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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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要睡到临近中午才肯醒来，这种习惯也成了我的属性。所谓习惯成自然。自然之象，大多跟习惯有关，比如一只鸟、一株植物的习惯。“道法自然”的“自然”，便是指自己的样貌，自己而然。习惯在大脑醒来的最初时光，不睁眼，保护既定的睡姿，梳理刚刚远去的梦境。那种状态其实没有完全醒，像是一只脚在梦里、一只脚在梦外。梳理梦境更像一种深入其中的温习;也譬如一个人已然走到一片迷人森林的尽头，他不确定感受到的是被遗弃还是被拯救。

清晨是我的深度睡眠期，如果被电话吵醒，显然令人不快;有时被吵醒之后，很难进入此前的状态，只是迷糊两三个小时左右后艰难起床——其间，我无法界定自己是否算睡着，能听到外面的动静，也能做一些轻浅的梦。大概是一种睡身半睡心的状态。半梦半醒之间，梦的走向反而相对容易控制和修正，但那不是自然的梦，它会被做梦人的理性克制着或意识引领着行进。

梦通常是反人类的。深度睡眠中，梦里的我会飞，会透视，会轻易穿越道德底线……只有梦到凶煞、危急时，才会在梦中急盼自己快醒来——有很多次成功的经历;没有成功的，很可能是梦还没有到凶危的极限，醒来后就不记得了。梦跟现实之间有着一根无形的光缆，两个区域很多时候处于连通状态。很多次在陌生的城乡旅行时，会意外出现一个极为熟悉的场景。那种玄幻和困惑，只能解释为过去的梦境重现。白天的走神，或许是梦的客串;清醒者的糊涂，可能是梦的代码入侵。没人能坚定地说自己什么时候是绝对清醒的。

某天，我坐在沙发上棒着一杯茶，给自己讲了一个故事：

在一片广袤的原野上，自然生长着上百种植物。因为没有人类的出现，它们活得鲜亮而有个性，每种植物保持着自身的所有特性，自然而然。芸芸众生，吸收泥土的营养，享受阳光的照耀，也经历生存的竞争和命运的不测。其中有一株植物，欲望太强，看什么都觉得不公平，原本就长势平庸的自然属性使其嫉从中生。它一边用不正当的方式争夺地下的养分，一边又嘲讽这种不正当的方式;看不惯有老鼠臭虫之类的自然属性;竭力提倡推翻现有的和平时光，天天盼着在这片原野上来一场革命风暴。它以为自己是万里挑一的清醒者，是远高于同类的智者和斗士，每天批评同类的“庸俗”和“无知”。春秋几度，它经过自身的“努力”，终于突破基因，长得远高于大多数同类植物了，也更自恃不凡，天天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同类喊话：醒醒，醒醒……某天，风云异变，原野上真的刮起了一场革命性大风暴。大多数低矮的植物因恪守自身的生存原则而得以保全，那些高大的植物也因为有深厚的根系而存活;而它，因为扎根浅又贪婪变态地长得又细高又招摇，被风暴轻易吹折了。

这个简单小寓言似乎有很多种解读，关于生态和人性，存在和道德等。媒体上常提“生态”，它是支撑人类做梦的基地，尊重生态和尊重自己一样重要，就是我开头引用的“道法自然”。违背自然，就是在犯糊涂。

人活着是一种自然存在，整个过程是不可能绝对自然和自由的。在尊重自然属性的前提下，对于有信仰的灵魂来说还涉及活着的道德和艺术问题。你不能有危害民族和国家的言行、不能偷抢、不能放火、不能重婚、不能杀人……可以一直列举下去。你甚至不能随便乱走路，否则可能会引起交通事故;不能乱说话，很多严重刑事案件就是由乱说话发展而成，甚至一句话引起国家间的战争。只要有人密集存在的地方，动植物也一样不能随意生存和活动。人类所说的“自然”“自由”等，是建立在以人类生存的安全性和有序性为首要，是遵守法律、制度、人伦等前提下的自由，否则人类会陷入混乱。不管是谁，都要遵守群体生活的相关规则。古代的孟轲说：就算你有离娄那般明亮的眼睛，公输般那样的能工巧匠，不遵守规和矩也成不了方圆——“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日常做事、说话时，人的专注度会打折扣。我坐在沙发上给自己讲那个故事时，实际上是一场白日梦，故事以外的一切挡在梦之外。很难说那时的我是清醒的还是糊涂的。从物理角度说，那个时候的我在发呆、失神;从精神角度说，那个时候是一种高度的清醒。时间在那杯咖啡里发了芽，长出了虚拟的枝叶，没有人可以瞄准我那时候的精神去向。

