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孙叔敖、黄歇和小萏的寿春

想去寿春，开始是一个想法，后来是愿望。当它生成愿望的时候，那地方便若菡萏一支，蜻蜓上立，遥遥在水之一方，可望而不可即了。这是很奇怪的，无关身体、庸碌、地理或交通，事实亦然。

最早是十多年前我写春秋一书，孙叔敖从历史厚厚的帷帐后光华现出。孟子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将其列为第一人：“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除这些千古不朽的功德和美名外，孙叔敖让我记住的有三，一是他以其治国雄才，辅佐楚庄王一跃成为春秋霸主;二是治水;其三，他是我家乡固始人。说说孙叔敖所修治的大型水利工程的治水事业吧。仅就今天所能看到的有：中国最早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即“期思陂”;最早大型水利蓄水工程、“天下第一古塘”——水门塘，即“大业陂”;“天下第一大塘”——安丰塘，即“芍陂”（读音què bēi）。除此还有今湖北江陵的一些水利工程，那里是楚国郢都，孙叔敖为楚国令尹，就在那里“上班”，治国理政，胸怀天下。

“期思陂”在河南固始，“大业陂”在安徽霍邱。一个是我故乡，一个是我夫人老家。我都去过，多次去过;“芍陂”在寿春，即现在的安徽寿县，没去过，于是那个想去寿春的想法就诞生了，水波连天的。查了一下地图，从信阳到寿县，并不远，只是铁路和公路不能直达。这还是交通问题。都是推辞，小萏说，终究是那地方没有你相思牵念之人。

1957年，毛泽东视察南方路过信阳，在专列上接见信阳负责同志，谈起孙叔敖，称他是了不起的水利专家。我，其实远远不止于我，对孙叔敖治水，一直甚觉神奇，也一直心存疑惑。先说“陂”，这是一个多音字，读音bēi时，其释义曰大泽也，大池也，大水边上也，等等。《礼记·月令》注：蓄水曰陂。孙叔敖一“期思之鄙人”（《吕氏春秋·赞能》），何来人力物力财力;为相不过短短三四年，内政外务，南征北战，助楚庄王打天下，哪有时间和精力？即便排除这些因素，依据两千年前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他怎么就修建了那么多的大型水利工程，有些至今还发挥着作用？

十多年前那个秋天，乌桕飞红，银杏耀金，我和一位作家结伴，从大别山史河源头辗转走到了淮河中游的霍邱，看了国家大型治淮项目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然后去了浩瀚如海的城西湖、城东湖，又看了孙叔敖修建的古老水门塘，即大业陂。这是我第一次看水门塘。我当时想，这多么神奇，临淮岗治淮工程乃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修建，水门塘是楚国国家总理孙叔敖主持修建，时隔两千五百年，两位总理把两个都堪称空前巨大的治淮工程共建一处，这自然与人文的奇观，是如此令人震撼，并富于想象。无论这是巧合、传承，还是依据历史、地理、水文、气象的科学决策，它都让我们看到了千百年来人类与大自然的搏斗从未停止，并表现出了巨大的创造力和意志力。也就是在看了水门塘之后，我对孙叔敖治水的疑惑，有了极其私人化的揣摩和认识。水门塘并不是常见的圆形或方形的大塘，而是绵延十多公里的长方形河道。一番考察和“揣摩”发现，原来孙叔敖的“水利工程”是“顺其自然”而“水到渠成”，即在旱季临淮河筑起长长堤坝，一侧用人工开挖河塘，待雨季一来，淮河漫涨，水通过留有的缺口进到河塘里，注满之后，填土封住缺口。旱季时，淮河干涸，而一侧孙叔敖开挖的“陂”却是蓄满了水，浇灌并涵养一方大野沃土。水门塘曾经可以行船，两岸植被丰茂，风景如画。

“期思陂”略有些搅扰。搅扰的不是“陂”之释义，而是“期思”之名。《淮南子·人间训》载：“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这个记载很重要，孙叔敖“可以为楚国令尹”，原是他治水的绩能，这也让我们对孟子所说“孙叔敖举于海”有了猜想，这“海”，大约是可以认定为是他故乡的河流、湖塘，抑或就是“期思之水”。问题是，“期思”在哪呢？追溯，其前身乃古蒋国，被楚所灭，于此置期思县;其位置，现今一般被认定在固始之北淮滨县的期思镇，淮滨原是固始所辖乌龙集，位于淮河中上游之间，20世纪50年代由固始析出置县，因此孙叔敖被视为固始人，也被看作是淮滨人，都没有错。“雩娄”在哪呢？有考证说，其位置在今大别山北麓、固始县东南部、商城县东北部，以及安徽霍邱叶集部分地区，距离今期思镇有近一百公里，而且是史河、灌河、泉河的上游，三条河流在靠近期思的固始三河尖，注入淮河。期思是其下游，海拔低，属于冲积平原。很显然，没有现代化水利操控，决期思之水，怎么也无法回流百余里来灌溉上游的雩娄之野。

