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荒腔走板

一

我最早知道阮大铖是因听闻了一则趣事：1915年，家乡的邻县怀宁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拒阮运动”。当地百名举子秀才经过考证，认为阮大铖是桐城人，说：“旧志云明季阮大铖自号百子山樵，辱此山矣。大铖实桐城人，今礼部题名碑及府学前进士坊可考也！”但桐城人听了却一百个不情愿，说百子山就坐落在怀宁，桐城自古乃诗书礼仪之邦，就像阮大铖的亲世钱澄之说的，桐城怎么会出这样一个“急权势、善矜伐，悻悻然小丈夫”？

这就是流传在家乡的关于阮大铖“桐城不要，怀宁不收”的典故。那时我就知道阮大铖是一个恶名上了历史“奸臣传”的人。他的作品，《明史》“削其诗不登艺文志”，明代朱彝尊的著作《明诗综》和清代的《四库全书》也“不屑录之”。在家乡还有一句“杀了阮大铖，安庆始得宁”的俗话。而他声名显赫的阮氏家族在编修《阮氏宗谱》时，也把他当成一个不肖子孙，不列其名，不收其诗。比他小四十多岁的同代诗人夏完淳在《续幸存录》里，就直接称呼他为“小人中之小人”。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或称皖髯。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擢户科给事中。天启时依附魏忠贤；崇祯时削职为民，寓住南京。清兵入关，与凤阳总督马士英拥立福王于南京，任弘光朝兵部侍郎。次年，擢兵部尚书。清兵渡江，南京城破，福王被擒，他逃至金华，为绅士所逐，转投方国安，旋即降清。后随清军攻福建时横死途中。其著作有《咏怀堂诗》《咏怀堂诗外集》等诗两千首，戏曲作品有《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狮子赚》《老门生》《赐恩环》《井中盟》《忠孝环》《桃花笑》十一种，现有四种存世，称《石巢传奇四种》。

简单搜寻阮大铖的人生屐痕，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据《阮氏宗谱》记载，阮氏家族原属陈留阮氏一支，唐末时南迁，是当地一大名门望族。其祖先可追溯到“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以及“竹林七贤”的阮籍与阮咸。明代文学家、万历戊戌科（1598年）进士，被称为“风流太守”的阮自华是他的叔祖父，其一生放荡不羁，有诗酒风流之誉。据说他的这位叔祖父好酒，一次御史巡视到他那里，他刚从酒席上下来，忍不住将肚中污物喷了御史一身，遭到了贬斥。他的曾祖父阮鹗字应荐，《明史》有传。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官至都御史、浙闽巡抚，也是一位抗倭名将，在闽浙一带享有威名。祖父为嘉靖辛酉年（1561年）举人，生父叫阮以巽，廪生，人称柱麓翁，号园。因叔父阮以鼎没生儿子，父亲便把他过继了过去。住在怀宁的嗣父阮以鼎与叔祖父同为万历戊戌科进士。所以他从桐城到了怀宁。到了他这一代，他们一家有五名进士，一位举人。这在当地传为美谈。

在乡村，这样的家族自然是兴盛的。只是没想到，到了阮大铖这一代却凋零如花，留给阮氏家族无限的寂寥和一个深沉如墨的黑洞。

据说在未及第时，阮大铖屋里就挂有一副对联：“无字一身轻，有官万事足。”仿佛为了成全他的信条，他果然无子。但有一女（亦说二女）。道光庚寅年阮氏编纂的《阮氏宗谱》在卷二阮大铖的名下注云：“行传九，字集之，号圆海……娶吴氏，封安人。无嗣，女一，适曹台望。奉内院洪批，议将曹台望第三子柽继立为嗣孙。”这一女就是阮丽珍。阮丽珍相貌出众，很有才华，经常协助阮大铖训练家班，有著作《梦虎缘》《鸾帕血》等。只是人散曲尽，仅留存了她与父亲合撰的《燕子笺》。至于柴萼《梵天庐丛录》卷十六《阮大铖女》说，“阮圆海之《燕子笺》……不知实其女所作，圆海特润色之。女名丽珍，字杨龙友之幼子名作霖者，美容色，工词曲，阮降清，女为某亲王所得，甚宠爱之，后为福晋所嫉，鸩死。”有人考证说这是因为她家门遭遇不幸，所以人们对她生出红颜薄命、身世飘零之叹。

