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巨变下的乡村焦虑书写

80后作家魏思孝扎根齐国故地，心怀农村，关注农民。他的“乡村三部曲”《王能好》《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突破了其前期小镇青年书写的边框与局限，不再将目光锁定于自我情绪，而是转移到了他所生活的乡村世界，使边缘化的乡村全貌跃然纸上。“乡村三部曲”立足于现代化的农村社会，深入探寻乡村底层人群面临的多重焦虑以及消解焦虑的多向选择，记录了乡村社会的诸多时代症候，以真实的笔触呈现了人们已经远离的乡村图景和被时代裹挟向前的乡村大众的普遍生存状态，渗透着魏思孝的人文关怀精神。

生存困境下的多重焦虑

在现代化语境下，城市及城市生活已然成为小说创作的主题，农村逐渐退到了边缘地带。而魏思孝作为扎根农村的写作者，主动承担起了为现代农村发声的责任。他以真实细腻的笔触书写了农村人在并不富足的物质生活、自身存在价值的虚无以及身份认同缺失的生存状态下的多重焦虑，是对被时代裹挟向前的农村个体命运的呈现。

（一）匮乏的物质生活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的《人类动机理论》中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这一理论将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划分为五个层次。其中，生理需求是最低层次的需求，它包括对衣、食、住、行的需要，是维持人类正常生活的第一需求。而当基本的生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物质焦虑便会悄然而至。

对于农村人来说，物质焦虑的产生与其所处的生存环境有密切关系，它是产生焦虑的客观因素。魏思孝笔下的辛留村如平原地区其他村落的正常形态一样，任何新生事物在这里都是滞后出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化生活中，农村仍处于被人忽视的边缘地带。在用电高峰期，农村是首当其冲被限电的地方。村民们拿着蒲扇在外面纳凉，他们在漫长枯燥的等待的同时也接受着被忽视的现实。显然，相比于快速发展的城市，已“边缘化”“空心化”的农村发展空间必然受到一定局限。勉强糊口的工作、基础设施的滞后使留守乡村者在物质焦虑中如坐针毡。

魏思孝笔下，普通的乡村中年人正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余事勿取》中的卫学金有着多重身份的牵制，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使得节衣缩食、勤俭持家成为他的生存之道。儿子出生后，盖房子的钱是四处借的，盖到一半没钱了，就再借。如此拮据的生活导致卫学金宁愿拖着带病的身体每天往返于家和医院，忍受着剧烈的腹痛也不吭声。除了务农，卫学金还做过七年的骡夫，去化工厂上过班，做过泥瓦匠等难以计数的零工。失业对卫学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讨要工资的艰难过程更将其生活拉入深渊。

相比于卫学金式的勤恳朴实的中年农村人，小镇青年的物质焦虑涉及了更多的自身原因。他们成长于乡村，在职业学校受过教育，却因难以在城市立足而回到乡村，因此他们身上有着城市与农村的双重烙印。《余事勿取》中的侯军接续了前期魏思孝对小镇青年的书写。破败的房屋、父母的早亡以及拮据的生活并未激励他通过努力上进来改变现状，而是继续着他毫无节制的花销和游手好闲的做派。他时常在饥肠辘辘、衣不蔽体中饱受物质焦虑，却又不知悔改，沉溺于好逸恶劳的生活中无法自拔。在现实生活中，侯军们的生活做派显然是社会的批判对象与反面教材，而在小说中，魏思孝却从未对其进行批判与指责，而是简单客观地陈述故事，以冷静的笔触呈现侯军们的日常生活，书写他们在时代大潮中被贫瘠的生活卷入痛苦之中的过程。

（二）斑驳的精神图景

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尊重需求属于较高层次的需求。它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所谓内部需求即个体希望自身能够有所成就，实现自我抱负。外部需求则是个体期盼受到他人的尊重、信任和高度评价。尊重需求的无法实现，对个体在精神层面产生的焦虑是直接性和根本性的。

魏思孝离开他生长的乡村又回到乡村的写作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时期鲁迅“还乡小说”的创作模式。一方面，鲁迅的“还乡小说”常涉及对面临生死存亡的故乡的重新认识，着重表现现实故乡与回忆里故乡的巨大反差所引起的失望、迷惘等复杂情绪。而在一百年后的今天，魏思孝的小说则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故乡的重新认识，以新的眼光来打量和观察故乡，呈现农村在时代变迁中的种种改变。另一方面，揭示“在乡者”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生活及精神世界是鲁迅“还乡小说”创作的出发点。而魏思孝的“乡村三部曲”则专注于呈现现代社会背景下，已被边缘化的农村人的精神焦虑。