问题由此“搅扰”起来。千川万瀑，自有分水和始末，眼睛需从现今“期思镇”抬起。打开历史视界，就发现我们混淆了概念：原来这“期思之水”之期思，是孙叔敖治水工程名“期思陂”，不是孙叔敖故乡名“期思县”，更不可能是现今行政区划的“期思镇”了。那么我们所需要确定的是“期思陂”的地理位置。直到现在，“期思陂”仍被人混淆为寿县的“芍陂”，并从史料、方言、音韵等进行多方考证，却一直避开不说所灌“雩娄”之地在哪，因此也避开不说寿县之水，流经怎样的路径，居然能灌溉到巍巍大别山上来。想来谐谑。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版《辞海》、1983年修订版《辞源》，都增设“期思陂”条，指明其地理位置是今河南商城县以东，即固始县东南，而这个地方正是古雩娄之地。其实和水门塘一样，无论把它作为古代水利工程，还是人文历史遗产，“期思陂”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大上”。史河发源于安徽金寨大别山区，古称“决水”，是淮河南岸流程最长、支流最多、流域面积最大的一条支流，无疑也是我国古代淮河重要支流之一。当年楚国荡平此间大小诸侯，建期思县，封大夫复遂为期思公，领有黄、蒋、蓼三国土地。雩娄属蓼，自然归于期思，在期思境内。“雩娄之野”即上起雩娄城下至灌河交汇处的史灌河平原，即今梅山灌区总干、中干渠控制范围。“期思陂”即处于其中间偏上，即今固始黎集、石佛等乡境内，并有春秋孙叔敖“均济闸”等遗存在。其工程形式，基本于水门塘同，引史河水入“陂”，蓄之，再由“陂”灌田，称为“长藤结瓜式”工程布局。不同的是水门塘为全部人工开挖的河道状之“陂”，而期思陂除导引所需疏浚开挖部分蓄水之“陂”外，更多地充分利用了当地原有的沟、塘、陂、堰、湖、港，形成如《周礼》所描述的“以潴（陂）蓄水，以防（堤）止水，以沟荡（引）水，以遂（水沟）均水，以列（垅沟）舍（灌）水，以浍（排水沟）泻水”的“旱涝保收”水利灌溉工程。当地老百姓把那里叫“百里不求天”。很显然，这样的工程引蓄结合，会经常为蓄水而“堵”，为灌溉而“决”，就孙叔敖而言，“决”的是“期思陂”之水，“灌”的是隶属楚国期思县的古蓼雩娄之地。

这就有意思了，共同发源于大别山的两条淮河支流，一条是固始史河称“决水”，一条是雩娄之地商城的“灌河”，这一“决”一“灌”，其名称由来，未知是否就是源于《淮南子》的记载;更有意思的是《淮南子》这部我国思想史划时代巨著、奇书，“则天地之理究也，人间之事接也，帝王之道备也”（《淮南子·要略》），为汉代淮南王刘安编著。淮南国都寿春，刘安即在那里为王，治国安邦，拊循百姓，流誉天下，且为人好书，善为文辞，著书立说，鼓琴，养士，其中有淮南八公，皆非凡人。寿春一度成为人文荟萃的中心，歌舞升平，文风昌盛，犬吠天上，鸡鸣云中，一城诗书繁华。刘安这位浪漫文艺王，还在那里发明了中国豆腐，至今为家常菜中，及至盛大宴席上的一道别致美味。刘安墓，在寿县城北门外八公山下。八公山乃大别山余脉，和信阳一个山系，这是天然的连接，也是血脉。

春秋之后写战国，历史厚厚的帷帐后又光华现出一位信阳人，即战国四公子之一、潢川黄国人、楚相春申君黄歇。“楚本蛮夷，亦即淮夷。”郭沫若先生认为，楚之先世更早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其中楚人首领熊盈，即鬻熊，参与殷侯武庚复国之战，被平叛，被屠城、阉人、灭族，旷古之惨烈;鬻熊幸免，带部族残余，从刀刃下逃出，往南奔袭，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藏于山水深处丹阳之地。丹阳成为楚国第一都城，八百年煌煌霸业之基点。丹阳何在？有湖北“秭归说”“枝江说”“南漳说”，安徽“当涂说”和河南“丹淅说”，学界多认可“丹淅说”和“南漳说”。“丹淅说”认为，楚都丹阳在今河南省淅川县境丹江与淅水会流处的丹水之阳。其地处豫西南今淅川境内，因此又称“淅川说”。此说影响广泛，颇为流行，一度大有淹没他说之趋势。“南漳说”是由“丹淅说”发展而来，认为楚鬻熊初居丹阳在丹淅，熊丽则向南漳东北部的荆山地区发展，“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而丹阳之后，我们知道，便是最大规模的楚武王、楚文王迁都于湖北荆州江陵之纪南城，称“郢”。那时楚国，是何等的霸气，楚武王“惊蛮夷而动华夏”，公开向周王朝亮肌肉：“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进而大怒，“王不加我，我自尊耳！”由此观之，楚国迁都是因为它们这时无需再藏身于深山远水、荆棘草莽之中，而是要一鸣惊人，一跃而出，争霸天下，问鼎中原。然而从春秋到战国，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魏文侯用李悝变法，称霸百年;秦国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称雄天下;赵国赵武灵王一场“胡服骑射”革命，跃起于烈烈苍茫北方。楚国楚悼王也警醒看到了这时代大势，力排众议，拜吴起为相，进行变法，但最终惨败收场，至楚顷襄王时，楚国已从巅峰坠落谷底。

