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汽车穿过黝黑的隧道，进入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这里空气清新，稻谷铺成金色的海洋，从车窗飘进一股瀑布落地的声音，人们称这里为好水村。因为水质好，村里有很多百岁老人。许多年前，这里交通闭塞，属于人迹稀少的荒芜地带。现在搞开发，摇身一变，好水村成了休闲养生的古村，名字也改了，叫长寿村。路边有一条小河，河边对称排列着民宅，青砖黑瓦，栏杆与屋檐都被棕红色的木头装饰成统一风格。村里很安静，偶尔有白鹭飞过，老鸹从山上发出叫声，显得苍劲悠远。年迈的老人挨着墙根坐在一起。他们看着过往车辆，车窗里的人看着他们。这时候已是下午三点，暑气逐渐消退。

“把车窗全打开吧。”我说，“这地方空气好。”

开车的男人是我丈夫，叫方林。他一言不发，我猜想他内心正和我一样充满猜度。

我们是这条村道上仅有的来客。车子开得很快，有时又不得不在一群蹒跚穿行马路的鸭子前减速。

“还有多远？”我看了下手表。

“应该不远了，但导航已经不起作用了。”

“前面有个老人。”我说，“你靠边停车，我去打听一下怎么走。”

下了车一打听，老人告诉我，一直往前面走，走到人字路口右拐，再上个坡就到了。

“这把年纪了还能挑那么重的担子，身板真硬朗。”方林说，“父亲能在这里疗养一段时间，还真是有福了。”

这已经是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再不回去看看父亲母亲，孩子一开学，又得等到长假才有空了。一早上我这样对方林说时，心里七上八下，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

“那我们就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方林鼓励我。

“要不要先打电话告诉母亲？”我问他。

“给母亲一个惊喜！”方林还说，“也省得她又要着急去为我们准备各种带回来的菜。”

一进屋，没有看见父亲，我悄悄寻找，厨房里，猪栏牛圈旁，屋前屋后的菜地里，楼上楼下，不见人影。快要吃午饭了，父亲还是没有露面，我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做什么说什么，都和父亲无关。

又悄悄去父亲的卧室，床上被子叠得整齐，衣柜里衣服虽然有翻乱的现象，却也能看出件数没有少。鞋子摆在墙角架子上。牙刷、洗脸毛巾都在，我摸了一下，应是多日没用过了。父亲有睡前听收音机的习惯，此刻收音机悬在床边，一半在床上，一半在空中。

母亲和父亲已经不和多年。现在我这样说，好像我什么都明白似的。父亲那年去修三线时，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个在家吃不饱穿不暖，等来的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母亲炖了只鸡，父亲连汤都没给母亲留一口……仿佛我知道父亲的所有过往，又好像是母亲有意在我心中埋下一颗种子——怀着怨恨去记住父亲的过去。可为什么要这样，我说不清楚，也从来没想去搞清楚。总以为过些年，事情远了，自然就好了。可我心里时不时会害怕，隐隐约约觉得有一场暴风雨候在某处，总觉得一切都没有过去。

吃午饭的时候，母亲不动声色地告诉我，父亲去疗养了。我和方林交换眼神，什么也没问，却在心里琢磨，这事怎么没人告知我们。对于父亲的事情，我们已经习惯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来讨母亲的欢心，以为这样就能证明我们更在乎她。

“你们工作忙，儿女一个也没有通知。恰巧你表哥在长寿村开了家疗养院，他们下乡来看我和你父亲，我说你父亲近来身体不好使，得去检查检查，他们就把你父亲接走了。”母亲的声调很平静，仿佛说一件和我无关的事情。

自从舅舅去世后，表哥就不和我们来往了，他怎么突然生出这样的好心？我觉得这事没这么简单。商量好似的，一吃完饭，我和方林都说，怕堵车，还是早些走比较好。

车子启动后，我摇下车窗。母亲走近，小声叮嘱：“你父亲好得很，过十多天，我就去接他回来。”

母亲在担心什么？我没有去想人性里隐藏的风险，甚至心生喜悦，母亲和父亲分开几天，兴许是件好事，而这句话所含的深意我后来才知晓。

仿佛逃离某个真相，我们匆促离去时心怀忐忑。直到车子开进收费站，上了高速公路，我才意识到我错过了些什么。听母亲那口气，父亲去疗养院是心甘情愿的。可父亲，一个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舍得离开土地去疗养？这件事越想越蹊跷。突然紧张，一股无法抑制的力量提醒我：不能再置身事外。

