大人居然认为这些经卷上的字不如他写得好，完全不当回事。1902年，金石学家叶昌炽到甘肃做学政，他是行家，看到敦煌写本后马上判断这是了不得的文物，建议甘肃省当局把藏经洞的文物全部运到兰州保管。但这样做需要5000两银子的经费，省里怕出这笔钱，就下令敦煌县令汪宗瀚去查封藏经洞。汪宗瀚受命，于1904年3月将藏经洞文物就地封存。但是他根本没有认真查点，开列清单，只是把这一洞的宝物推给了王道士来看管。万般无奈的王圆箓，竟斗胆给清廷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写了一封秘密奏折。然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哪里还会顾及区区此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各级政府的不负责任和敷衍了事，最终导致了千古悲剧的发生！来自国外的一些探险者，他们用灵敏的鼻子嗅到了莫高窟藏经洞独特的味道。他们瞪着一双双贪婪的眼睛，伸出了贪婪的双手，对它施加了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破坏与掠夺。

首先向它伸出魔掌的，是英国人斯坦因。在西方人对中国西部的考古发掘热潮中，他先后四次进入中国。1907年3月，他来到敦煌，在译员蒋孝婉的配合下，骗得了王道士的好感和信任，最终用四锭马蹄银（约合二百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换走了29箱敦煌文物，其中文书写本24箱，绢画丝织物5箱。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处获得写本570余卷。

接着是法国人伯希和，1908年3月26日到达敦煌，用了两个月时间，把洞中全部文献看过一遍，对莫高窟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并抄录题记拍摄照片。最终，他以五百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6000余卷文书写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画与丝织品。这些写本和佛画，是整个藏经洞文献中的最精华部分！

1911-1912年，日本人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吉川小一郎来到敦煌，先后于王道士处收购写本600余卷，并将精美的两身塑像纳入行囊中带走。

1914-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率考察队来敦煌，据俄罗斯方面的整理编号，奥登堡于敦煌收集写本18000余卷，绢画百余幅。同时还剥离窃取了莫高窟第263窟等壁画10余幅，带走塑像10余尊。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敦煌，黏剥壁画26幅，带走莫高窟第328窟塑像、第257窟彩塑各一尊……

在藏经洞被发现之后的二十多年间，外国冒险家纷纷来到这里进行掠夺性考察，把莫高窟的数百件壁画和塑像、藏经洞里的数万件文书、近千幅唐宋佛画，运回自己的国家。

这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空前大劫难！

当中国学者得知远在西北的敦煌有举世罕见的大发现，并且多数出土文物已落入外国人之手时，他们震惊了！他们愤怒了！当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听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他火急报告清朝学部，要求学部立即发令保护。学部火速命令陕甘总督毛实君将藏经洞再次封存，并拨银六千两，用于收集失散的遗书，并将其押往京城。可悲的是，这六千两银子，经过层层克扣，到王道士手中，只剩下三百两；更可悲的是，藏经洞文献在押送京城的过程中，又被一双双贪婪之手雁过拔毛，最终送进京师图书馆的仅为8697卷，不足出土的五分之一。

敦煌在流血，中国学者的心在流血！面对敦煌遭遇的重重劫难，中国学者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开展了一场世所罕见的文明大抢救；之后，更有一批批优秀学者奔赴大西北，扎根敦煌，守护敦煌……

二

最先站出来的，是著名金石考古专家罗振玉。

1909年9月，法国人伯希和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办了一个展览，请来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董康、宝熙、吴寅臣等著名学者。他展示了带来的敦煌遗书的原件，包括《沙州图经》《尚书释义》《敦煌碑赞合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稀世珍本。在场的中国学者无不受到极大的震动！当罗振玉看到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尚书》残卷等珍品时，“惊喜欲狂，如在梦寐”。他听说在敦煌藏经洞尚存六朝至唐宋写本六千卷，当即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藏经洞遗书。他还亲自起草了电文，命令陕甘总督毛实君查封敦煌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同时，他还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见之原始》一文，记录了在六国饭店见到的敦煌遗书十二种书目三十一种；紧接着又写了《莫高窟石室秘录》，首次向国人公布了地处边远的敦煌无比重大的发现，以及痛失国宝的真实状况。