钱澄之在《皖髯纪略》里也说阮大铖无子。他俩是世戚关系，如无偏见，他的话应该可信。可是他与阮大铖政见不同，且又受到过阮大铖迫害，他说阮大铖绝后，就有人认为他是感情用事。有的学者根据阮大铖的诗句“远树平畴江上村，遥知稚子候柴门”（《舟行将抵家，赵裕子以诗赠别依韵赋答》），觉得阮大铖应该有儿子，其子就是《阮氏宗谱》所载的“一衲道人”，宗谱里对此列有《一衲公传》，曰：“阮濬，字季子，生长名族，幼宕逸不羁，不慕荣利，城溃（此城为安庆）后，益坚糜性，草筑龙山，读书纵酒，冬夏惟披一衲，因自号焉。工诗画，遗落世事……”《安庆历代名人》收录“阮濬”的词条，说阮濬是阮大铖的儿子，怕就是据此而来。

钱澄之说，弘光元年（1644年）五月，清兵南下，阮大铖出逃，南京的咏怀堂被抢掠一空，家人星散，在怀宁的旧居也变成了演武场。他晚年路过阮氏的遗址，“问其家，无遗种矣”（《田间文集》卷十八），无限唏嘘。

或许因为家道中落，又时值清军进犯故乡安庆之际，阮濬以与父亲阮大铖截然不同的态度表明自己的心志，也很有可能——痛恨父亲一生的恶行，使他看淡人生，虔心向佛，他不想让阮大铖的恶名玷污阮氏家风，同时也在用自己的生命做真诚地忏悔。

二

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是明朝甚至中国封建社会转折的一个十字路口。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同时朝野党争激烈，社会道德崩溃，纵情享乐的糜烂之风蔓延不止。就连阮大铖家乡的《怀宁县志》对那段历史也有记载：“嘉靖迄万历初，风气趋盛。等威辨，廉耻明。其缙绅崇礼学， 尚节义……昌、启以后，淫侈之俗日长。始于大家华丽相尚，绣服珠衫，食备珍错，纨绔子弟纵酒呼卢，俾夜作昼……闾阎山泽之民，转相仿效，家博人优，务淫巧而轻穑事，识者已知乱之将作。”

阮大铖在万历十五年的前一年降临人世。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科举世家，他自然衣食无忧，生活优渥。他饱读诗书，少年风流，很快就成了一位辞章才子。任南京礼部侍郎的叶灿曾在《咏怀堂诗序》里说：“公少负磊落倜傥之才，饶经世大略，人人以公辅期之。居掖垣谔谔有声，热肠快口，不作寒蝉嗫嚅态……家世簪缨，多藏书，遍发读之。又性敏捷，目数行下，一过不忘……”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年仅十七岁的阮大铖考中了举人。嗣父去世，丁忧在家。他就在家乡百子山、浮山、天柱山以及湖北黄州一带，与同道们一起组建“和箫社”，饮酒唱和，读书吟诗，诗作后来结集为《和箫集》。因才华横溢，潇洒无拘，卓尔不凡，他在当时的科场和诗坛名噪一时，有“江南第一才子”之称。

到了三十岁那年，他考中了进士，真正进入了而立之年。

“怀宁阮大铖，初本清流。”明末遗老、也是文学家的归庄说。阮大铖初涉官场，专司捧节奉使，出使过凉州、福建。按归庄的说法，阮大铖在天启元年（1621年）之前，为人处事还是无可指摘的。从这年九月阮大铖的一封奏疏中也可以看出。奏疏说：“一操守宜核，谓‘贪廉’两字，舜、跖大关，惟言清行浊、盗名欺世之流，残剥脂膏、广猎称誉，决不可取其虚气魄、伪声名，溷入清华……一衡量宜定，谓人品各有确然之位置，公论难逃几许之推敲，发访已审，即当速考注衔……”这奏疏就有注重操行和实事求是的观点。阮大铖希望朝廷讲究因时制宜，不可拘泥成宪。还说“采访宜精”“衡量宜定”，这也显出他在意外界的评价。另外他吁请朝廷严辨公论或中伤，也很有现实意义。

不仅如此，那时他还有为人仗义执言的举动。

一位名叫刘琛的穷生员十年寒窗苦读，参加万历四十年（1612年）壬子科乡试，书经答卷被当时的监试御史钱桓算、大主考官郭涓选为备卷，用以取代引发物议的原第二十五名沈德符，因此中举。但却被人告发他贿赂考官，约定在卷中写“因用其道而不以语人”等字相认，所以上榜。此案一拖十一年，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年），任吏科给事中的阮大铖和同僚蒲秉权两人看到，分别上奏朝廷呼请礼部速查，为刘琛申冤。那年二月，阮大铖从户科给事中升转为吏科右给事中，资历优于蒲秉权，但他邀请这位“臣同官”同为刘琛申冤，蒲秉权也为他的侠义心肠感动。