“去长寿村疗养院。”我说，声音果断。方林似乎早有准备，立马掉头，加速前进。

“父亲在疗养院应该住得很舒服吧？”方林问得小心翼翼。

“今天没看见老黄出来迎接我们，难道父亲把它也带去了？”我说。

老黄是条狗，跟了父亲十多年，我这时才想起它，一切都有些离谱，我感到心慌。

“父亲已经七十七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他哪有疗养的命？”方林看了我一眼，说出意味深长的话。

也许方林想说，母亲不会疯了吧？听了这话，我感觉对我而言还有别的意义，可我只是那么觉得，还不明白那究竟会是什么。

我想提醒他，你最好什么话也不要说。可我没有搭理他，眼睛直直地看向窗外的房子和那些坐在墙根聊天的人，都是上了年纪的男男女女，他们的欢喜我未必懂得，可此刻的闲情与惬意却是我羡慕的。我甚至恍惚，正在回家的路上，那个壮实的男人是父亲，那个说得起劲的女人是母亲。

前面是人字路口，右拐，车往上爬坡，车窗内窒息般的沉默，仿佛我们都在等待某个真相的到来。

高高的围墙，泛着寒光的铁门，红色的十字架，写有“某某疗养院”字样的金属牌……它们一一排列出来，落入眼帘后又迅速消失，如同被一股风吹散的云，唯独那几个字，精神康复中心，仿佛有人将烧红的烙铁印在我眼里。

“精神康复中心”牌子异常矮小，挂在其他牌子的后面，再过去就是围墙的拐角。

门口空无一人，大门紧闭，敲了两下，无人应答。

从铁门的栏杆往里看，能看到一条宽阔的水泥道路，通往院子深处，水泥路的上面挂有红色的条幅，欢迎某某领导莅临某某疗养中心指导工作。水泥路的右侧是一堵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有一扇小铁门。门的四周没有挂牌。

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端着饭盆从小铁门里面走出来。他看见我们后，加快步伐朝门卫室走来。看样子他是守门人。铁门上的小门没有落锁。我们径直穿过，走进门卫室，按照他的要求填好表格。他打了通电话后说：“你们去那边门口等一下，会有人帮你们开门的。”

顺着守门人的手指，我们看见从他刚才出来的小门里探出一张年轻的脸，二十岁左右的男人，脸色蜡黄，头发是棕色的，眼睛显得有些浮肿，身子轻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刮走他。

“你们找谁？”年轻人走出来，站在门外问，他的手握在门把手上。

说出父亲的名字后，他上下打量我，说：“现在不是探视时间。”

“我有急事。”我的声音听上去平静，却因为坚持而显得坚定。

他侧身把小门推开一条缝，用身子挡住我们的视线。他朝门里做了个特别的手势，又打了通电话，才领着我们走进去。走过宽阔的院子，走进一幢老式二层楼。看上去，是从前的筒子楼，墙体是青砖筑就，颜色有些泛灰，结构却保持得比较完整。门从里面关，楼道是相通的，难得窗户比较宽阔。每间房的门是紧闭的，窗户上装了铁栏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衣的不穿衣的，目光从窗户的铁栏杆里挤出，落在来访者身上。

这些人的身份是什么？我在心里猜测，可我压抑内心涌动的力量，尽量不在脸上表露出异常的神色。我们跟着年轻人走进一间挂有“医生办公室”字样的铁门。

医生办公室的门关上了，里面的气温调得很低，我打了个寒颤。

年轻人看着我们说：“张医生查房去了。”他接着又说，“你父亲来了三天了，天天睡不着，这会儿刚刚躺下，看样子是睡着了。”他突然显得热情，还准备给我们倒茶，我连连摆手拒绝。

“让他先睡一会儿吧。”方林抢先回答，“他老人家第一次出来疗养。”

“疗养？”年轻人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们一眼，说，“来这里，不要交一分钱，管吃管住，衣服也有发，跟疗养差不多吧。”

