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

一

谁都有几个颓废朋友，这么些年来，我也有。

我关心赵晋，他是我大学校友，历史系的，后来我们在某报馆当过同事，他编辑过我的国际报道。

赵晋实在太颓废，他从报馆辞职，回母校当讲师，始终默默无闻。听说他很久没在课下开口，油腻了满头长发，戴多年不擦洗的黑框眼镜，也没听说他热衷于沐浴。他还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家里只剩三套换洗衣服，洗衣机生锈不肯转……一句话，赵晋停滞了。

我想我得关心一下他，于是我开车去城市东北部的校园探望。

找到赵晋并不困难，他习惯在上班地点枯坐终日，绝不辜负他那份工资对应的出勤率，哪怕课时少得可怜。

我敲敲赵晋敞开着的办公室木门，快乐大喊“晋兄”。

已多年没见的这个男人缓慢抬头看我一眼，明显愣住，这是他“主机启动”的延时，我微笑着耐心等待。

赵晋终于笑了，露出黑牙和发炎的牙床：“你小子从哪里冒出来？”

我假装没看出他可悲的变化，接过他递来的中华烟，掏打火机先给他点，再点自己的。我坐到他办公桌边的椅子里一起吞云吐雾，乱扯杂七杂八的共通人事。

完了我想归入正题：“别人都铆足劲头挣钱，买房生孩子搞移民，你连老婆也不讨一个？”

赵晋嗤一声：“那个，没劲。我烦死了。”

他目光并没打趣之意，也不狡狯，更没热情。

“热热闹闹是一天，孤孤清清也一天。你过一天别人过一天，怎么省力怎么过，不好？”他反问。

我回答不了这问题，只好说：“你他妈的历史系毕业，又不是哲学系！”

他说：“哲学倒算了，历史系学的是历史，谁读谁心凉。”

如此，我同他便没什么好讲了。我履行了一个旧友的义务，其实我来前也不抱希望，我只愧对他从前对我的照顾（他倾向把我的报道永远当头条发）。

我轻松下来，真诚而快乐地邀请他：“大学教师又不坐班的，走吧，吃午饭，喝点酒。”

赵晋整理整理桌子，沉吟片刻，站起来准备出发。凡颓丧之徒，没一个听酒不馋的。酒能让人睁着眼做好梦，何乐不为？

我站着翻他桌上乱堆的书，都是些周易和碑帖类，竟还读《资治通鉴》！

在电梯门前等电梯，我瞥一眼，对着电梯的那办公室有个门牌：《经济学家》编辑部。

嗯？是《Economist》的驻华机构？安在高校里？

倒也合适。

我才要问，电梯门开了，赵晋扯住我一起挤进去。

他和熟人寒暄，我把要问的话忘了。

和赵晋这种人吃饭喝酒，谈的扯的都是偏离时代的话题，他身上持续散发一种个性化的酸味，我盼着重庆火锅能弥漫起盖住他体味的花椒气。

“你小子最近干啥大买卖？”赵晋问。

“我？”没必要跟赵晋打太极呀，“从没做过买卖，我又不是生意人。我就是少吃点少用点，不买名牌货，写写闲文，靠稿费混日子。”

“怎么这些年都没你声音？”赵晋盯着服务生摆下各色鱼虾牛羊肉，“猜你不是坐牢就是出洋了。”

“你说对了，没坐牢。”我回答，顺手启开我自己带的五粮液。

“去美国了？也不找个洋妞生几个混血儿？”赵晋咧嘴笑，黑牙红龈。

“我去的是巴黎。”我一字一顿告诉他。

他一下子肃然起敬：“哦，那你档次高！”

我们碰杯喝酒，捞肉吃。成都火锅就是香，遮盖了某些不卫生状况。

“你晓得我想念什么，一次次做梦梦见？”我悠然神往地倾诉，这下子终于找到一个知音。

赵晋茫然看我，牙齿在替一只大头虾剥壳：“什么？想念什么人吗？你失恋过几回？”

我挥挥手，想制止他无聊：“我想念我们一起下‘四国大战’的那些周末！”

“哦，是呀！”

我俩一下子静默了，眼前的白色蒸汽盖不住记忆中“四国大战”鲜艳的棋子：工兵沿轨道飞，引爆别人偷偷摸摸从营房掏出来害人的炸弹;或出其不意飞地雷上，挖掉地雷，顺势奇袭对方军旗。

