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种豆人

说来也奇怪，没有喊屈原、李白“老屈”“老李”的，他们似乎总是长衣飘飘、仗剑远行的形象。当然，喊杜甫“老杜”的倒是很多，佩服他人诗俱老、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唯独喊陶渊明为“老陶”的时候，那感觉如同相邻、旧友一般亲切，甚至带点亲切玩笑的意味。比如，戴建业老师就喜欢开老陶的玩笑：“‘草盛豆苗稀’——种的是个鬼田！要是我种是这个水平，我绝不会写诗。”

当然，玩笑归玩笑，引起对老陶的误会就不大好了。首都师范大学的邓小军教授等学人只好耐心地一遍遍和大家解释：首先，从《归园田居》第一首得到证据表明老陶“种豆南山下”的那片地是人家费了老鼻子劲“开荒南野际”，刚开垦出的“生田”，而按照《齐民要术》总结的“科学种田指南”：“凡美田之法，绿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羹懿反种，七月、八月犁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这里说的是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种豆类植物，可以充分利用其特有的根瘤菌固氮效应，长养土壤肥力，让生田慢慢变成熟田。其次，大豆种植本就需要“均而稀”，大株距种植、粗放式管理，以利于通风结荚。江南之春，草木蔓发，赶上哪天早晨，老陶到地头上一看，“草盛豆苗稀”，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下地锄草本就是日常农活中的大宗，不能因此而批评他种地水平不行，对吧？

当然，仅仅认证“陶渊明精通农业”，恐怕远远不是“种豆南山下”的全部意蕴。“晨兴理荒秽”之“兴”，“但使愿无违”的“愿”，都远不止科学种田那么简单。

种豆南山下

读诗，不可太着相。因为诗歌从来不是关于“科学种田”的“说明文”，也不只是诗人幽默自嘲的“脱口秀”。诗歌的魅力正在于：它始终以“典故”“意象”为舟，在“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之间自如游行，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具体到“种豆南山下”，宋末元初，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时即已注明，典出《汉书·杨恽传》：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

种一顷豆，落而为萁。

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南山”——“种豆”——“荒芜”，从意象到逻辑，面对这种如影随形般的高度一致，我们不可能继续止步于田园农事，而应该从历史文化精神的长河中去把握陶渊明的知识视野和思想理念。

唐人颜师古《汉书注》所汇集的张晏等汉唐学者的注解，恰好可以帮我们抵近杨恽、陶渊明在其中呼吸相通的文化语境。按照《汉书注》的分析：“南山”寄寓着古人关于光明、高远、永恒的理想追求，而“荒（芜）秽”则是混乱、腌臜、无望的现实。“南山”与“荒（芜）秽”构成一组理想和现实之间对比强烈的政治性隐喻。而“豆”则被视为“贞实之物”，“草盛豆苗稀”正是隐居放逐、“零落在野”的诗人自己的遭际。种豆是诗人在大地上、朝向永恒艰难栖居、自我实现的努力，而随时席卷而来的荒芜，是理想空间的逼仄，是信念必须面对的磨难。也许有人会说，大喊着“人生行乐耳”的杨恽和陶渊明不是一路人。岂不知颜师古注解“须富贵何时”的“须”字意为“待也”。“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说的正是真正的快乐，是与“富贵”无关的完全自我的生活、行走与快乐。陶渊明正是把这种纯然无瑕的快乐描绘为“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

