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的节日（散文）

现在的家庭大抵有几处过节的地方，但无论怎样合理的安排，总是觉得自己家最妥当。这并不是完全的私利，但一定是顽固的私情，是不需要去证明或者批判的事情。“回家”这词让现实变得异常拥堵，行驶的速度和路途的宽度并没有改善回乡的路途，便利的时代更多地释放了人们的情感，更多的拥堵是被乡愁勾引出来，这个是科学的手段无可奈何的事情。这种无可奈何也常常被诟病为不理性，但我明白在很多离乡人的心里，感性的冲动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有些所谓理性的指责是漠视感性的判断，那些在屏幕前隔岸观火的言论其实是佯装不知人间冷暖。

如我这种离家十几里还念叨乡愁的人，就属于那些隔岸观火的众人之一。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从熟悉的乡道回到自己的村落，并且嘲笑人们堵在乡愁的路上。高速的公路和铁路也经过我们的乡村，我们看着速度在平静的土地上飞速地奔向南北，这些好像并不和我们有任何的关系。平原的人们和土地真是沉得住气，不管怎样的速度似乎都勾不起他们的兴致。也有远走他乡的年轻人，回来或者不回来，似乎都已与这里的缓慢不再有什么关系。路上的忙碌也是有规律的，比如你看南来北往的道路，向南是出走的路，向北是回家的路。假期开始的时候往北的道路繁忙，那是回到家乡的路途;假期结束的时候南下的路途拥挤，那是建设他乡的去向。这些好像和我的村庄并没有关系，虽然工业已经成规模地进入了平原，但土地还是以一种顽固的坚守，保持着他的表情和方式，这是一种品质，也是一种意志。

为了规避南来北去的繁忙，我骑行进入了老家的地界。

因为同时顺带一项例行工作，我在一家工厂门口停下来，等待门卫的放行。经过我的解释说明，门卫并没有给我这个骑自行车的人进门。面前这个保安其实就是附近村庄的农人应聘而来的，他的面庞似乎还很熟悉。但正是这种熟悉令人失望甚至悲伤。我知道他的盘问和疑惑并不仅仅是因为工作的责任，更主要的是因为我的出行方式。他大概不可以理解，这种也许他看来出行方式简陋的人，怎会有资格轻易地经过他使命光荣的保卫。当然了，我既然已经被他阻拦，并且一再说明，他还表示不屑的时候，我就不用和他有任何的解释。我观察过很多门卫师傅，他们在村庄里都是很和蔼的人，可是一旦穿上了城里的制服，内心突然就被勾引出一种强大的权力意识。那方寸之地的门卫岗亭就是他的王朝，他手上的制动钥匙就是他幻想出来的权杖。

当然，我今天并不只想说这件事情，因为中秋节这个日子还是很令人喜悦的。但这次盘问和纠缠让人心里升腾起一种不安的情绪。就像是文章的一处伏笔，有一种注定了的问题在暗暗萌发起来。从高大的厂房出来，我再次骑上了车子往北。城乡之间的位置关系，大多是南北顺向的关系。工业园区貌似平直的纵横道路，让我对本来熟悉的道路有些疑惑，找了很久才找到村庄的入口。村庄的南入口本也是一处平凡的路口，它沿着古老的河流大盘汊岸边延伸出来，成为进出村庄的一个通道。这里的路虽然崎岖，但因为我几十年轻车熟路的记忆，所以从来没有任何艰难可言。即便是我后来驱车来往于狭窄的路上，心里也总是有满满的把握。

一个人总是对自己的村庄满有把握，但似乎有时候对眼下没有任何把握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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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村庄之后又换了电动车去接孩子回来。电动车的速度就像是村庄和城镇化的一种周旋，也是缓慢的村庄最后的倔强。村里人的前进步伐是腼腆和笨拙的，他们大概不敢相信一切来得那么迅速，即便先进的工业已经在平原上强势地崛立起来。但村庄以及人们依旧用最古老的耕种和生活试图抵抗生活的改变，即便农业对于工业显得螳臂挡车。

我开上电动车也被村人视为另类。他们已经认定我是个城里人，我这样做在他们眼里是作秀或者至少是作怪。好在我内心还是安然和惬意的，开着电动车从村庄的另一处出入口上了贯穿乡村的公路。呼啸而过的汽车给道路带来巨大的震动，电动车在路边的角色显得有些卑微，那些扬起的灰尘就像是蔑视和嘲笑。可是我们心里都明白一个事实：不管是车上衣着光鲜的安迪还是车外蹩脚老土的二狗子，谁还不是村庄的孩子呢。走到半路，几个北乡口音的人对我招了招手，问我送不送客——他们把我认作是搭客的车夫。我默不作声地继续赶自己的路——我心里还是满怀喜悦的：看来我还没有脱去农人的模样至少是气质，这一点我并不是矫情。一个人不失去本心是令人喜悦的，不然真就回不了家门了。也许，这些古怪的想法也只有我这种“纸上嘴凶”的人才有，因为我不喜欢在现实里找到什么形式上的自信。对于被别人认为是农民的现实，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误解，对我而言恰恰是一种褒奖和认可，我们不需要任何伪装和多余的形式。