……

我趁赵晋吃饱了剔牙，问他们楼层那《经济学家》编辑部的事。

赵晋点头，说是系里引来的外资项目，有几个老外常在那里，也有说“境外普通话”的华人怪老头在，成天组织不成规模的学术研讨，怡然自得。赵晋还代表系里常去送水果瓜子茶叶蛋陈皮，表示房东的热情。

我买了单，我高兴见赵晋，坚决阻止了他抢单子的动作。

我又说：“哥们，这阵子闲得很，我倒愿意出席那种研讨会。不瞒你说，我在巴黎念的是经济专业。你若方便，带我去那编辑部认识认识！我想去走动。”

赵晋淡然道：“这有何难？随时可过去。那边没美人，全是些老朽！”

二

我走到那个曾熟悉的街区，发现它变化了，变得陌生。过去我父母住龙华寺对面小区，秋天有庙会，专售便宜但不至于伪劣的百货和食品，空中飘满劣质油炸火腿肠的气味。现在廉价痕迹消失，视野里矗立起近似市中心风格的玻璃幕墙大楼。

我走进其中一座大楼，直接进电梯。可笑的是我找遍几乎每一个楼层，找不到我想找的那家公司。

下楼时才明白那又是一个需实地考察才能揭发的骗局，我有点气恼。电梯门打开，我发现自己竟走进了地下停车场。

跟我一起出电梯的几个妇女熟门熟路，马上走得不见了，我却找不到出口。这停车场里没车，仿佛是个被废弃的大空间，周围以红砖墙勾勒界限，墙头有阿拉伯风格的镂空曲线。不过，室内空间里砌墙，我平生第一回见。

终于从一道不起眼的影壁后发现了狭小出口，我踏台阶走上街头。街头落叶纷飞，正是凉意沁人季节，身上汗水瞬间变凉。

顺路朝我印象中父母旧居的方向走，我不能保证方向感正确，但还有强烈的感觉，感觉这方向有价值。

不明白为什么那瞬间我想起自己曾拥有不少精致细腻的手帕，过去我把洁净手帕放在衣袋里，愉悦而感到富足。现在我早已不用布料手帕，我回忆不起将它们存放在哪里。哪怕找出一条来放鼻下嗅嗅，也能缓解我迷路的焦虑。

我斜穿过十字交叉的大马路，看见了聚集在窄弄前的一小群男女。

信步走过去，我认出那条窄弄。这窄弄位于旧军用机场正门和一栋扇形居民楼之间，傍着那条断头小河汊。

人们欣喜地抬头看花。在弄堂民居一侧，围墙上开满蔓藤植物的异形花朵。花朵紫白色，有强烈立体感，好似一只只虚拢玉指的嫩手。我一开始以为是大型扁豆花，仔细看花型却像十字花科的醉蝶花，当然也不是醉蝶花。

有个妇女抱着小孩看花，那胖头胖脑的小孩不爱花，反笑嘻嘻探出肥成馒头的手，想抓我衬衣领子。我扭头就走，出了窄弄。

之后那些路段我重觉陌生：旧机场经改造成了新街区。我望见一家欧式咖啡馆，有很多室外座;跑堂的白衬衣黑围身，托住圆盘，出来送饮料。我过去要了杯热清咖，坐到竹椅子里，想好生歇会儿。

旁座有位穿套装西服脚踩新皮鞋的老外在喝咖啡看杂志，我只一眼，就明白他读的是《经济学家》。

从前我当记者时自掏腰包按期买这本英文杂志，它好在不艰深，不像理论期刊，是给普通人看的严肃读物。这么说可能还不够明白，意思是这杂志不想赶走学术界之外的人，谈谈时髦的经济现象，聊聊政治背景，算通俗经济类读物。难得态度严肃不轻佻，酷似那种禁用筷子的西餐馆。

我怅然忆起那尚有闲暇到咖啡馆或酒廊读《经济学家》的青葱岁月，我喜欢的并非杂志本身，是那种优越感。彼时懵懂、开放到一半、摸石头过河的城市里，凡识洋文断洋字的青年才俊，爱阅读专业外文杂志……

