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州的苏轼

飞蝗蔽空的日子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来到号称“山东第二州”的密州（今山东省诸城）任知州，“新法”的弊端似乎具有高速的传染性，初来乍到，他就发现情况不妙。

密州其实是一个小城，街道冷清，建筑简陋，城外就是荒芜的旷野，大风呼啸，飞蓬在荒野肆意乱滚。这里不但无法与杭州相比，也远不及江浙很多富庶的县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前后，一场大旱灾袭击了密州、沂州等地，随后引发了铺天盖地的蝗灾。苏东坡在往密州赴任的路上，回想起几个月前杭州各个属县也爆发过蝗灾，当时蝗虫厚如乌云，一波一波从西北方向飞来，似乎西北有一个蝗虫的大本营！他曾经这样记录：“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苏东坡所见的自西北方飞来的蝗虫，正是当时汴京以东一带蝗灾的余波。

苏东坡进入密州境内时，就看到田间道左，男女老少三五成群在奔忙不已，奋力捕杀蝗虫。他停下来仔细观察，发现村民用杂草将死掉的蝗虫包裹起来，挖地深埋。捕杀的场景一直绵延两百里地，累累虫坟不可胜数。

苏东坡一到达密州府上，就立即着手调查蝗灾、旱灾情况。这一年密州的秋旱特别严重，从夏至秋滴雨不落，秋小麦无法下种；等到一场不大的雨降临时，小麦已经错过了播种的季节，即使勉强种下，麦苗也无法生长。由此可以推断，明年春夏之际，密州将面临严重的饥荒。他注意到一个惊人的数字：当地捕杀蝗虫已有3万斛了。这是什么概念呢？宋朝时1斛为5斗，1斗就是１０升啊。但飞蝗来势太大，简直杀不胜杀。

他拜访老农，研究剿灭蝗虫之法，终于懂得了蝗旱二灾发生发展、相互依存的关系。于是大力倡导“秉畀炎火”（火烧）、“荷锄散掘”（泥埋），利用雨后土质湿润松软的有利时机，深埋蝗卵，根绝后患。他鼓励百姓积极灭蝗除卵，深埋肥田，一举两得。

到任后的一个月里，苏东坡上《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和《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奏折，报告蝗灾的严重情形，对其前任的一些官员欺上瞒下的说法进行了批驳，比如，当地官吏认为蝗虫未构成大的灾害，有的甚至发出了“蝗虫飞来，能为民除草”的大谬之论。苏东坡请求朝廷豁免赋税或暂停征收青苗钱，否则，“饥羸之民，索之于沟壑”，而“寇攘为患”，“势必不止”。

但苏东坡内心充满了愤懑。他相信“头顶三尺有神明”，自古以来，连年冬天不下雪，夏天蝗虫必过境，这被视为“天罚”的征兆。他进而认为蝗虫之所以这么多，都是王安石推进的新法给闹的，他在给弟弟苏辙的诗中说：“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他的老朋友孔武仲对蝗灾抱有深仇大恨，认为比蝗灾更严重的就是眼下推行的新法。蝗灾还有消尽的时候，而且只有部分地区受灾，但是新法流布全国，看不到尽头，其危害比蝗灾严重多了。

不少人均有这种“新法引发天灾”的认知，旧党中的官员，尤其是每天要去田野捕蝗虫的官员，就借机上书神宗皇帝，要他赶紧向老天爷认错，废止新法。但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认为这世间事与老天爷没有任何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们更愿意相信雨多、雪多才是消除蝗灾的关键，捕杀蝗虫卵才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所以雨和雪变得弥足珍贵，它们关系到老百姓的粮食，也关系到新法能否顺利推行。

由此可见，雨雪是否降临，已经成为博弈的天平指针。

就在这时，开封飘起纷纷扬扬的雪花。新派官员蔡卞欣喜若狂，岂止是“瑞雪兆丰年”！这一场雪，对于新派改革生死攸关。蔡卞书《雪意帖》，记录了这场大雪对于嗷嗷待哺的黎民百姓和矛盾四起的朝政的深远意义。

