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时代的直观呈现及生命存在的具象反思

在多年的创作中，罗伟章逐渐形成了自己较为恒定的风格，他的小说包罗万象、涵盖万千，从微观生活世界到宏观精神领域都有所涉及。个人、时代与精神构成其小说的三个层次和维度。从人的描摹，到时代书写，再到存在的探究，三者之间有一种层层推进的逻辑脉络。在微观层面，作家书写普通人物的生活和命运，聚焦的是个体，这主要体现在底层写作、人的描摹与个体叙事；到了中观层面，作家强调时代由一个个人组成，书写时代的浪潮，乡土、城市化、现代性等主题形成了“大河小说”的品格和时代意志的体现；宏观层面，则由现实生活上升到精神世界，思考很多“形而上”的东西，探讨生命与存在等较为抽象的问题。

个体叙事：农民书写、底层关注、

现实思考与人性深描

罗伟章的小说十分关注现实，聚焦每位个体面临的生活现实问题，尤其是关注农民这一群体。作为个体的农民是罗伟章笔下常见的人物，通过个体的书写来呈现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大河之舞》书写农民罗疤子一家人的生活际遇，虽然不断有闪回到这个族群的历史的书写，小说整体上还是聚焦在普通个体的生存史的描摹上面。《饥饿百年》以一个老农民的一生为缩影，书写了百年“饥饿史”。《饥饿百年》中的农民形象“父亲”很典型，身为农民的父亲卑微坎坷、坚韧不屈，为了这片能生长庄稼和让他繁衍生息的土地，为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卑微而坚韧地生活着。《谁在敲门》也是一部聚焦农民个体的作品，对农民众生相有深入描摹。作品涉及众多的人物，既有许氏家族的几代人，也有通过许家人彼此交际引出的具有关联的其他人。小说的出场人物上百个，每个人物都鲜活而形象，立体而丰满。

罗伟章是一个深切关注现实、注重日常生活书写的作家。这其实和“底层书写”接续了起来。罗伟章早期创作与“底层写作”这一潮流密切相关，他也被归为底层文学那一流派，“以写作底层著称”（赵学勇、梁波：《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流变与省思》，《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之后他的很多作品大都聚焦日常，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人情伦理、社会现实、儿女情长构成小说的基础，形成个体叙事的肌理，从农民群体，书写到各种人群。罗伟章笔下始终聚焦个人和家庭面临的教育、医疗、就业等现实问题，农民、进城务工者、个体户、小手工业者、小包工头等群体是他反复书写的人物。“罗伟章对于社会下层的日常生活非常熟悉，一支笔枝枝蔓蔓地蔓延着各种社会传说、人际关系，枝节上套枝节，总是把小说场景呈现得非常广阔。”（陈思和，《寻求岩层地下的精神力量——读罗伟章的几部小说有感》，《当代文坛》2010年第1期）正是这份熟悉，让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及物性和接地性。

在书写小人物命运的时候，罗伟章的作品往往以小见大，以《谁在敲门》为例来看，虽然这是一部大部头的作品，但由于聚焦个体，其切口较小，整部作品仅围绕三个核心事件展开，一是为父亲庆祝生日，二是父亲生病住院，三是父亲的葬礼，都是日常生活的常态。正是这三个事件，铺陈出了六十余万字的篇幅。在描写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除了书写许氏家族人的动态，牵扯出每一个人物背后的故事，还旁枝斜出引出其他很多人，有名有姓的人物就上百位，书写的内容更是涉及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幅乡土社会的清明上河图。比如在医院的事件中，以“父亲的病”为引子，将子女们的内心世界一一暴露出来，演绎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俗话，因为涉及很多共通的问题，与时代挂上了钩。由生病倒查原因，则是由生日宴会引起，生日宴会也透露出生活的百态，从选择在谁家过生日，到生日的排场、各个晚辈的登场表现，到最后的“追责”，都是极具生活流的叙事。第三个场景父亲的葬礼因为涉及生死问题，既有生活流叙事，也有作家本人对各种“形而上”的问题的思考。