那时，我敢追求任何落入我视野的高挑美女，毫不畏缩，哪怕人家名花有主……那是我阅读这本杂志最投入的时光。有时我还把读到的华章译出来，投稿给其他报纸，赚到不少稿费。

那老外意识到我在打量他，他抬头，彬彬有礼一笑：“先生讲英语吗？”

我当然要解释我的冒失（打量别人必须有理由），我指着杂志说这曾是我年轻时每期都精读的刊物。

我俩于是很随意聊起当期杂志所谈论的时髦事件，我对福岛核泄漏感到悲观，这事对东亚经济的影响不会仅停留在海产品出口或日本的海滨旅游业上，我有点想了解太平洋海流的分布，推测污染物何时到达上海或纽约，诸如此类。

老外很高兴地扩展议题，他觉得福岛最终有可能挑起中日两国乃至中美间的军备竞赛，毕竟，日本人想摆脱核污染，只能把球踢开，踢家门外头去。万一邻居不答应，难免大打出手，而美国承诺过要在军事上保护日本，云云。

他是个健谈、有阅读量、讲话逻辑性还挺强的小老头，我们交换了姓名和联络电话，他在美孚石油公司担任地区经理，说欢迎我作为自由撰稿人到美孚的写字楼找他采访任何非敏感信息，并再次同他喝咖啡。

我说好的，认识你非常高兴了，加里森！

我记得很清楚我正是那天认识了美国人加里森，他当时在读他的经济杂志。但我们事后都潇洒地忘怀了这小小的邂逅。说到底，这并非俊男靓女间的邂逅，缺乏后劲。应该彼此原谅。

因此，当赵晋带我晃悠进《经济学家》编辑部，正要说什么，我一眼看见了坐在一张办公桌后翻阅文件的老加里森。而老加里森看见我，也目不转睛盯着我，拼命发动他有点靠不住了的记忆力。

加里森终于翘手指指着我，喊出了我卑微的、早已被新闻纸媒读者忘怀多年的名字。

我笑呵呵说：“再见到你很高兴，加里森！”

他可比从前老了一圈，当时我见到的是一颗葡萄，现在是葡萄干。

从加里森眼里我看见了自己，如果当初我是蝌蚪，现在正是一只癞蛤蟆。

日月如梭，我们见过一回，又见了第二回。奇怪的缘分不晓得预示什么。

三

加里森作为一个美国人赖在东亚的城市不回国，想来或曾与本地有什么男女瓜葛？我是这么判断他的，该不会跟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吧。

我打过交道的外国人多，熟能生巧。

不过，我最不喜欢八卦的就是本地女人同洋人间的那些事。你要是惹急我，我也不怕直说：既然我们土生土长的男人是些巨婴，女人难道就不能试试洋人？主要解决心理上的问题。

对女人来说，我认为心理问题的解决比生理的更重要。这事，我们巨婴一般帮不上。

我很快同加里森聊了几回，都是我打车去他的编辑部找他。好玩的是他挂着经济招牌，跟我聊个没完的常是哲学问题，有时从哲学偏到文学的边际。

他那大办公室坐着好几个老头，有洋人有华人，洋人居多。每次我去，那些老头子一个个笑嘻嘻都很和善，给我一种他们全体憋得慌的感觉。

我咽喉容易干，不喜欢多说话，也不善于把话说重说响，我总等加里森站起来，一起下楼找地方喝咖啡。

只要喝上咖啡，我挺享受听加里森老头儿设置伪命题，或编派些靠不上岸的幽灵船似的奇谈。他颇有钻研，我则听此不疲。

举个例子吧，有例子便不至于让人误会太深。那天，我俩在咖啡店聊有关狮子的事，聊得惊心动魄，以至于聊不下去，我和他都聊到了透心凉的地步。

加里森说：“喂，弗兰克（我的英文名），你知道，我昨晚梦见了两头狮子。”

“什么征兆？”我喝我的咖啡。

“是这样的，弗兰克。我在梦里并不怎么快乐。”加里森解释。

我喜欢对老外冷淡些，既然他们把我们对比成了巨婴，那他们的耐受力就该多受考验从而维护他们的形象。我耸耸肩：“加里森，日本人说四十岁比三十岁难，五十岁比四十岁难，六十岁比五十岁难，七十岁……”

“我明白，越老越难。”加里森也耸肩，“我的故事重点不同：梦里的世界由不得我说了算，那两头狮子是我喂大的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