当然，人还是不能完全逃避现实和形式的。在接到孩子回程的路上，也就在离家大概两公里不到的地方，车子突然失去了电力。我一开始大概就有这种担心，但竟然又有些迷信地觉得：今天是中秋节，是一个充满吉祥的日子，不应该出现什么不安的事情。但是科学还是在村庄的不远处斩钉截铁地给车子断了电——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工业讲的是科学，可以与不可以是必定的事情，是有规律的。农业讲的是意志，有很多善意变通的地方，有很多可能性——懒惰和勤劳也并不决定必然的结果。所以一个讲感觉的农村人，对技术的幻觉常常是束手无策。笨重的车子在失去真实的电力之后，顿时失去了所有的科学性。如果是车船大概还有缓慢的气力或者风力可以周旋，但是金属器械依赖的电力是毫无情面可言的。

即便是后来在半道被来人“解救”了，但这个中秋的开始与进展已然令人不安。当然一桌丰盛的餐食还是缓解和隐瞒了这种情绪，特别是慢慢黯然的天色和人们为了节日的忙碌，有一种安慰人心的力量。

村庄的中秋是简朴和迷人的。它所有的仪式和生长有关。大概所有的生长到了八月半都到了一个重要的节点，结束或者停止一个重要的时刻，都要择日子盘点和庆祝一下。对村庄而言，盘点是要紧的事情，庆祝不过是顺便带出来的情绪。盘点是为了总结，更是为了延续。所谓的春安夏泰与秋吉冬祥，是为生长设定好的吉祥节奏，一旦有一点错乱，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甚至一个年份的日子都要遭殃。特别是秋收冬藏对日子而言更是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八月半”这个节日，可不仅仅是“凉月子亮堂堂”的诗情画意那么简单。

人们为了把季节和收成盘点得清清楚楚，几乎把所有的生长摆上了台面。长了大半年的老鹅，从鹅黄的春季就慢条斯理地在青草满地的土地上周旋，等它们成为铁锅里的香气之后，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给生活一种安定。“杀鹅”是一种重要的仪式，是要盘算很久的一件事情，一般人家不是随意就能做的。所以说，中秋节有无一只鹅是日子丰歉的一种标志。哪怕是艰难得有些为难，人们都要勒一勒裤腰带，到底要给铁锅和日子一个满意的交代。在平原上的村庄里，“鹅”字的意思又与催促一样，催着日子往前是杀鹅的一种隐喻。许多人家过节的时候送鸭子或者鹅，谐音“压”与“讹”，都是对欠缺的日子的一种催促与期盼。

除此之外，植物的生长显得更加重要。农业大概由来已久地关注植物的生长，所以粮食在村庄里被亲切地叫做庄稼，那是村庄的本源和依靠。农民关注植物的生长并不是他们无能或者缺乏想象力，是他们基于土地的踏实和诚挚，庄稼已经是最为恩惠的给予。河里的菱角长得饱满，水底的藕段出得肥嫩，岸边的芋头结满了籽，田头的毛豆挂得厚密，张嘴的芝麻透出香气，树上那几个瘦瘦的梨子在最高处留着……一切等着这个日子的到来，逐一被放上村庄的台面——就像是排比句的一个个喻体，一起组成一次令人兴奋的修辞。当然除了植物之外，一定还要有几块薄薄的月饼作为一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最不济的日子自家做几个象征团圆的粘米饼，也一定要“应一应时节”。

你听听人们的语气，所有的节日并不是为了空洞的庆祝，而是为了应对一下生长和生活的节点，最终让生长和生活接续起来。人们对节日的态度是真实而中肯的，他们不关注形式上的热烈与否，说到底他们关心节日成功的到来和度过。成功这个词对村庄而言似乎显得有些冷漠与功利，但乡村生活是没有任何幻想和妥协可言的，一切就和干冷的剩饭一样坚硬与真实。所以，我更愿意在如今或者日后，梳理和分析自己村庄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很多中国村落的缩影——至少在精神品质上的相通——我更乐意像父辈们的大嗓门一样开门见山直抒胸臆。所以，成功这个词虽然对村庄有些书面化，并且似乎有些过于热闹的意思，但它确实顽固地存在于父老乡亲的念想中。