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青年人如何实现自我抱负具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各种各样的质疑与考验使他们陷入了无尽的迷茫与焦虑中。《余事勿取》中的侯军正值青年，同龄人大都已经娶妻生子，步入正轨，他却仍踟蹰不前，故步自封。他也曾怀抱致富理想，但最终却因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一事无成。他时常怀疑自我价值，也在自卑心理中疑心他人的轻视，陷入了自证怪圈与精神焦虑中。这是魏思孝笔下一部分小镇青年的普遍精神状态。他们在残酷的现实与急于实现自我的矛盾中游走于法律的边缘，一次次企图通过触犯法律来改变他人对自己的轻视，实现精神上对自我价值的期望。

而相比于青年人，老一代人的意气风发已在社会的转型中随风而散，他们的精神焦虑更多来自于被时代抛弃，失去自我的无力感。年轻时候的卫正宇曾在青州任文书，谈不上是满腹诗学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文革”时期，“知识无用”让他心灰意冷，只能被迫扫大街。热爱的事业被摧毁，自己的精神世界也随之崩塌。年长后的他除了务农和操持家务，就是去给村里的红白喜事做账房或者给人免费写春联来维持仅剩的一点自我。再如，卫学金也曾对人生怀有理想与抱负，然而它们都在时代的快速发展与应接不暇的生活琐事中不断破灭。卫正宇和卫学金式的老一代普通农民有很多，他们一生都专注于应付生活，自己的精神空间却在不知不觉间被压缩到不复存在。

（三）尴尬的社会处境

社交需求，也叫归属与爱的需求，它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一级。社交需求是希望和他人保持友谊，以得到信任和友爱，成为某个群体中的一员，获得归属感。城市化进程加剧了乡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人们对归属感与身份认同的需要与日俱增，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焦虑也变得愈加广泛。

从路遥开始，农村青年进城题材以及他们的身份焦虑成为作家们时常涉及的写作角度。《人生》中的高加林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户籍制度将公民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以高加林为代表的农村青年正焦急地处于城乡社会夹缝中努力寻找身份认同。他向往城市社会，渴望融入城市生活，救灾时的优秀表现让他短暂地获得了城市的归属感，但由此艰难建立起来的一丝身份认同在克难母亲的举报中轻易流走。路遥的《人生》呈现了农村青年进城的现实困境与艰难处境，身份焦虑是他们身处城市的精神枷锁。

魏思孝笔下的农村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高加林式的身份焦虑。他们去往城市时本身就会隐含着一种自卑心理，因此不能融入城市是他们最容易被冒犯的地方。《都是人民群众》中，来自农村的徐成常常因为害怕或疑心同学瞧不起自己而与他们打架。再如《王能好》中，四十多岁的王能好去往城市打工，仅仅是上海郊区就使他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王能好感叹上海的繁华，经常趁着酒劲注视着那些穿着体面、挎着包、面无表情的年轻人走进公寓，幻想着自己也能住进去。返回乡村后的王能好却一改对上海的倾慕，在言语上充满了轻蔑，而这恰恰正是他缺乏参与感和存在感的最好证明。

对于许多被现实所打压的女性来说，在社会上立足的艰难以及生理上的女性特征使得她们在本能的求生欲望中将性转化为融入城市的手段。《都是人民群众》中的吴书萍只身一人前往大城市中谋生，在异乡漂泊的她倍感孤独，努力寻找能够在生活与精神方面支撑自己的男性，于是性成了她企图在大城市立足的筹码。她在城市经历了被强奸、七次堕胎、患抑郁症、跳海自杀等事件后回到了农村，饱经沧桑的吴书萍在言语中散发着一种长年累月被人忽视的愤怒。再如《余事勿取》中，从丈夫家暴的魔爪中逃出来的邓蓉本想在新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却走投无路沦为妓女。魏思孝笔下的吴书萍和邓蓉都是向城市低头的女性，她们想要挣脱生活的枷锁却无能为力，渴望被爱却又无人关爱，与城市的疏离是她们误入歧途的首要缘由。

在城乡差距日益拉大的今天，魏思孝的乡村写作无疑敲响了我们关注边缘化乡村的警钟。他以真实、凝练的笔调讲述了社会高速发展下乡村人民的故事，在对农民日常生活的摹写中呈现了鲁中农村在浩大的时代变迁中的现状。他们在平凡朴素的生活中面临的多重生存焦虑隐含着城乡巨大差异所带来的时代病症，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背后是农村人的无奈与落寞。

