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权力（散文）

周荣池，江苏高邮人。中国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李光荣当村官》《李光荣下乡记》，散文集《一个人的平原》《村庄的真相》《草木故园》等十多部，曾获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散文奖、三毛散文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

土地上最迷人的权力便是生长，村庄依靠这种权力养活了古往今来的事实。在里下河平原这种平凡而朴素的土地上，生长并没有什么神秘甚至可靠的约束力可言，草木人间长期以来更是一种野蛮的生长在维系着日常。这种野蛮并非毫无根据或者蛮横失态，事实上它也具有顽强、自律以及迷人的魅力，它们也构成自己的一种微型而强悍的权力场域，虽然并不能像行政世界中那样搬得上台面，但它也自说自话地养活了日常，这正是它不可小觑之处。

人们和草木牲畜一起生长，构成了平原上生活的全部。每一个村庄的内部都有这种包罗万象的全部，他们构成也维系着自己的权力场，并且和其他村庄一起组成了我们古往今来生生不息的平原。当更为严谨的社会管理或者生存理念进入村庄之后，这些野生的权柄也在遭遇着挑战和改变，但他们所支撑的过去与现在，以及在将来的意义就可以被承认、记录甚至被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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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家庭的贫困和父母的困顿，我在村庄里的生活一直非常畏缩。虽然也继承了父亲的暴躁——这种秉性并非是我父亲的专长，大多数的人们以及村庄本身事实上都存在一种暴躁的秉性，只不过有些是显性的会炸响，有些是隐性的只在暗地里聚变。事实上，是土地的暴躁让绝望的生活暴跳如雷。我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父母每天很早就去田地里摸索——那时候我就总是绝望地想，他们早出晚归的劳动带来的依旧是贫困，那这样的忙碌究竟是辛苦还是想躲避家徒四壁的现实？每天早上广播响起的时候，我便艰难地从梦境中醒来，梦境是美好的地方，因为那里没有饥饿和烦恼。醒来其实就是要面对无尽的烦恼和辛酸，但是那个该死的喇叭每天都会准时将一档叫做“秦邮大地”的栏目推送到村庄，由此我就知道此时正是六点，到了要起床的时间了。这就像晚上等广播里的广播剧播完了，就到了九点半应该睡觉的时候了。这个家里连个钟表都没有，我们只有靠着该死的广播维系时间的进度，有时候喇叭的嗓子哑了，还要给它埋在地下的地线浇点水，就像是给干枯的植物浇水。在广播的声音中开始了一天生活之后，我便要起来刷牙洗脸做早饭。刷牙用塑料的水瓢舀水在门口洗漱，这时候那种牙膏里留兰香的味道才慢慢唤醒一个孩子迷糊的心智。

同样是用这个洗漱的水瓢，我要自己开始在锅边忙自己的早饭。前一天生冷的米饭，已经像有了冷漠而无助的面庞一样，让人心生寒意。我用锅铲子在锅里胡乱地翻动那些无奈的米粒，让稀薄的油尽量能够溶解它们的冷漠。那时候我就发明了一种叫蛋炒饭的食物，我用刷牙的水瓢舀水给干瘪的米饭以一点点舒缓。到日后我知道世上是早就有蛋炒饭的，但是我觉得自己做的那一碗是最香的。因为这一碗饭在锅里翻动的时候，可以表达我无尽的暴躁以及愤怒。我那时候经常一个人站在水缸前嚎啕大哭，我并没有任何的悲伤，但需要用嚎哭去宣泄掉怨气和暴躁。这在日后被人们叫作起床气，我完全不是这种情绪，只是觉得当时的日子绝望而无助。

这种绝望和无助所导致的暴躁是父亲遗传给我的，也是村庄给后人养成的脾性。这种脾性的直接表现就是青筋暴跳的大嗓门。青筋暴跳这个词对于南角墩人来说是不需要查字典去理解的，我们可以从人们的肉身上直接读到正解，也许这个词正是来源于这些村庄的日常中，日常人们的肉身上。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暴躁其实是一种权力，嗓门在那个时候是一种利器。

其实尽管我学会了一点父亲的暴躁，但总体上还是一个畏缩的孩子，这可能与母亲的善良和软弱有关。我可能学不到父亲那种彻底的暴躁。而这种暴躁某种程度上也并不是父亲的本性，是生活给与了他这种秉性和能力。我见过他多次与人打架的样子，那种绝望的手脚简直好像要与一切都决裂。父亲为他的暴躁和无助付出过很多代价，或者说这个村庄都因为暴躁付出过很多代价，但是人们还是好好地活了下来。那时候父亲只相信自己手上的扁担，对没有着落的事情，他觉得扁担可以解释和解决一切。很多所谓的村干都吃过这样的苦头，他为此也经常表达自己一种基于无奈的自信。