当我谈论清醒时，糊涂始终相随——这也是辩证法要义的一种体现。你认为自己的某个观点是对的，就会有千种理由、万般借口来支持这个观点，拒绝与之相左或相异的观点。当我在与别人辩论是非时，意识偶尔会提醒自己：别争了，我已经在犯糊涂了。世界的不安宁，就是由观点和价值的不同决定的，因争论而起。

人类在争论意义时，意义已经远走他乡;就好比人在高度亢奋（清醒）时，言行往往会出格（糊涂）。

人只有睡着时的梦和醒着时的梦，可以完全自由。清醒时的“自由”是相对的，所有的行为和言论自由是有前提的，包括“新闻自由”。很多时候，政府的形象和精神面貌坏在正统媒体的“八股”腔、刻板和套路语调中，新闻报道的用词和语境，几十年、上百年不变。客观说，地球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政府、体制和人;相对先进的政府总是在努力消除体制上的漏洞和腐败、官僚的病毒，在不断变革中寻求最大化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人人知道，没有一个人在一生中不撒谎，只要大脑开始发育，也就开始有谎言。只有脑子坏掉的人才有可能不说谎。说谎是人性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高级动物的一种与生俱来的附属性质，否则就没有虚构和假设，没有艺术和梦想。但是新闻不能虚构，不能主观预设;当新闻使用的基本术语隐含着某种主张时，就值得警惕和辨别了。恶意编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化学武器、新疆种族灭绝论等的媒体，已经处在了反人类的地缘。还有一些糊涂的媒体喜欢扮演“清醒者”和“真理者”，把政府善意的谎言剥露出来;如果连提倡正能量、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也要被当作煽动来说道，这类媒体本身就是一种坏，起码是糊涂。人类没有向上的进取心，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一个吃荤者肯定会批评吃素者，会挖空心思制造吃素者的坏话。以自身价值观批评不同价值观的报道能信吗？网络化和自媒体时代是个半透明时代，正统媒体要如何弄明白“清楚”和“糊涂”之间的界线，是一门大学问。

道理人人懂，涉及自我利益和立场时就会犯糊涂。当有人在评论政府、组织、单位时，总会带着强烈自裁价值倾向、偏见和情绪，甚至使用极端的概念认知，而忘了事物的相对性，以及体制、经济、文化之类的自然属性和道德属性。

道德属性，决定了个体或民族的走向。衡量一个文明社会和文明人的标准，我理解为要有良知、有道德、有责任。有良知的人才会有道德，有道德的人才会有责任。

不要去喊生理上没睡醒的人，喊也白喊;只有精神上不清醒的人才会对别人喊“醒醒”。喊的人，总是认为自己最清醒、被喊的人是被“洗脑”了，实际情况可能刚好相反。从出生、长大到老病去世，每个人在所谓的“洗脑”中一路行进。家长、老师、社会一概在为你指路，如何说话做事、待人接物、遵守交通规则等，都是所谓的“洗脑”;等你一路上慢慢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人事认知能力之后，很难有人会真正影响你。这是一个自然人的存在法门。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跟影响与否没有实质性关系。这句话只是一个夸张式的赞扬，不要当真，你只是被某“君”临时说通了一下;相当于清晨被一个电话叫醒了，临时清醒了一下，过后继续半梦半醒或重新入睡。任何情况下，排除舆论影响、教育影响、环境影响的认知是不存在的，毕竟人活在社会里。就算是无法无天的齐天大圣，也会慢慢接受紧箍咒的存在，不敢造次。高调自诩清醒者多半是糊涂人，自称糊涂的很可能是清醒者。相对的清醒者会常常提醒自己，要客观，要中性;糊涂者是不会知道自己糊涂的。清醒与否，跟学问没有必然关系。

糊涂和清醒是相对的，特定环境里可以叫做清醒，换个时空也许是糊涂。知识分子和名人的骨子里相当于内存着一点可卡因之类的东西，喜欢呼吁或责问。这是他们的普遍属性，体内有一种引为自豪（也许是优越感）的极易亢奋东西，像一种精神毒品，会引发一种廉价的愤怒。有的是为了迎合另一种价值观而培养出来的私自愤怒、跪拜异族的价值倾向;或者仅仅为了反对而反对，显得自己比大多数人高明，成为一个反叛“英雄”。另一部分侠义和教养并存的知识分子，就是那种有民族责任感的人，才会在大义面前舍生忘死，就像波德莱尔在《人造天堂》中说的那样，他们会摧毁价值认知的平衡。这类侠义和教养并存的知识分子，存在于任何时期，只是比例很小。