消解焦虑的多向选择

生活在多重焦虑下的农村人面对生活的艰辛、处境的被动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大都在无意识间选择了一种消解自身焦虑的方式，以试图走出焦虑怪圈，回到最初的本真。他们对于消解方式的不同选择不仅是其自身性格特征的表现，更是对不同人性的反映。

魏思孝曾以读者的眼光来审视《余事勿取》，把卫学金归为了“认命”这一类。他对生活中的各种焦虑，甚至是死亡来临时的生命焦虑所采取的消解方式就是“认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卫学金的“认命”哲学并不是自暴自弃，而是困境来临时的主动接受。他的一生都在认真、努力地生活，只是在他的认知以及个人能力范围内，生活的窘迫时常让他束手无策，“认命”仿佛是他唯一能够选择的消解方式。在死亡焦虑面前，卫学金没有产生仇视心理，其善良的本性也没有被异化和扭曲。没钱续命，他就试图去伪造一场车祸来为活着的家人留下一笔赔偿金。而这对于大车司机来说，保险就足够赔付他这条命了，个人无须掏钱。卫学金在濒临死亡时还能保持清醒的自审意识，坚持内心的道德尺度。他的选择充满着朴素与理性的人情味以及善良美好的人性。在卫学金的“认命”哲学与自审意识的共同作用下，焦虑获得了消弭与超越。

小镇青年的生活充斥着颓废无聊和空虚失落，年轻但一事无成的现状使得焦虑情绪几乎成为他们持续性的心理状态。他们渴望消弭焦虑，但急功近利的心态和自恃清高的特点反而让他们无法脚踏实地地去做出改变，最终只能选择自甘堕落这一消极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与苦闷。《余事勿取》中的侯军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游手好闲的做派加上毫无节制的花销使得他的生活窘迫不堪。邓蓉是侯军以雇佣的方式包养的妓女，在与邓蓉生活的一个月里，他也曾短暂地有过对生活重拾希望的时刻，但是在一个妓女身上寻求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存在感与成就感本身就是错误的，只会让他跌入更黑暗的深渊。他内心苦闷，找不到自身价值所在，却又不甘被人轻视，于是选择了自甘堕落，企图以触犯法律的方式获得莫须有的存在感，最终锒铛入狱。像侯军这样的小镇青年显然是陷入了焦虑怪圈的群体，他们偶尔对未来充满信心，幻想着出人头地的那一刻，但又时刻处在怀疑自我价值并试图自证的状态里。在这种分裂与空虚的精神状态下，他们选择了自甘堕落来祭奠自己一事无成的人生。

山东农民大都安土重迁，愿意用自己的一生来守护村庄，在自己热爱的土地上安居乐业。但也不乏甘愿背井离乡，追求自由的农民。魏思孝在其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王能好》中就塑造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农民——王能好。在王能好看来，自由能够从根本上消弭他所面对的所有焦虑。四十五岁的王能好带着一腔热血前往上海，不为生计，只因眼下的生活缺少新鲜，缺少刺激。在从上海回家处理家事的七天里，王能好依旧对外面的世界抱有幻想，希冀生活能够有起色，再次毅然前往首都北京。在魏思孝笔下，王能好身上还体现出了一种与阿Q相类似的精神胜利法。王能好其实就是现代“未庄”中的阿Q，他话多讨嫌，是村民们轻视、嘲讽的对象。王能好当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每当他感到被人冒犯时，适当的自我安慰以及精神胜利是他所做出的首要应对措施。

魏思孝笔下这三类人面对生存困境的不同态度为我们展示了消解焦虑的多种方式。这些方式都是个体所做出的切合其自身性格特征，符合自身能力范围的选择。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对于正处于时代巨变下的农村人来说，这些消解焦虑的方式是否达到了它应当实现的效果，即是否真正消解了人们的焦虑呢？卫学金被迫变成了杀人事件中的受害者，侯军因抢劫杀人锒铛入狱，王能好从黑砖窑逃脱后丧失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点活力，他们的结局似乎都违背了消解焦虑的目的。究其根源，焦虑未被消解其实与其背后的时代发生巨大变迁有根本性关系。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已经逐渐被边缘化，它作为一个整体被抛在了激流勇进的时代后面，农村中的个体也在这种巨大变化中显得格外无力。但其实，时代变迁带给农村的不只有个体被裹挟这些显性表现，农村社会里隐性的时代症候也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