他扯着嗓子在南角墩生活，这也是很多男人的本事。他本来是有一副好嗓子的。当初他退伍回来还靠着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样的歌挣过工分，但是后来他觉得歌声并没有骂声管用，所以以后大嗓门就用来叫喊和争吵。他被那些诡秘的声音害得失去了工作，那些背后的阴谋导致他失去了进城的机会，他痛恨那些貌似斯文实则猥琐的声音，所以他便“喉咙大屁眼”地在南角墩蛮横地来去，这是他的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在那个时候是有效的。

尽管奶奶当着我们的面训斥过他：“大路上说话，树窠中有人。”但是他并不相信这种温顺的道理，他觉得猪羊怕杀人怕打，打骂如果都不能解决的问题，那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事情。虽然因此他失去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机会，但是这种著名的嗓声还是在一定范围保持了一种权威。

父亲们这种嗓子的权威还在于他们附着于一种非常含混的形式，那就是惊人的酒量。这是一种天生的能力，这种能力也给暴躁的人们赋能，让他们于现实之外似乎又有了一种超能的权力。人们总是说：他喝酒了你还招惹他？他喝酒了还是个人吗？他喝酒了说的话算是话吗？这些问答实际上给了酒很多借口，实际上也给人生和村庄很多借口，似乎那一碗劣质的酒赋予了人们暂时离开现实而且超越现实甚至法律的能力，这就给暴躁的人更大的权力范围。我常常听人们说这样的话去评价一个人：他平素是好的，一喝酒就不是人了。这句话似乎把所有的罪责归因于酒水，而酒水似乎又给了人们更多的权力。

当然，酒量在村庄中赋予人们的能力并不只是消极地增加了暴躁的权力，这还都是外在的形式。酒在乡土的权力场中，其实还有更多的能量场，它也给端碗的人一种特别的权力，它是一种收容，周旋也是一种实力。

村庄里酒桌上的事情其实非常简朴，喝酒就是喝酒本身，并不像眼下这般形式主义与浮华。父亲可以剥花生喝酒，据说他的父亲一个鸭蛋可以喝三顿酒，而他实在无奈起来可以砍一段瘦弱的甘蔗下酒。那时候不知道谁弄来了这种南方的植物，它们长在村庄的角落里，是村庄里难得的一点甜蜜。但是，这些背井离乡的甘蔗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它们生长到了南角墩这样一个村庄，竟然成为一个男人的下酒菜。生活其实太酸苦了，并不是甘蔗那点瘦弱的甜可以抵挡的，只有那种劣质而剧烈的酒能够提供一种躲避和包容现实的机遇。

父亲喝酒母亲是从来不埋怨的，她甚至还总要帮他盘算酒钱和下酒菜，尽管她也知道酒水给生活带来过很多恶果，这好像在母亲看来并不是一回事。父亲喝多了后声音会更大，整个村庄充斥着他带着酒气的声音，让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颤颤发抖。我们知道，只有这种声音才能让人不受欺负，只有酒才能给他一种虚幻而又有力的现实感。他喝多了就睡在门前的草堆旁，打着呼噜任时间无度地流淌，他除了种地之外并不思考任何一种其他营生，而生活本身似乎已经给他太多的艰难和不堪，他和他与生俱来的暴躁是需要躲避和安慰的。

他醒来之后，生活依旧如此困顿，他暴躁的脾气和酒气散去了一些，但从根本上来说不会消失，这是一个男人在村庄里具有的特别权力。

当然酒给予人的力量还远不止这些，在村庄一个人的酒量某种程度上和能力有关联。这关系到他能不能上桌说话，能不能把握主动，能不能把事情“搓圆”了，这都能在酒杯中定下乾坤。除了消极的躲避，酒杯中的液体还可以周旋事情，这也是土地上生活者的一种软实力。村庄的各种事务有天然和人为的规则，但这些规则并不总是有效，因为贫穷带来的种种不安会让人对规则没有信任感，更多的时候人们信任一时的感觉和当下的情绪，这在很多事务中有奇绝的效果。一碗酒倒满了，什么话都可以说开了，说对了就是好话，说不对最多也是酒话，这就给生活更多调节的机遇，能够让不安的现状有更多的可能性。况且很多事情并没有什么道理，酒后拍拍胸脯、大腿和桌子却能谈清楚很多事情。这就要看端碗的人酒量的大小和声音的坚决与否，有时候端起碗只说一句：喝了这碗酒什么事情都算了，都是爷们的事情。