由诗及人，我们会发现杨恽与陶渊明之间相似点奇多，堪称同病相怜，异代知己。论家世，杨恽是丞相杨敞之子，家族内“乘朱轮者十人”（公卿列侯及俸禄两千石以上的官员）；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重臣，即使刘宋取代了东晋政权，陶家也同王导、谢安家族一道得到继续承认，颜延之为陶渊明作诔辞时还说他“韬此洪族，蔑彼名级”——正是这种世家大族的出身，给了杨恽和陶渊明清刚狷介的骨气、底气。杨恽和陶渊明面对污秽现实时同样选择了不屑不洁、抽身而去，他们的第二点相似处便是免官躬耕、隐居务农的相似处境。因为汉宣帝宠臣的攻讦，本来在政坛上头角峥嵘、令行禁止、廉洁无私的杨恽被免为庶人，家资千万的他“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显然是有意为之，而不是生活所迫。他在“仰天拊缶”“奋袖低卬，顿足起舞”大唱“田彼南山，芜秽不治”之时，其衷肠九曲却是“窃自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末世矣”，其间且悲且愤、痛彻骨髓，真可与司马迁《报任安书》并列。而隐居的陶渊明其实也不仅仅满足于作回归自然的“羲皇上人”。他跟儿子们说自己辞官归隐是因为“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守拙归园田”所以“种豆南山下”。这个被陶渊明反复提及的“拙”，必须通过与其相对的“巧”来理解，何为“巧”，《离骚》有言“固时俗之工巧兮，缅规矩而改错”，时俗之“巧”是为了趋时媚俗而处处妥协，为了逢迎权贵而不断拉低底线。而陶渊明所守的“拙”，绝非逃避现实，而是宁折不弯，这是以最本真的人格去直面世俗所施加的全部磨难。正如范子烨《悠然望南山》所说，“任何的隐逸，关键要自由选择，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社会期待与个人信念的协调问题”，陶渊明的隐居是自己对当时社会的总答复，他的“守拙”是回到自己的“本源近旁”，是对人格的捍卫、对良知的坚守。

当然，“守拙归园田”的日子并不总是快乐的，困顿清苦、寂寂无闻远不是纸面文章，而是随时随地、具体入微的磨难。比如说清贫，在隐居的陶渊明这里就可能具体为饥饿感一分一秒地轧过肌体——“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那份无助的疼痛在脉搏里跳动，在呼吸间缠绕，雄鸡报晓成了苦等未至的大赦。比如说孤独，陶渊明要面对的，常常是昔日旧友被新朝征召出山，权势地位变化带来的“压强”，噎住他想说、能说的所有话，最后以一句“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跟人家一拍两散。比如说抱负，归隐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雄心壮志都基本告吹，寂寂无闻的死去似乎成了陶渊明唯一可预见的结局，“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身没名亦尽”“空视时运倾”……田晓菲曾归纳说：“陶渊明是第一个反复权衡、讨论、解释和辩护他的归隐决定的诗人。”用心体会老陶的所有诗，才会明白“南山”“种豆”“荒秽”——当陶渊明与杨恽《报孙会宗书》里的这些文字在时空中应和的时候，“长为农夫以末世矣”正如一根尖刺隐隐戳入他内心最脆弱的地方。

就算是这样，杨恽、陶渊明对自己归隐务农的抉择也九死未悔。杨恽宣称：“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公开表示自己对君主对朝廷只负有有限的责任，一旦自己抛弃“卿大夫”身份，就可以放浪形骸、随心所欲地追求自由自主的快乐。陶渊明虽然表现得比杨恽温和一些，但是如同“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一般的倔强，也不遑多让。

夕露沾我衣

顾随《驼庵诗话》有云：“陶渊明的诗不是滞水而是暗潮，表面像是平静，实质的内容是动荡的，充满了英气。”

就像他咬着牙愣是挺过一个个挨饿的白天黑夜一样，陶渊明在诗里不激烈也不绝望，只有冷静、平和、从容和坚忍。但是秉持“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我们应该明白归隐务农绝不只是看得到的闲适、诗意，得去深切地体谅在“长为农夫以末世矣”中潜藏着多少辛酸、不甘。老陶绝不流于愤世嫉俗，而是以抉择面对考验、用坚守挺过磨难，孤身一人跋涉在命运的荒原上，而且通过尚友古人、反身经典，在自省乃至自嘲中，蕴藉深沉的心思，生生把这片荒原，开垦为诗意的绿洲。

“种豆南山下”一诗的最后四句，便是非常典型的例证：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不去理会诗歌蕴藉的历史文化精神，我们当然也能看出全诗的旨归在“但使愿无违”。可是为何“愿”只在最后时刻出现，这场“露水”反而要用三句来铺陈？好比说读《西游记》，难道说直接翻到师徒四人跪拜在灵山大殿上，取得真经、功德圆满，就可以把前边的九九八十一难一笔勾销、忽略不计吗？还是要老老实实回过头来，仔仔细细地看“夕露沾我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古直笺注陶诗时，认为这句诗与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从军诗》其三中“草露沾我衣”一句具有传承呼应关系。

