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差人生中的价值构建

2022年3月，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中文桃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借80后中文系大学生的成长历程表达了作家对时代与现实的热切关注和对文学与人生的终极思考。作品采用浓淡相宜的笔风，适当剪裁时空情节，以不同代际人物形象的对比，同代际人物中不同家庭环境带来不同人生选择的对比，以及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对比，在差异化的叙事中体现了作家对社会生活全貌的体察、俯瞰与记录，在解答“浪漫与现实”这一永恒命题上做出了努力，从中闪烁着作家的人生智慧与文学追求。

人物形象的差异化：

父辈的退场与子辈的成长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80后一代与梁晓声早期作品中的知青一代相比，弱化了强烈的集体意识与历史责任，更多关注个人化的人生焦虑。小说中的人物图谱并不复杂且具有典型性，包括干部子弟王文琪、出身书香门第的李晓东、农村励志女孩徐冉，以及并没有考上大学的一群青年们。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非常全面，从青年们步入社会后的不同处境中体现了具有差异化的人物形象。

（一） 不同代际间的人物差异化

主人公李晓东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地方美协副主席，母亲是退休的中学校长，因此完美的家庭结构是他初期寻找伴侣的标准之一。但是随着人物的成长，李晓东身上的反叛精神逐渐显现出来，比如违背母亲的意愿坚持和家境一般的徐冉在一起，拒绝父母卖掉画室为自己买新房子，远离故乡和徐冉去北京闯荡。种种选择皆表明李晓东具有明显的主体意识，并且这种意识是随着环境变化而改变的，从与徐冉在一起到当环卫工人获得省城户口，再到决定去北京闯荡，一步步的空间距离使他脱离家庭，实现了主体意识的觉醒。

小说前半部分通过很多事件讲述了李晓东与父母之间亲密又对抗的复杂情感，直到做出“北漂”的决定为止，一直是青年主动选择脱离家庭，而父辈的退场使得主人公被迫完全独立。父亲的意外去世让李晓东毅然回到家乡，怀着对父亲的思念与愧疚，他不得不冷静地承担起作为家中唯一男性的责任，拥有对父亲生前画作的处理权，从之前反对卖掉画室买房到毫不犹豫地卖掉画室为母亲购置晚年新房，种种决定都表现出在父辈退场后子辈的成长与担当，至此完成了两代人的交替。作者并没有止步于两代人的书写，小说结尾部分更是让晓东的儿子“闪亮登场”，戏剧性的是，儿子认为父母从北京回到家乡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并立志要重返北京。在儿子眼里，父母是被文学误了的人，父母的人生只能如此，并无多大奔头。儿子过早的年少轻狂使晓东担忧，担忧其不懂人生之不易，做人失了原则，做事失了分寸，将本应拥有的幸福给“作”没了，正如当初父母不理解晓东放弃家庭的庇护去北京一样。显然，新一代的逃离正在孕育，不同代际之间仿佛有着相同的宿命般的历程。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晓东及其同学与老师汪尔淼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也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文学之于徐冉而言是奢侈品，之于王文琪是可有可无，之于李晓东则是书香世家的必备品。由此可以看出，梁晓声对李晓东所处的家庭阶层有些偏爱，正因对文学的热情使得李晓东在不断成长，从《文理》的创办到“北漂”，李晓东一直因文学而受益。而汪先生对于学生时常与他产生分歧这件事并不恼火，对于不那么热爱文学的学生也仅仅是觉得遗憾。笔者认为，汪尔淼可以看作是文学的化身，他和学生的师生关系可以看作是文学和全人类的关系，相互和谐共存。文中最后晓东意图动员所有学生撰写缅怀汪先生的纪念文集时，有同学这样说：“李晓东，我们和你俩不一样——你们两口子，沾尽了汪先生和专业的光，还因为是汪门弟子而大出风头！我们可没从他那儿得到半点好处，特别是我，中文已经把我误到了现在，是我心口永远的痛，求求你了，别再用你俩的想法烦我！”这种何尝不是作家想要呈现的文学的时代命运。

（二） 相同代际间的人物差异化

以李晓东为中心，围绕其身边的同龄人有同学王文琪与郝春风，女友徐冉，好朋友刘川、吕玉、“星爷”、“肥仔”等。这些不同阶层的青年在面对人生选择时做出的决定导致其完全不同的命运轨迹，这是具有差异化的阶层作为时代话语的重要功能。