联想到二〇二〇年初暴发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纷纷在网络上不负责任地（他们认为是对时代和自我负责）制造各种混乱，批讦之声不断。他们捧着手机坐在家里，自诩清醒者，在政治家、道德家、疫病专家、民族勇士等“身份”之间错乱和忙碌变身，手上挥舞、抽动着一根教鞭，一遍遍发着“呐喊”：醒醒，醒醒——那种感觉有点像打了兴奋剂后的反应。那个时候，清醒者全在默默与疫情奋力抗争，在以各种实际行动方式援助，或者自觉隔离、防护自我。尽快控制疫情，是那个时期唯一重要的事。抗疫期间的谣言传播、扰乱舆论，有部分是亢奋的糊涂者，有部分是疫灾病毒的帮凶。除了本行之外，人对别的事情很容易轻信——这是谣言能大面积成长起来的原因。无论非常时期还是生活日常，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懂得自律，关怀大局，懂得恪守个人或群体的生存原则，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热烈而有教养的想象力，对于真正知识分子来说才是主要属性。

清醒和糊涂之间存在一根看不见的光纤，光纤是融通的，两端没有各自独立的通道。很难找到一个绝对清醒的人，也很难找到一个绝对糊涂的人，两者的区别在于哲学化和生活化的差异性理解和认识。事物的定义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存在。人和环境、人和存在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不光是文学的终极问题，也是人类的终极问题。

反正，做梦和想象是完全自由的——这正是人类拥有理想、信仰的前提。

2

美国记者艾玛·拉金有本叫《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的书，值得细读。20世纪20年代，奥威尔以英国警察的身份在缅甸生活五年，后突然辞职回国，开始流浪和在社会最底层打工。艾玛·拉金追寻着当年奥威尔在缅甸的心路历程，对照他的作品解读缅甸被英国殖民的专制政治和日常：在清醒中矛盾，在糊涂中荒诞，以及恐惧和希望。书中有一个大多数读者印象深刻的故事：

有一条恶龙，每年要求村庄献祭一名处女。每年，这个村庄会有一名少年英雄去与恶龙搏斗，但无人生还。又一名少年英雄仗剑出发时，有人悄悄尾随。尾随者看到龙穴中铺满金银财宝，少年英雄勇敢地用剑刺死了恶龙，然后坐在龙尸之上。面对着闪烁的珠宝，少年的全身慢慢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最终少年英雄变身为恶龙。每一名不畏强暴、内心澄澈的勇敢少年，成功后都化身为恶龙。随后，个体的正义力量和英雄事迹，在历史进程中腐化为群体恶龙，谎言和真相被颠倒，历史和精神被篡改;只有那个后来被称为“导师”的尾随者，也可以称为发现者，生前生后保持着一个凡人的本质。

这个哲理故事有着英雄、人性、历史等多种走向，它的解读趋向契合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重视艾玛·拉金的人不多，爱好阅读的人更热衷于奥威尔的小说。奥威尔曾就读于一所二流的寄宿学校，那里带有许多极权主义社会的特点，鞭子教育、恃强凌弱等。中学时考取了著名的伊顿公学，但穷学生的背景照样使他备受歧视。毕业后加入了英国在缅甸的殖民警察，服役期间他对英国的殖民主义、极权主义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早在他回国打工时期，就被官方怀疑是共产主义者（后来的西班牙内战时，他加入了巴塞罗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英国军情五处和伦敦警察厅一直严密监视着他，直至他因患肺病去世。他的大半生被监视着。奥威尔小说的艺术价值，是建立在当年的缅甸被英国殖民的恶梦之上，批评西方强权体制和法西斯的专制残暴。奥威尔批判的正是部分读者向往的西方价值观。顺便说一句，奥威尔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很多作品站在工人阶级和无产者的立场上。他在《动物庄园》某版的前言中说：“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大约十岁的样子，骑着一匹高大的马在狭窄的道路上奔驰，只要马有一点小动作，他就立刻用鞭子抽它。我十分震惊，心想这种动物如果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那我们是根本使唤不了它们的，人剥削动物的方式和富人剥削无产阶级的方式几乎如出一辙。”后来，他的小说也像拉金那个故事一样被阅读者篡改着，这部分阅读者按照自己的价值倾向去领会、传播。因个人好恶而刻意篡改。奥威尔作品里的“珠宝”培养了一茬茬“恶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