公元前278年，江陵郢都被秦大将白起一举攻破;公元前276年，楚迁都于陈，即今河南周口;公元前253年，迁都于钜阳，即安徽阜阳颍河之南清谷堆;公元前241年，迁都最后一个都城安徽寿春。这其中人们忽略了一个迁徙地，那就是我现在所居住的信阳。江陵沦陷，楚国兵败如山倒，楚顷襄王往北逃亡，过“义阳三关”，渡淮河，“流揜于城阳”（《战国策·楚策》），信阳“城阳城”，也称“楚王城”。在这个严峻时刻，之前被顷襄王驱逐在赵国避难的楚大夫庄辛被请了回来，于是就有了中国古典政论文经典名篇庄辛《论幸臣》：

顷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

庄辛对曰：俗话说，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庄辛由物及人，以小见大;层层递进，前喻后正;论辩时局，直陈利害，一直说到王的身上。据说，“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于是乃以执珪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战国策·楚策》）庄辛之伟大，不单在于贡献了一篇闪耀思辨与哲理光辉的文化经典，更是因为他不计前嫌，高风亮节，并将“亡羊补牢”的理论化作楚国上下的一种生存精神和国家信念，付诸行动。楚国缓过一口气来，在信阳城阳城住了三年后，迁徙陈国，重建郢都，使楚国历史延续了五十余年！

楚国以凤为图腾，是一个忍耐力、生存力和创造力都极其惊人强大的国家，秦对此有充足认识，因此在攻陷郢都后，在楚本土置南郡，建立根据地，回头收拾“三晋”残局。四五年后，秦赵关系缓和，韩魏亦无大碍，秦昭王命大将白起，厉兵秣马，再来伐楚。——历史帷幕开启，黄歇登台亮相。于是受顷襄王命，出使秦国，这便有了黄歇那封众说纷纭的上书。无论后人如何评价，黄歇凭一己之力，终止了一场战争，暂且解除了楚国危机，求得楚国苟安，圆满完成了任务。秦王不仅就此罢兵，还订立盟约，结秦楚之好。公元前272年，“复与秦平”，楚国履约，派黄歇与太子完到秦国做人质，这一去就是10年！公元前263年，楚国使臣来报，顷襄王大病不起，奏请秦相范雎，让太子归国，秦王不准。黄歇惊心了，想这可不行，顷襄王早晚一死，太子未归，公子争立，楚国则大乱，那么他这么长久的努力和心血就将付之东流！当即决定，让太子走，自己留下来，以死抵罪。于是一番筹谋安排，太子扮成楚国使臣，逃离了秦国，黄歇则住进太子馆舍，以太子有病谢客。半月后，黄歇现身。秦昭王大怒，说楚人多诈，果不其然！要杀黄歇，范雎阻止，说不如让黄歇回。歇为人臣，不惜为主子献身;太子立，必用歇;而你今放他归，来日对秦必好。黄歇死里逃生，回到楚国，三个月后顷襄王去世，太子完即位，是为考烈王，即命黄歇为令尹，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这其中包括了信阳申国，还有潢川黄国地。一人下，万人上，春申君跃上人生巅峰，与魏国信陵君、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并称“战国四公子”。

战国四公子，养士成风，都号称门客三千。奇才高人，名家谋士，黑社会，下三滥，鸡鸣狗盗，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既要有极高威望和手段来管理他们，还得有雄厚经济实力支撑来养活他们。显然，他们都有这个能力。四公子中，春申君门客待遇最好，天下皆知。平原君门客不服，非要去会会。去时为了斗富，头上插着玳瑁簪子，腰佩宝剑，上等皮革精制的套子上装饰着贵重珠玉。然而他到了楚都，只瞄了一眼春申君门客，立刻大惭：春申君三千门客连穿的鞋子上都缀满珍珠！这真是自取其辱。殊不知人家春申君，既贵为公子，钟鸣鼎食，又身居要职，大权在握，一人下，万人上，全国人民都知道：“虽名相国，实楚王也。”（司马迁语）楚考烈王十五年，即楚都迁钜阳第五年，黄歇以种种理由，献出淮北地十二县，重新请封江东地，春申君就占有了原吴国故都吴王旧宅，并大兴土木，装修扩建，极尽宏丽和豪阔。一百余年后，司马迁去参观，大为震惊和感慨，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