在爱情方面，李晓东的成长变化是最明显的，在与女友的相处中逐渐领悟了爱情的本质，即由功利到责任，由肉体到精神，这反映的是作家眼中的理想爱情观。对于爱情的描写，作者也毫不避讳地表现了80后在选择伴侣时的现实考量。李晓东一直认为郝春风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人生伴侣，因为她长相性格俱佳，最主要的是与自己门当户对，这种功利性的思考也在后期影响着晓东与徐冉的感情，晓东也因徐冉的家境而担忧二人的婚后生活，甚至在确定关系之前要先确定徐冉的人生目标是否与自己契合。而徐冉勇敢又真诚，面对喜爱之人能在广播中直白地自我剖析，在之后更是坦言与晓东在一起是因为看上了其家境和外表，但这并不妨碍她对晓东的爱的真诚。随着二人关系的深入，在困难面前共进退同甘苦，使得二人略带功利性的择偶观最终转变为一种自觉的责任意识，而“北漂”更是将二人绑在一起，两人身处异乡而相互扶持，彼此坦诚，最终真正达到了灵肉合一的境界。与徐冉、李晓东的爱情观对比明显的则是王文琪，他很清楚自己在爱情方面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并认为自己适合这种模式。恰巧郝春风与王文琪的爱情观相一致，于是二人形成了默契的暧昧关系，而最终二人的分道扬镳及之后生活的黯然失色也表明了作家对于这种爱情观念的批判态度。

在学习和事业方面，信奉现实主义的徐冉是其中最有主体意识的一员，相较于李晓东较为“佛系”的人生态度，徐冉会主动出击，农民家庭不能给她带来助力，因此她积极主动地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毕业后，徐冉继续读研，而晓东想要获得省城户口来弥补二人学历上的差距，因而选择做环卫工人。对此徐冉进行了透彻分析，晓东不介意环卫工人的身份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说到底还是美协副主席和前校长的儿子，这种体验生活式的职业只是一种表面艰苦而已。二人向往北京的高薪生活能够主动去追逐，同时看清现实后也可以放下欲望重返家乡，呈现出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高干子弟王文琪是一个头脑清醒，懂得人情世故的青年，从创办杂志到交友皆是为人处世的需要，但并不妨碍他待人真诚，尤其是对晓东的帮助让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晓东比起来，王文琪似乎一开始就达到了最成熟的状态，对任何事情都能保持头脑清醒，办事周到，不会为生活琐事而苦恼，然而这背后是他强大的家庭背景的支撑，最后远走异国的结局，与晓东夫妻二人的自我奋斗形成对比，截然不同的人生方向暗示了主体意识对于年轻人的重要性。

比起晓东、徐冉和王文琪的书生气，没有读大学的刘川、“星爷”和“肥仔”则具有一种平凡的人间烟火气，他们尽管远离文学，但却无比贴近生活。“星爷”和“肥仔”的逐梦道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刘川终于子承父业当了老板，吕玉也认清自己的内心嫁给刘川当起了老板娘，二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这群底层人物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热情。梁晓声书中的人物拥有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形成了多元的生命形态，作家敏锐又准确地关注着不同阶层的个体，充分展现出了一位作家应有的人文关怀。

空间书写的差异化：

都市的焦虑与诗意的归乡

随着社会的发展，区域间的壁垒逐渐被打破，“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也受到了冲击，但大家在面对异乡的吸引与原乡的羁绊时做出的选择是因人而异的。正如小说中所说，“中产阶级人家的儿女反而不轻易外闯，都比较留恋灵泉；底层人家的儿女才渴望去往大城市，因为那里属于他们的人生发展机会多些。”

（一） 异乡空间：欲望追逐下的出走

小说中的第一层异乡空间即省城，其代表了青年的青春与梦想，是第一次脱离家庭的尝试，内心的憧憬使得他们渴望大展拳脚。汪先生的传道授业解惑使得学生们心中埋下了文学的种子，不论对文学真心热爱与否，汪先生宽容敦厚的人格魅力使这帮青年在省城有了一次美好的人生体验，因此省城对于他们来说具有理想与浪漫的时代记忆与文化意义。随着大学的结束，晓东面临人生的第一个分岔路，他选择放弃考研，在省城陪伴徐冉研究生毕业。此时的省城对晓东来讲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充满浪漫色彩，而是逐渐引起了晓东内心的焦虑。为了省城户口去当环卫工人是李晓东主动与环境做出的斗争，尽管没有完全脱离家庭的庇佑，但这不失为是人物的一次成长。