长篇小说《隐秘史》仍书写乡土主题，依旧是对人性的深度拷问。首届凤凰文学奖领奖词中说：“《隐秘史》以一个扑朔迷离的凶杀案作为追溯人物内心世界的窗口，让主人公桂平昌进入故事叙述的圈套之中，同时开启了人性自我发现的通道，由此深入到人物‘隐事实’的书写中，让人性在自我修复和自我确认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以一种更加恢宏的时空概念打开了人的内心世界‘隐秘史’。”人性依旧是作品的关键词。罗伟章是一个反思型作家，他一直在探寻写作的“小径”，经常将笔触伸向那些隐秘而阴暗的角落，尤其擅于剖析人的内心世界，将人性描摹得淋漓尽致。一个个个体的书写构成了一种群像，也由单个的人指向了人所生存生活的时代，从农民的生活描摹到乡土社会的转型裂变，直至上升到现代性等问题，具有一种浓郁的时代感和历史感，反映了一种时代意志。

时代描摹：乡土和城市化、

现代性与历史、大河小说与时代意志

罗伟章强调个体，更强调时代，“我们处在大的变革时代，每次变革都牵涉到许多人的命运，都是作家创作的宝藏”，“作家下去体验生活，没有把体验到的生活与自己的经验、感受、思考和个性熔为一炉，就无力构成文学表达的生活。世间的所有事物，如果不能引发疑问，就很难谈到生命力，作家的使命，正是对疑问的注目和探寻。”（刘小波：《 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2020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暨‘四川青年作家研讨会’”会议综述》，《当代文坛》2021年第1期）也正是这种时代感使得作家时刻保持这种对时代的关注和思考，也就会在作品中直接将时代作为基本主题，形成一种“大河小说”的品格。（刘小波：《大河小说的“经”与个体叙事的“纬”》，《文艺报》2021年10月25日）

罗伟章《谁在敲门》题记中说：“人是一个个地活着，但人活得不是个体，而是时代。”时代是罗伟章反复讨论的问题。《不必惊讶》书写普通的乡村生活，以一起看似微不足道的农村常见的“提前准备棺材”的事件，引发作者对现实和时代诸多的思考。小说通过对山坡一家人的故事，描摹世态人情。但深层里是思考传统文明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的分裂和重建，思考时代裂变带给人的精神疼痛。《寂静史》的故事也和时代有关，除了具有历史节点意味的事件书写，还有当下“制造文化”打造旅游景点的时代特色书写。《谁在敲门》中，时代的特性更为明显，“《谁在敲门》以生活的逻辑、复杂的网络、人性的幽微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李云雷：《＜红楼梦>传统、生活史诗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罗伟章<谁在敲门>简论》，《当代文坛》2022年第1期）“时代”这一关键词从题记开始就已经凸显出来，并多次回到这一点上。对历史与时代的不断回应，让小说具有“大河小说”的品格，时代因个体的累积而存在，个体也在时代的震荡中而存在。

乡土社会的书写是罗伟章对时代书写的主要着力点。《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声音史》《谁在敲门》等作品都书写了传统的农民与土地依附关系的解体，外出务工逃离土地成为必然趋势。房广莹在《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及调试——罗伟章小说论中》提出，“罗伟章的小说如实地反映了后乡土时代社会的多种样态”。“后乡土”的提法，正是一种城市化视域下的乡土观照。罗伟章书写乡村主题的作品始终有一个城市化进程的视角，作家关于时代的书写，集中在乡土社会的解体和城市化进程这一方面，农民与土地的依附性发生了改变，这一主题在罗伟章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历史的、传统的、乡土的东西正一步步解体，时代的大浪潮席卷而来，接连不断有农民离开家乡，奔赴远方，这是一种必然的逃离。

《空白之页》书写一个历史时段的乡土社会，作品通过主人公出狱后回到家乡所看到的种种破败之象来书写乡土社会的裂变。《声音史》通过乡村中某些“声音”的消失来书写乡土社会的消逝。对这种消逝，作者并不仅仅是描绘社会进步的形态，而是伴随着某种怀念。在作品中，杨浪用他的耳朵和嘴唇，把村庄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来。他相信终有一天，那些远离村庄渐次老去的人们，能循着他的声音，找到回家的路。这种颇具诗意的写法，其实是一种挽留和惋惜的表达。

作品的历史感也是时代关注的体现，历史的影子在罗伟章的小说中也始终若隐若现，作家对时代有一种历史化的描摹，用史学家之笔法创作小说。《大河之舞》从历史写到当下，书写乡土社会的生存发展史，历史不会在这里拐弯，械斗场景中砍掉的耳朵和砍掉的脚就是这种记忆和见证。《太阳底下》是一部以历史为主题的小说，小说对“重庆大轰炸”进行了书写，但作品的重点在于二战史专家黄晓洋对曾祖母的死因之谜的探究，由此黄晓洋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潭，导致妻子杜芸秋受不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只好另寻解脱和安慰。而黄晓洋走向崩溃，终于自杀。最终，安志薇的一封遗书和李教授在日本出版的一部著作，揭示了安志薇惊人的身份之谜，也揭示了战争刻写在人们心灵上的秘密。当然历史只是影子，人才是主角。正是这种以历史写现实的笔法，更能彰显个人与时代之关联，也能凸显作品的深刻性。