当然，这也证明了成功这件事情对生长、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性，也可见这件事情是难得的。具体到一个村庄的一个节日，它很有可能或者说绝大多数时候往往是失败的。

就我们现在遗留的风俗和形式来看，这些节日的仪轨并不那么繁复与难得。但是对贫瘠的土地而言，确实常有令人“直跳脚”的为难。一个本应该满足和吉祥的日子，困难起来不要说什么各式的月饼，就是一粒芝麻都能憋死毫无办法可言的大汉。当然，逼迫人们的也并非只是实际的贫困，那些已经远去的字眼已然和某种消失的生物一样不见了，但是他们曾经孕育和集聚出来的某种气息依旧隐藏在土地和村庄的深处，而且保持着一触即发的态势。这是一种暗自生长的危机，它的生长比庄稼中的野草还令人触目惊心和无可奈何。

我其实在努力地规避这种因为贫困而遗传的古怪情绪，但我知道这种努力是无济于事的。我对村庄的态度有些自欺欺人的意味，曾贸然以为自己有能力改变父辈们身上的这种古怪情绪——这些本因为贫困带来的情绪，如今并没有因为贫困的消失而改变，相反它们似乎经常顽强地复活在村庄和土地上，这也让村庄更有它原来的样子。

这是一个人，一个村落以及平原永远改变不了的秉性。

我像是外来者一样好奇地看着村庄里面人们因为节日而各自忙碌。很多人家已经搬离了村庄，但他们在四时八节的时候仍然会象征性地回到村庄，将几乎已经舍弃的屋舍打扫一下，尽管他们已经不会像对待城里的地板那么用心。他们会在门前燃烧一些颇具显摆意义的香火，这是不可缺少的仪式：既是祝福与祷告，更是宣誓和表达，表达一个家庭的存在和自豪。除此之外便是依旧盘旋在村庄的人们，他们大多有城乡间来回的子女，即便是过去被人们视为绝户的“五保户”也并不缺少方方面面的走动和看望，他们留守在村落是土地最后的倔强。当然，那些古怪情绪一定也跟着他们，随着日子一起生长和繁衍。

我说的这种古怪情绪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能完全表述清楚。我只能在村子里不停地走动中期盼这种情绪不要爆发。我就像是一个庸医一样，虽然知道患者身上的痛苦，但到底说不出原因也拿不出手段，只能期盼着这疼痛能够凭空消失，以证明自己可怜的医者父母心。这当然是无济于事的，尽管我是那么虔诚和小心。

这个中秋节，我其实格外有些重视，因为听说了村庄面临搬迁的消息。无论其他人对这种有利益的搬迁抱什么样的态度，但我一直并不看好这种斩断根源的社会管理和治理方法。虽然我也无可奈何地面对这一切，但依旧用最大善意，拖延和减轻这种现状到来的速度和痛苦。我知道也许从村庄搬迁的方案确定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事情可能是最后一次，包括这一次被人们十分看重的节日——他们不叫什么中秋节，更没有什么丰收节，只是叫做“八月半”。我开始对每一次回到和离开都格外地珍惜，不露声色地给这天的两餐多准备一些酒食，并且尽可能让父亲的兄弟姊妹能够在这个日子聚到餐桌上来。这样我可以感受到一种莫大的安慰和力量，哪怕不吃一口，也能感受到一种奇怪的喜悦之情。这种情感绝对不是因为血亲，而只是因为村庄本身——如果桌上坐的是某一个邻居，这种感情依旧能够成立。

但这感觉竟然只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幻觉。

这种幻觉是被夜晚的一个个催促电话打破的。原以为这天中秋的气氛是热烈和富足的，我也亲眼看着他们兄弟姊妹开心地喝下节日的酒水，并且说了很多过去和以后的事情，这让我轻易就被感动而忽视了酒杯中酝酿的某种危情。在我放心地离开村庄的时候，父辈们的宴席还在进行。他们很客套地催促我赶紧回城——他们和邻居一样，已经早就把我当成外人和城里人。我回到家中不久，父亲开着免提的电话里就传来了哭闹的声音，那种带着酒气的哭闹令人生厌。我几乎是毫不留情地挂了电话，并且明确地表达我不愿理会的情绪。但是，而后事情的升级又麻烦到了民警去调停。

大概外人很难理解这种古怪的情绪。好好的一桌酒席又是重要的节日，这种大打出手的闹腾似乎有悖常理。但其实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对于这种充满酒菜恶味的情绪再熟悉不过。这种情绪只是复活而并不是凭空而来——又或许如果它们真的不来，才真正令人感到古怪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