第二层异乡空间是北京，代表了晓东等人对物质条件的更高追求。“北漂”对于王文琪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家庭的庇护可以延伸到北京为他提供便利，大城市的诱惑使得晓东与徐冉一拍即合去往北京寻找机会。二人怀揣对未来的憧憬来到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新的环境迫使他们迅速成熟，首先受到影响的便是金钱观念。赚钱与省钱成了晓东的头等大事，曾将文学视作浪漫产物的他也会在意撰写读后感是否会有金钱报酬，而大学时期创办刊物的经历也成了他找工作时的敲门砖。到北京之后，李晓东的焦虑持续升级，他曾经住在半地下室的沿街房里，在那里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地人，后期因为工作他又接触到房地产老板，给老板的孩子上课，使晓东看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并由此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心理冲击。小说中底层世界的柴米油盐和都市的灯红酒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无疑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空间建构，在这两种社会阶层中，主人公开始对自己的选择进行反思。梁晓声在小说中对异乡的细节描写以及角色在异乡的差异化行为，体现了作者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怀与游离的情感状态的担忧，小说中主人公对于异乡的热忱具有充分的理由，也体现了作者对于追求欲望所持的客观冷静的态度，但对于大城市“吃人”的一面也并不掩饰，同时对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表现出一定的批判性。

（二） 原乡空间：恋地情结下的回归

一般而言，人都会对自己出生成长的空间场域产生依赖，通常称其为“恋地情结”，“故乡”很容易成为人最终的落脚点。作为故乡的“逃离者”，晓东和徐冉二人不仅没有过上想象中的生活，反而加剧了在陌生环境中的焦虑。人的物质条件得不到保障时，是很难对所处的环境产生依恋的，在北京的那段日子，只有文学给予二人些许慰藉。即使身在异乡，故乡斩不断的血缘亲情仍是系在漂泊游子身上的线，而父亲的突然去世使晓东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灵泉。徐冉和晓东的回归是亲身经历后，重新确认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认为“摆脱贫困，远离病患纠缠，没遭受欺辱与不公”就是幸福的生活。这种主动转变，使得二人的回归是遵从他们本心的，对比之下，表哥从深圳的回归则充满了不舍和遗憾。

灵泉和乡村的文化意义随着晓东与徐冉的空间迁徙发生着改变，“出走”前代表着对青年囚禁和庇护的象牙塔，“回归”后则意识到原乡是生命的根基与精神家园。作者塑造的留城青年刘川、吕玉、“星爷”、“肥仔”等人对远方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刘川与晓东作为发小，存在学历上的差距，但彼此真诚相待，刘川在晓东离家出走时收留他，在徐冉遇到困难时二话不说借钱给晓东应急，在晓东去北京后时常看望晓东父母，而晓东在得知刘川与吕玉感情不顺时，远在千里之外仍嘱托父亲去劝解二人，刘川和晓东之间的友谊是灵泉这座城温暖的底色。刘川自始至终都将继承与发扬父亲的饭馆作为人生目标，和晓东相比，他的志向虽不远大但却实际，他最终成为灵泉的守望者。吕玉作为一个灵泉姑娘，家境优越，眼界很高，认为晓东这种有文化的大学生与自己才更般配，因此一直看不上刘川，而最终吕玉被刘川身上踏实勤劳的朴素本质所打动，认清了现实与内心，收获了平凡的幸福。除了刘川这类敢于充当“留守者”的人物外，还有像“星爷”和“肥仔”这样的“逐梦者”，去往大城市学会了更多的本领，最后选择回到灵泉，注册了一家演艺公司当起老板，他们不甘于籍籍无名，也并未在大城市迷失自我，他们的“逃离”与“回归”对于当代青年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乡村是徐冉的故乡，徐冉因乡村而选择“逃离”，晓东母亲因“乡村”而不喜欢徐冉，而在故事的结尾，乡村已然成为大家情感的聚集地，晓东母亲和徐冉母亲成了老年闺蜜，互相填补情感空间，在一方小院里将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故乡只有在去往他乡才会有更准确且具象的概念，只有曾经远离过“家”，才知何为“家”，梁晓声在书中建构的“异乡”与“原乡”空间，体现了作者对城乡互照中的现代性反思，彰显了作者的自省精神。书中不同人物面对远方和故乡所做出的不同选择，均是80后青年的时代缩影，而每个人物的结局也反映出作者内心的倾向，不忘初心，务实向上，脚踏实地，保持善良仍是梁晓声心中理想主义的最高境界。

人生价值的差异化：

理想人生与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