这种情景帮助村庄解决过很多实际的问题，至少它也曾糊弄很多事情，哪怕那碗里的酒再便宜，但是它辣人的效果是同样的。那时候并没有什么优质的酒，就连牌子好像也没有什么名气，多是一种非常普通的地产的粮食酒，统称为“粮食白”，村里有谚语说“任教气得哭，不喝粮食白”，但实际上大家都是喝这种酒的。好一点的牌子如“三沟一河”指的是“双沟、汤沟、高沟和洋河”，但大多还是奢侈的享受，就连那北方来的“分金亭”也算是不错的品牌了。大家大多还是喝“粮食白”的本地酒，并且还自我安慰说公社的干部也不过是“粮食白，顿顿啯”。公社的干部到村里来也是会喝酒的，酒桌上和这帮泥腿子谈事情也更高效一点，如果要是端了架子那人们也不会给他面子——酒场也真是村庄里的某种权力场。

对错以及优劣其实都是可以被困顿的生活原谅的，更多的人愿意妥当地生活，只有无赖才真正不按照公序良俗去生活。当然，每一个村庄里都是有无赖的，而无赖也是一种无奈的生活状态，他们事实上也是用尊严在经营着自己的生活，这也是另外一种异形的“权力”。

有些事情，不怕蛮，就怕瘫。

人一旦瘫了下来肉身就和泥土一样无助，尊严就成为交换的代价，这种人并非少见，而且在村庄的许多事务中是有效的，但并不可取，也为人所不齿。即便是蛮横无理到极点的人遇到了，也只能说：这是个瘫户，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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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里除了生产之外便是人们的生活。在产能低下的时候，生活也是与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缠的，这种纠缠使得简朴的村庄变得错综复杂。这就需要有一种被信任的力量去维系生活，除了蛮横的对抗、醉意的周旋和无奈的纠缠之外，村庄需要更加权威的力量维系它的安顿与生机，这似乎是更加高级的权力场。

在行政这样的概念和力量相对严格地进入村庄的时候，人们聚居的方式更多的是依靠血亲进行着内部的聚拢和外部的区分。很多的自然村落的内部几乎是同姓宗族的世界，他们相对地封闭而独立。这样的微型世界中人们的判断更依赖于家族的信仰、长辈的权威以及长期达成的某种共识。这是一种充满着血亲的力量，但也可能是一种含混的而且并非完全符合公序良俗的内部认知。祖宗的一句信条，长辈的一个交代，利己的一种方式，可能并不造成对其他族群的一种伤害，但他们有一定的封闭和顽固的性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基于血亲的抱团是有效的，但随着村庄的不断发展，就会与其他族群以及公共利益产生很多纠葛。即便是像南角墩这样平凡的村落，虽然也并没有因为姓氏族群而让人们的生活有严格的地理和心理上的划分，但这种集体的心理是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即便是只有几户人家的姓氏，都会在清明或者冬至之前举办“家谱会”，这种聚会事实上是在对族群信念和利益的重申，也是对族群权力的加固。这种固化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村庄里往往造成某种心理上的分裂。

很多事务只有所谓的“族长”才能定夺，特别是遇见丧事的时候，“丧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这种权力往往在处理某种事务中优先于行政上的管理和限制。好在，这种关系在人们与土地的关系不断改善和优化之后，逐步被瓦解与割裂，它们所具有的权威性也不断被削弱——因为村庄中人的心理更趋向有利于自身的生活，而并没有将家族的观念形成真正严格而顽固的信仰。家谱会这样的宗族活动更多成为人们慎重追祖的一种仪式，更是一种活人世界熟人社会的一种交际过程，他们更多地在重组和优化资源，几乎不再有任何偏见和攻击性。他们最为朴素和简单的愿望便是：不能以后他乡相见，忘了自己是同宗的兄弟。

当然，这些基于族亲的自然权力中，族长和娘舅的权力依旧被高度重视，依然在丧事的场合中被一再重申，这几乎是一种貌似毫无道理可言而又十分倔强稳定的权柄。我的母亲在去世的时候，我们的日子还非常困顿。在母亲撒手人寰的时候，就有邻里提醒我：宁死当官的爹，不死讨饭的娘。我当时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深意，对于我娘舅家的老表们并没有足够重视。而这就引起了母亲娘家人的不满，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因为在一个女人去世后的诸多仪规中，很多程序必须要娘家人主持，比如取水，剪头，盖棺，点火等，不然就不合规矩。当然经过斡旋之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这也让我充分认识到，村庄里对于娘舅权力的一种无限尊重。

南角墩的人信奉这样一句话：外婆庄上来一条狗总是大的。娘舅家的人可以不讲理，因为有一种理叫做“舅舅理”，这种理论并不是普世皆可验证的真理，但无论对错真假与否都必须是有效的，这就是这种血亲权力之大。往年有人分家闹腾，并不请村长或者民警来，只要舅舅家来人往上席一坐，什么事情都要按“舅舅理”来办，否则的话娘舅家里的人是可以“掀桌子”而不负任何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