紧接着，一批著名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王仁俊、蒋斧、刘师培等，都投入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中。更有罗振玉、刘半农、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远涉重洋，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付出毕生心血，在整理刊刻敦煌遗书方面业绩斐然。1921年，罗振玉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他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但是他在抢救和保护敦煌遗书上居功至伟，功不可没。

有论者认为，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他们共同努力，多学科同时并举，形成了敦煌学最初的架构。

然而，学者们的努力，并没有彻底改变敦煌的命运。莫高窟偏居遥远荒凉的大西北，依然遭受着一次次的磨难。先是500多名逃窜到中国的白俄士兵，被敦煌当局关押在莫高窟中，他们将门窗和牌匾尽行拆卸，当成烧火的木柴，在洞窟内毫无顾忌地生火、做饭，大量珍贵的壁画被烟熏火燎，面目全非；他们对大量壁画乱刻乱描，对大量泥塑断手凿目，使莫高窟惨遭蹂躏和破坏。接着又来了美国人华尔纳，从这里窃取了20方精美壁画。

敦煌在流泪，苦苦地等候着自己的保护神。

终于，他们来了……

三

最先来到敦煌的，是画家们。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莫高窟临摹壁画。最早到敦煌的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其中停留时间最长、成就最大、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是张大千。有人说他是莫高窟保护的第一功臣，因为他扩大了莫高窟的影响力，使莫高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也有人斥之为千古罪人，因为他破坏了很多壁画。孰是孰非，迷雾重重，这里且按下不表。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赴西北考察。他到莫高窟一看，深深为之震动。“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这是于右任参观莫高窟后写下的《敦煌纪事诗》中的一首。面对莫高窟满目疮痍、流沙堆掩的现状和前景，于右任忧心如焚。他返回重庆后，当即给国民政府写了一份建议书。在介绍了莫高窟的艺术成就及被破坏的情况后，郑重提出：

“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护，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为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

1942年，历史学家向达受中央研究院之约，率考古组赴西北和敦煌考察，亲眼看到莫高窟的惨状。归来后，他写成万言长文《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发表在重庆的《大公报》上。贺昌群马上写了《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也发表在《大公报》上，及时响应。

在于右任的呼吁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下，1942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教育部出面邀请法国留学归来的画家常书鸿负责筹办。

1944年1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出任首任所长，延聘一批画家和学者，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走上了敦煌石窟文物保护和研究漫长而艰巨的道路。

多灾多难的莫高窟，终于纳入中央政府保护之下。它无人管理、任人劫掠宰割的历史，终于结束了。

四

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和李赞廷、龚祥礼、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一行六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身穿北方的老羊皮大衣，头戴北方老农的毡帽，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从兰州出发，沿着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

历史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为保护莫高窟而来，他们是莫高窟的第一代守护者。

遗憾的是，除了常书鸿外，我们对其他五人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我想方设法查阅典籍，只在常书鸿的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有寥寥几笔简单介绍：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人员和物资仍无着落。当时，一提起塞外戈壁滩，不少人便谈虎色变，对长期去那里工作，则更是望而却步，无人问津了。一天，一个偶然机会，碰到一个在西北公路局工作的国立北平艺专学生龚祥礼。他一见如故，欣然应允随我前往敦煌，并且又由他介绍了一名小学美术教员陈延儒和我们一块去。有了两个人的队伍，总比单枪匹马好多啊。我内心感到很欣慰。后来，又经过和省教育厅交涉，由省公路局推荐了一位文书，名叫刘荣曾。最后还缺少一名会计，没有办法，我只有到教育厅举办的临时会计训练班去招聘。开始，这个班四十几个人中没有一人愿意应招。半个钟点以后，才有一个穿着长布衫名叫辛普德的人站起来说，他愿意去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