问题在于，京城的雪能否挽救密州的百姓？

不能！

为了说服丞相，苏东坡动之以情：我这样守在边远地区的一个小官，都不值得朝廷杀我的头。如果飞蝗根本没有造成灾害，我怎么敢拿这事欺骗朝廷呢？如果您不相信我所说的，还要反反复复地考察验证，丧失了救民最佳时机，那么等到朝廷来人察访饥民时，恐怕只能在山谷间找到被抛弃的尸体了……

苏东坡深感后悔，为什么当初要自请移守密州，这样的心态在《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二）中呈露无余：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

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治理蝗虫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可喜的自然现象：“县前已窖八千斛，更看蚕妇过初眠。”因为“蚕一眠，则蝗不复生矣”。

来到密州的第一个春节就这样在沉闷和抑郁中默默度过了，好不容易盼来了上元节，本以为可以热闹一番的苏东坡再次深深地失望了，对杭州的思念突然如钱江潮水般涌来，他在《蝶恋花·密州上元》中说：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

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

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这“昏昏雪意”，延宕到第二年的四月，干旱和蝗灾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发严重了。苏东坡不能坐以待毙，他沐浴焚香，素食斋戒，两次登临境内有名的常山，虔诚祈祷。据《唐十道四蕃志》记载：“密州常山，齐时祈雨常应，因以得名。”苏轼两次率吏民群众登常山祈雨救旱，果然得雨。苏轼又发现常山“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乃琢石为井，其深七尺，广三之二”，此乃雩泉，苏轼又为百姓寻到了水源，使抗旱救灾进一步取得实效。

而这两次祈雨的结果，与他在凤翔府登太白山祈雨一样，天降甘露。苏轼欣喜若狂，他写《次韵章传道喜雨（祷常山而得）》：

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

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

従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

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

春食苗，夏食叶

1075年正月二十，王弗的弟弟王缄从眉山来看望苏轼。看到妻弟，苏轼感慨万千，几杯酒下肚，他就醉了……他在密州时给叔丈王庆源写信提到：“近稍能饮酒，终日可饮十五银盏。”后来到了惠州时又给表兄程之才写信坦诚：“弟终日把盏，积计不过五银盏尔。”可见，他的酒量在逐渐衰减。

他刚一到任密州就遇天灾，而新法又让百姓负担加剧，社会民不聊生，盗贼四起……苏轼原来就没有储蓄的习惯，不料现在身为堂堂知州，竟然到了衣食难以为继的地步了。

王安石推行新法，大力削减公款费用，各级政府的小金库几乎都被收空，因此地方官员可支配的款项暴减。比如密州的政府用酒，一年不得超过一百石（一石约为100市斤）的规模。为此苏轼写诗发牢骚说，当年陶渊明区区一个县令，可以用官家田两顷中的50亩种上高粱酿酒，我如今身为知州，却只能“岁酿百石”，何以醉宾客？他情不自禁地怀念起身在富裕杭州的岁月。

无酒是小事，但饥肠辘辘，日子实在艰难。遥想唐朝诗人陆龟蒙写过一篇《杞菊赋》，讲自己实在没吃的，只好以杞菊（泛指野菜）为食。自此，枸杞和菊花固定成为一个高洁的意象，彰显了遗世独立、清贫自得的人生态度。古语里的菊，不仅仅指菊花，主要是指菊花菜，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茼蒿，这在古代甚至有“皇帝菜”的美称。苏东坡多半会想起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固然是中国最早食用花卉的记载，但痛饮甘露、采食杞菊，仅仅是一种高洁的修行，并非长久之计。但事已至此，只能囫囵填饱肚子再说。

为此，苏轼写下《后杞菊赋》一文。他在序言讲自己曾读到陆龟蒙此文，一开始不以为然，觉得读书人即便坎坷，但生活俭省一点也可以对付下去，至于一个地方官饿到要吃野菜，那也太夸张了。现在呢，苏轼平生第一回体验到了这个境况。他承认自己为官19年，日渐贫困，衣食越发不如以前……