因为和左光斗同乡，他最初也以“清流自命”，视东林党人“为同志”。朱彝尊著《顾杲传》里说：“大铖在《东林点将录》，号‘没遮拦’。”但到天启四年（1624年），一件事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泥淖——其时，吏科都给事中职位空缺，按朝中当时次序应该由他接替，左光斗也告诉了他。对此，《明史·阮大铖传》记载说：“（天启）四年春，吏科都给事中缺，大铖次当迁，光斗招之。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以察典近，大铖轻躁不可任，欲用魏大中。大铖至，使补工科。大铖心恨，阴结中珰寝推大中疏。吏部不得已，更上大铖名，即得请。大铖自是附魏忠贤。与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为死友……”明明左光斗答应的事，却突然如煮熟的鸭子飞了，阮大铖气不打一处来，于是结交了霍维华、倪文焕等阉党成员，捏造魏大中罪名，迫使吏部重新用他。从此与阉党有染。但似乎他也清楚此举有亏，所以任职不到一个月，他就辞官回家。不久，魏大中顶了这个职位，阮大铖闻讯后，还悻悻地说：“我犹善归，看左某能如何善归？”

天启六年（1626年），东林党被阉党打压下去。阮大铖被征召为太常少卿。虽然接任了职务，但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他预感好景不长，于是开始做“骑墙派”，既不想得罪东林党，又不想得罪阉党。连在魏忠贤手下为官，每次觐见，他都贿赂门卫，收回自己名刺。这样干了七十天左右，他又挂冠而去。崇祯即位时，他准备了两份奏疏，一份指责魏忠贤阉党，另一份指责东林党，并把两份奏疏交给了杨维垣，想让杨维垣根据朝中形势随机应对。结果未能如愿，杨维垣送上了那份指责东林党的奏疏。这使他在光禄卿任上不久即遭到弹劾，最终罢官归家。崇祯二年（1629年）他被钦定逆案，因依附阉党，被判永世不得为官。

这就是阮大铖官场磕磕绊绊的第一步。如果说，天启三年他在人生舞台上紧锣密鼓，还没有荒腔走板的话，那么到天启四年三月，他就彻底丢掉了自己道德的外衣，投向了不堪人生的深渊，沦落成一个“二丑”的角色——天启四年，由此成为他生命中一道泾渭分明的分水岭。

当然，这样的划分也许是没有道理的。人的一生就像流水。这水，便是中国传统文化汹涌澎湃的道德之水，气节之水。

孔孟之道就有“为政以德”“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之说。司马光也旗帜鲜明地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用人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才德不能两全，则“宁舍才而取德”。而文人更要“文如其人”。孔圣人认为学习六艺的人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就是有明一代，明末五子之一的屠隆也强调：“夫草木之华，必归之本根；文章之极，必要诸人品。”（《白榆集》）阮大铖一上场，显然就被这滔滔道德之水狠狠呛了一口。

为此，不少人替他惋惜，认为他走到这一步与他的家族有关——他的曾祖父阮鄂任巡抚期间，带兵抗倭，却失事下狱致死。祖父阮自仑、阮自华闻讯后为父亲泣血鸣冤，尽管得到平反，终被“诏复公爵，赐祭葬。浙祀名宦，皖祀乡贤”（《阮氏宗谱》）。但这个过程给他的成长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从小就体会到了人生的凉薄，对灾祸和权力有了天然的恐惧和向往。

三

由于品行不端，阮大铖一下子就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他的故事被人添油加醋地写进了小说和戏曲，如《樵史演义》《姑妄言》和《李姬传》等。半个世纪后，孔尚任根据《李姬传》创作的戏曲《桃花扇》，用插科打诨的讽刺手法，借用剧中人物之嘴骂他：“裤子裆（库司坊）中软（阮）。”作为明代有天造之才的一代剧作家，他恐怕连做梦也没想到，他从此成了一个“剧中人”，且是生净旦末丑中的一个“二丑”。

其实，从进士中榜进入官场，由东林党同志转而依附阉宦，到崇祯即位时被废贬，然后受阻于东林党和复社，他前后还有过十七年韬光晦迹、含羞忍垢的闲散生活。再到迎立南明弘光朝廷，依附权奸马士英，如愿以偿地重新迈进宦途，当上兵部尚书。又值清兵攻打金华时，又主动到钱塘江乞降，做贰臣。沉沉浮浮，起起落落……他实际为官的时间总共不过三四年。

在如此短短的时间里，就有了四起四落的跌宕人生，真是人间一大奇迹。

《桃花扇》写的就是他这样一个传奇。这部传奇虽然写的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但他在其中却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阉宦魏党残余，他与东林、复社的文人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南明弘光朝重臣，他亲自参与迎立弘光帝，亲历整个弘光朝从建立到消亡的过程。他趋炎附势，处事圆滑，对时局却有清晰的认识；作为一个戏曲大家、一位诗人，他不仅驰骋在当时的剧坛，也有不少知音和粉丝……但终究，他是一个心机深重、肚量狭小、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