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眯眯的老人家

在我印象中，李建树老师一直是个笑眯眯的老人家，他似乎从来没有年轻过。粗粗算来，从第一次见他，到他走了——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他一直是这么个形象，亲切得让人见到他就想叫一声爷爷。

第一次见他是在月湖畔的《文学港》杂志社。大概在2003年，我刚到宁波，写了一篇两三千字的散文，不知听谁说的，投稿最好把稿子打印出来，直接送到编辑手上。我就信了，拿着稿子冒冒然去了《文学港》杂志社，如今想起来，还是有些轻率、唐突。杂志社在风景怡人的月湖边，一幢旧兮兮的老房子里，走进去，里面有三五人在聊天，但气氛热烈，从门外听像有一大群人在说话。走到里面，我才开始有些紧张，因为一个人都不认识，该怎么开口呢？

当时编辑部在一个大房子里，好像李老师和荣荣老师坐在最里面，外面是王毅老师和艾伟老师，江晓骏老师坐在门口，孤零零一张桌子，有点像守门人，门的另一侧是会计和出纳。编辑部里稿件如山，桌椅都旧，看着总觉得这是一个跟门庭外的繁华相去甚远的职业。一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在编辑部，他们也见怪不怪，大概平时很多人就是这么突然闯进来投稿的。王毅老师问我，是投稿吗？我说是的。就把手里的稿件递给了他，他说看题目好像是篇散文，编了号，就搁在了桌子上，也没多余的话。他们继续聊天，我无所适从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最终诚惶诚恐地从里面出来了。

自此以后，也没消息，到了2004年，我去余姚电视台工作，遇到了一个余姚的朋友，他说在《文学港》上看到了我写的一篇散文。我不信，找来了他说的那期杂志，果然看到了那篇短文，文末署着责编的名字：李村。我并不知道李村是谁，以为是编辑部某位不认识的老师，过了好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李建树老师的笔名。

跟《文学港》来往多起来是在2008年以后。那一年，李老师因为身体原因，从《文学港》正式退休，杂志社人手不足，把谢志强老师从余姚文联借调过去，后来他主持了《文学港》特别关注栏目，我成了其中一位作者。

我在电视台待了整整十年。前九年，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去《文学港》工作。在第十年的上半年，我和同事搞了一场大型电视直播晚会，那段时间，没日没夜地待在电视台，连老婆要生孩子了，我也没顾得上送她进医院。直播结束后，我孩子第二天出生，之后我休息了半年，那段时间让我明白了自己不能再这么忙了，于是2013年年底，我考进了《文学港》杂志社。

初到杂志社工作，荣荣老师交代了我一个任务，说你在电视台待过，元旦前后，我们搞一个新春茶话会，这事你负责。当时第一感觉是茶话会如一个遥远年代的产物，好像上世纪的时候，大家才会逢年过节的时候凑在一起，摆点瓜子水果，看点歌舞表演，然后再聊聊天，联络一下感情。事实上，荣荣老师是用心良苦，觉得我在电视台热闹了那么久，一下子到冷冷清清的杂志社工作，担心我一下子不习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2月31日是李建树老师的生日，杂志社的传统是在这一天陪老主编一起过个生日。

杂志社人不多，但以集体的方式给一个人隆重地过生日，这对一个生活在从来没有突出过个人的大集体中，甚至都没有像模像样过过一次生日的我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震撼，虽然这让我略感夸张，但那种浓浓的人情味还是让我深受感动。我喊了几个玩杂技、变魔术的演员，像模像样地组织了一次新春茶话会。那时候，李老师行动不便，坐着轮椅参加茶话会，他一出现，我看到宁波老老少少的作家都涌上前去问候他。那时候，我还不好意思跟他说，我的第一篇小文章是您发表的。

这之后，每年的12月31日，杂志社同仁都会一起上李老师家，陪他过生日。也在那时候，我才注意到眼前这个笑眯眯的老人家曾经也年轻。他家客厅的显眼位置摆放着他年轻时的照片，那时候，他头发浓密，唇红齿白，神情严肃，我猜他可能还没开始写童话，大概是童话让李老师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终日笑眯眯的老人家。

去年年底，荣荣老师提了好几次，说31日那天她要出差，得提早一天去看望李老师。我以为她就是平日惦记着，怕忘记就多说了几遍，想来可能跟冥冥中的安排有一定关系。那天到了李老师家里，他和阿姨都在等我们，阿姨说李老师刚刚从康复医院出来，现在行动更加不方便，平时也需要垫尿不湿了。见到我们过去，李老师兴致有点高，他问我，他会活到几岁。我愣了一下，说当然是长命百岁。之前他八十岁的时候，李老师也说到过自己的寿命，他仿佛还很欣慰，那时候他说：“过了今天，我就八十大寿了，哪怕现在走了，也可以说享年八十了。”那时候，他听力还好，我们说什么，他都听得明白，而那天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他的听力已经明显不如以前了，我们说什么，他听不到，所以我们坐在那里聊天，他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嘴巴在动，但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他只好想到一出说一出。那天，他突然问起：“王毅的股票赚钱了吗？”其实，王毅老师前几年就已经走了，这突如其来的一问，让我们都惊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想起来，这可能是一个人的回光返照，他在怀念往日的同事，想念在《文学港》时一起经历过的那些琐事。荣荣老师说再过两年她也要退休了，这一句，李老师却听清楚了，他像个老小孩一样，摇着头说：“退休不好，还是工作好。”这句话应该是李老师发自内心说的，他确实是一个热爱工作的人，他对文学有着超乎常人的热情，每次去看他，他对宁波文学界发生的那点事如数家珍，谁得了个什么奖，谁的作品改编成了电视剧，同时，他还在操心那些文学后辈的婚事，见面了总要问一下，谁对象找了没。荣荣老师也多次跟我们提到过李老师的工作热情，2008年李老师中风后，他还一直打电话给荣荣老师，希望单位装修厕所的时候，能装一个抽水马桶，说现在的他蹲坑蹲不了。虽然退休了，他还在惦记着什么时候身体康复了，能回到《文学港》那个小小的办公室，哪怕坐一个上午，跟文学同道聊一会天也心满意足了。

那天，我们从李老师家出来是下午四点。后来阿姨告诉我们，六点多，李老师吃完饭后，喝了口茶就发病了，等儿子女儿女婿赶回来，已经不太有意识了。也就是说，他人生中见的最后一拨人就是我们。

12月31日，这既是李老师的生日，也是他的忌日，人生像一个圆，李老师圆满地画了一个句号，走了。而我想说的是，我很感恩，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跟我们在一起，而幸运的是，在那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他很开心，人生定格在笑容中，这应该是一个人最大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