在自嘲之外，他更有椎心泣血的寄语：“……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据说有一次，孔子的学生曾参对子夏（卜商）说，退休之后准备到西河去养老。孔子死后，子夏到魏国西河去讲学，活到九十多岁。《抱朴子·仙药》中说：“南阳郦县山中有甘谷水。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堕其中，历世弥久，故水味为变。其临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无不老寿：高者百四五十岁，下者不失八九十，无夭年人，得此菊力也。”又据传说，河南南阳郦县饮甘谷水的居民均高寿，后以“西河南阳之寿”为咏长寿之典。

显然，苏轼在此使用的是反语。

情况万般无奈，他与当地通守刘廷式一起，每天沿城墙根寻找野菜来果腹……幽默是苏轼的天性，两人寻觅到野菜后，迫不及待地放到口中一顿大嚼，互相指着对方的肚子，哈哈大笑。

知州大人以野菜充饥的事传遍了密州城。城里富家被感动了，拿出粮食救济灾民，百姓才勉强度过了这个荒年。后来，民众在苏轼挖野菜的地方修建“杞菊园”，成为名胜景观。

自此，杞菊不断出现在他的诗文里，散发持续幽香。比如《超然台记》中“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唐陆鲁望砚铭》中“噫先生，隐唐余。甘杞菊，老樵渔”，《过云龙山人张天骥》中“饥寒天随子，杞菊自撷芼”，《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中“无复杞菊嘲寒悭”……

由此可见，苏轼笔下的杞菊，比起隐士们的清纯意象，又多了一层刺骨的寒意！

到“乌台诗案”爆发时，政敌们翻找苏轼作品，这篇《后杞菊赋》便成为证据之一。

举目满眼凄凉，苏轼的心情颇为抑郁。晚上回到家，有时小孩还缠着他哭闹，苏东坡有点不耐烦，禁不住发火。夫人王闰之开导他说，你怎能和小孩一般见识呢？不高高兴兴过日子，整天愁眉苦脸有什么用？听完，苏东坡恍然一怔，深感惭愧。王闰之为他洗好酒杯，让他以酒解愁。此事让他十分感慨，有如此豁达通透、善解人意的妻子，夫复何求！便作诗《小儿》，在诗中把王闰之和魏晋南北朝时刘伶的妇人进行一番对比，说闰之比刘伶妇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自己自然也要比刘伶幸福得多。

其实，这分明是苦中作乐啊。

射虎的豪放词

有一个妇人白天把两个小孩放在沙滩上，自己去河边洗衣服，老虎从山上跑下来，妇人慌忙潜入水里躲避老虎，两个小孩子却依然在沙滩上玩耍……

老虎仔细看了很久，甚至用头来触碰两个小孩子，希望其中一个能够感到害怕，可是小孩子很天真，竟然不知道虎为何物。老虎感到无趣，便离开了。

老虎捕食，必定首先向对手施加淫威，但是对于不害怕者，老虎的威力不就没有施展的地方了吗？“是人非有以胜虎，而气已盖之矣。使人之不惧，皆如婴儿、醉人与其未及知之时，则虎畏之，无足怪者。”

这是《书孟德传后》的大致意思，这篇文章是苏轼根据苏辙的散文《孟德传》而写。现在他真的要与比老虎更凶猛的物种打交道了。

初冬的密州，一片萧条，到处都是光秃秃的，了无生机，寒冷如影随形，令人瑟瑟发抖，在旅途劳顿之中，苏轼竟遇到了一群骑马的土匪，他们提着翅膀乱抖的鸡鸭，拎着大包小包，马车里还有女子的啼哭声，很快消失在望不到尽头的路上。

苏轼询问前来接他的密州通判刘庭式，为什么密州的土匪如此猖狂？刘庭式不住地叹息，一言难尽啊。这群匪徒的头目叫何四两，他们打砸店铺，抢夺财产，侮辱妇女，老百姓每天过的都是胆战心惊的日子。苏轼不语，但下决心一定铲除这帮匪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