“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在《归去来兮辞》小序里，陶渊明对半生宦游给自己留下的心理阴影交代得很清楚。王粲《从军诗》中那份“跋涉途中”的复杂心境，他肯定心有戚戚：征战遐远，山川迥异，归宿全然难料；暮色已至，孤鸟独飞，寂寞亘古唯新。不论是登高而望，还是独自就寝，重重心事、满怀愁绪，无处倾诉，没有援手——王粲笔下的“草露沾我衣”，写尽了征夫流离不安、迟暮无力、孤立无援、无依无助的怅惘心境。而“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等诗句，早已透露给我们陶渊明那种人生如寄、迷茫漂泊的复杂心境。归园田居意味着陶渊明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一份“道狭草木长”的全然未知的命运，做出这个抉择之后，他除了“少无适俗愿”之外，全无凭仗，他的孤立无援，较之王粲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无声无息地死去的危险倒是一直近在眼前。由荒野露浓想到王粲的《从军诗》，在四顾茫茫中咀嚼异代而相近的心事命运，当然会激起他的万千感慨。

从《昭明文选》查阅王粲之诗时，笔者注意到李善为“草露沾我衣”一句所做的注解“《说苑》曰：孺子不觉露之沾衣。”即使是只言片语，这样的线索也不应该轻易放弃。几经查找，终于在刘向《说苑·正谏》篇找到这句话的此处，竟然发现它大有来头：

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则怀丸操弹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旁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罢其兵。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原来就是这位吴国孺子站在后院里“露沾其衣”观察了三天的“发现”。他正是以这个发现为寓言，巧妙地劝阻了跋扈而好战的吴王。“露沾其衣”是劝谏前大有深意的一个“准备动作”。再想想看，无论是王粲被裹挟其中的魏蜀吴三国混战，还是陶渊明目睹的桓玄篡晋——刘裕讨伐桓玄——刘宋代晋，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底又相去几何呢。作为曹操侍从的王粲，以“草露沾我衣”暗寓着对和平的渴望，而身份更卑微、处境更偏远的陶渊明，只能孤身一人，独立在暗夜中，为抵住时代的洪流，做着自己的努力。

经由古直、李善等前贤的指点，我们在“夕露沾我衣”之上发现由陶渊明上溯至王粲再追溯到《说苑》的这条“以个人之力向时代混乱劝谏”的思想线索。但是，我们却也进一步辨明这条线索不像陶渊明和杨恽之间存在“南山”“种豆”“荒秽”等多个契合点。最直接的问题在于王粲《从军诗》第三首写的是非常典型的秋景：“蟋蟀夹岸鸣”句下李善注引《毛诗》曰：七月在野。郑玄曰：谓蟋蟀也。“恻怆令吾悲”句下李善注引《礼记》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一句话，沾湿王粲衣襟的是“秋露”，而陶渊明为豆苗下地锄草时，显然是在春天。我们当然可以说陶渊明在春景中寄寓秋心，那份面对“道狭草木长”时的怅惘、无力和深深忧愁，是确实存在的。

但是要想完全弄通陶渊明的“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显然在王粲这条线索上信息还不够。说来有趣，大概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日夜里，我竟然做梦时都在自己和自己辩论：“夕露沾我衣到底是什么意思？都下地干活了，还怕露珠打湿衣服吗？陶渊明真的这么矫情？”第二天一早实在忍不住，就在微信上求教国内第一位经典文化教育专业的博士选臣兄。也把王粲的《从军诗》呈给了他。熟读五经典籍的他，平实地回复我：“看到露，我首先是想到《诗经》里很多，《行露》《野有蔓草》《蒹葭》等。”

真可谓一言惊醒梦中人！我即刻找来《诗经》，在《诗经·召南·行露》一开篇就稳稳地站着这样十二个字：

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对照马持盈《诗经今注今译》里的翻译可供我们了解诗句的字面意义：路上的露水很是湿潮，人们为什么不在早晚的时候走路呢，就是因为路上的露水太湿之故。

露水沾衣并不是陶渊明一个人的烦恼，而是出自《诗经》具有特定意义指向的典故。回到以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疏为主干的汉唐诗经注疏传统，尽可能地抵近陶渊明的知识视野，我们一步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