“还要等多久？”我问年轻人。

“张医生才出去不久。”他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你们可以到院子里去走走。”

我和方林从医生办公室走出来，站在院子中间，四处打量。四周是两米多高的围墙，楼上楼下的窗户里，钻出目光，正在打量我们。我想到了动物园里的猴子。他们是观众，我们成了猴子。这一刻，我才感觉出他们的异常——打量的眼神，脸上的微笑都是空洞的。猛然醒悟，我所来何处，他们是何人，那块写有“精神康复中心”的牌子是为谁而设。我心里发慌，想到表哥是这里的合伙人时，我心里放松了些，可一直联系不上他。

一个穿白大褂的高个子男人走进了医生办公室，年轻人跑过来说：“张医生回来了。”我们赶了过去。

“你们想看哪个病人？”张医生问。

“刘有才。”我回答。

“谁？”

“刘有才。”我重复了一遍，口气愈发坚定。

张医生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是三天前，送来疗养的那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我忍住内心的愤怒，平静地说，“我是他女儿。”

张医生上下打量我。我反感他看我时的仔细。

我忍住内心的悲痛，双眼笔直地迎接他的目光。他躲避我的眼神，坐到办公桌前，一边询问，一边在纸上记录信息。我毫不迟疑，详尽准确地作了回答。张医生不时会抬头看看我，神情复杂。没有看见其他医生出进，仿佛这里再也没有第二个医生了。

“你父亲被送来时，什么也没带。”张医生告诉我。

他又说，“如果仅凭这点，不足以让人稀奇。我见过的病人中，有不仅不带东西，还有光着身子被捆绑到这里来的。你父亲不说话，独自坐在墙角流泪。来这里的人，要不是没有表情，要不是一天到晚傻笑，要不就是号啕大哭，像你父亲这样一天到晚流泪的还是头回见。”

我们默默地听着，房间里除了张医生的声音，还能听到空调压缩机发出的声音。

“这么说，你是他的亲生女儿？”

“是的。”我的回答很简短，口气非常坚定，不过声音听上去显得温和。

张医生脸上呈现出欣慰的神色。他走到门口的铁柜前，柜子里摆了好多钥匙，上面贴着写有号码的胶布。胶布原本是白色的，使用次数多了后，模糊成黑色或是其他混浊不清的颜色。

“你不知道你父亲来这了吗？”张医生取出一把钥匙，叹了一声气，接着说，“你是第一个来探视他的人。”

“没有人知道他来这里了。”我脸上开始发热，躲闪着他的目光说，“他一直很健康。”我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嘶哑。

张医生看看我，看看方林，用奇怪的腔调反问：“是吗？”

我继续说：“我父亲从不抽烟，也不喝酒。每天早早就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早就起床了，生活习惯非常好。”

“这两年他的腿有些不好使了，胳膊也出现了问题。”方林插嘴，“可精神一直不错，也异常清醒。”

“没错。”我肯定地说，“他干了多年的矿工，腿受过伤，留下了后遗症，但脑子一直没问题。”

“他年轻的时候是方圆几里的好身板，从矿里干完活回家时还要挑担煤，煤挑到家又立马制成煤球。”我想证明什么似的，只想多说几句。

“他一来，我就看出他这没病。”张医生指着自己的脑袋说。可很快，他又改口，“不过，检查结果还没有完全出来。你父亲血压很高，随时都有可能中风，估计还得多观察几天。”

在这里工作快一年，他已懂得如何拿捏：哪些人要说得病情重一点，哪些人要说得病情轻一点;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哪些人家属逼迫送到这里来的，哪些人来了很快就能出去，哪些人来了就很难出去了……

“我去把你父亲领出来和你见一面吧。”张医生边说边往外走。我们没有留在办公室，一直紧跟在他后面。他也没有制止，任由我们跟着走到一道铁门前。这道铁门是双层的，外面一层是封闭的，里面一层是网状结构，可以看清门那边。等待张医生开第二道门的时候，我看向右手边，那是一个约莫两百平米的水泥坪，坪的西北角上有一个高高的瞭望塔，让我轻易就联想到监狱里的哨塔。有些地方已经露出泥土，长了些杂草。张医生回头看了我一眼，示意我们待在原地。我感觉出张医生以及刚才的那个年轻人都对我持有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