罗伟章延续了巴蜀文学的传统，注重文学地理书写，对巴蜀的地方性知识多有阐述。《大河之舞》对巴人历史的追溯，作品中的半岛是地方的代名词，半岛是一个与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外面的人进入半岛心存忌惮。半岛人也戴着有色眼镜观看外界，巴人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群体，关于巴人的书写让作品有种神性色彩。《大河之舞》关于巴人的讨论在作品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巴人的习俗、传承、流变、同化都被反复探讨。《谁在敲门》也是一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大河小说”。整部作品巴蜀风味浓郁，地方风貌、方言的使用、特色饮食（比如小说中大姐准备的那一大堆食物），都具有典型的地域特性。除了个人和时代的书写，罗伟章的小说也涉及一些对文明、文化、善恶、生死等问题的思索，显然具有“清谈”的意味，这些问题直接指向精神世界的探询。

精神探询：元叙述、清谈玄学、

神秘主义与文学的终极意义

罗伟章的小说在个体与时代的关注之后，便来到了精神世界，探寻生命与存在这些宏大而抽象的命题，他的不少小说具有浓郁的思辨性，充满着哲学性。罗伟章对现实生活的书写往往有进一步的思考，并将思考蕴含在日常生活事件之中，深奥博大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并未割裂。

小说的终极意义是“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 [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指向人的精神领域。关注个体和时代之外，罗伟章在作品中还有更多关于人的精神的形而上层面的思考。小说中的很多内容其实与小说的故事主线并无多大关系，但是作家用了不少笔墨和心思来进行讨论，将作品的高度提升了一个档次。

因作家身份暴露而形成的“元叙述”手段是其精神世界探寻的首要策略。在叙述方面，罗伟章的小说习惯混搭，将多种视角放在一起使用，《大河之舞》的大部分篇幅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但在书写罗杰学校生活的时候，“我”便以同学身份与之相遇。视角上的混搭带来叙述的丰富性，同时，作家喜欢使用“元小说”的策略，将作家身份引入作品中。

很多时候，作者都要站出来讨论事件本身，无论是身份的设置还是故事情节，都有这方面的思索。《谁在敲门》仍是一部作家型小说，不断出现作家的观点表露，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古老手法，有一种“微言大义”的味道，在不动声色中将很多问题直陈出来。譬如作品通过人物群像的书写，来描摹一种芸芸众生相，呈现世间百态。对这些人物几乎没有描写到超出基本生存范畴的东西。而关于这些缺失的东西，作家其实用了很多心思进行阐发，由此也显现出一种悖论。罗伟章在小说中深入讨论了生与死的辩证，在小说中，不断有关于死亡的叙述，尤其是在父亲去世后的书写中，大量的笔墨与此相关，以此探寻一种终极的命题：生与死。“生”和“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大的事，正是通过对一个个生命的书写，来拷问生与死的辩证。另一方面，作品注重个体心理世界的开掘与深挖，注重人的精神世界的描摹，对精神世界的关注使得小说堪称一部精神心灵史。

在现实关注层面，作家只是一个普通人，到了文学这一元主题上，作家还是显现出其独特的一面。不少小说都有作家这一身份的出场，将作家这一伟岸的形象彻底撕碎，露出真实的面貌。这种对作家和写作本身的反思，具有很强的讽刺性。

就写作本身而言，写作的困境不仅来自外界的干扰、生活琐屑之事的影响，也来自写作本身的焦虑。叙述者对写作这件事进行反思，借作品开头与结尾的探讨，来论述创作本身。写作肩负着为时间赋形，甚至置换生命、延续生命的使命。陈小康和妻子贾敏数次争论，都在探讨文学的本质，文学经验的本质。作家精心设计着作品的开篇，但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的句子，对世界的怀疑程度可见一斑。关于文学本身的讨论，让这部关于现实的作品有了更多形而上的哲思。关于文学的元叙述，在这里就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层面的叙事技法，而是指涉写作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是一位作家虔诚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