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书写、法律人情与创作 空间的开拓

作为 “70后”作家群体中一个醒目的存在，艾玛的创作极具辨识度，已然成为当代文坛上一道美丽的风景。“涔水镇”系列、知识分子系列与“法律”书写等都备受文坛瞩目，而她近年来的“青岛”书写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其文学地理版图上一块新地标。艾玛的创作特色与其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一名从湖南澧县农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一名法学博士，她曾辗转从事多种职业，后来才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艾玛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乡村与城市两种不同的生存场域，学习过程中建立起了法学、文学与史学等丰富的知识结构，社会工作中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则使她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其身份的交织、知识的碰撞以及背后的文化价值冲突，带给她具象化的生动体验与立体多维的思考空间，从而使她能够在文学创作中游刃有余地书写其对现实问题的深刻观照、对法律与伦理的哲思探讨、对复杂人性的细腻感知以及对于城乡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与缅怀。

艾玛笔下的“涔水镇”原型是她的家乡大堰垱镇，“涔水镇”装满她的童年回忆，成为她的文学故乡，承载着她厚重而悠长的乡愁。她的“涔水镇”系列小说多收录在《浮生记》《白日梦》两部小说集中，在不同的故事碎片中勾勒联结起“涔水镇”每一个小人物的跌宕人生。不过，在这些小说中，艾玛着重刻画的并不是乡土世界中的故事，而是拾取心灵深处的乡土碎片，书写肆意流淌的乡土回忆，品味杀猪、农作等日常场景背后的点滴温情，挖掘平淡重复的日子背后慢慢流逝的纯粹乡情与自然人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由表及里地抒发情感背后的伦理哲思。

艾玛对于故乡的书写有着凄美而悲凉的底色，故乡一方面是她联结童年记忆的精神纽带，另一方面也是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腐蚀剥落的精神原野。首先，艾玛通过书写“涔水镇”的嫁娶文化、家族血缘文化等，书写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悲惨命运与反抗精神，展现湘西女性的野性生命力，反思乡村婚姻血缘关系在时代浪潮中的动摇与消解。自古以来，中国的婚姻嫁娶文化十分庄重，因为在乡土中国社会中，“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9页），由此结成一张庞大繁杂而相对稳定牢固的社会关系网络。艾玛笔下的婚姻与家庭关系看似平淡，却浸透着无限的悲凉。小说《绿浦的新娘》中对乡村婚俗文化进行了生动的书写，事无巨细的细节刻画烘托出婚礼中的嫁妆、排场等光鲜亮丽的仪式美，与喜庆的仪式相悖的却是饱含痛苦的新娘，“新娘不但没有笑，反而把脸埋在这姨母的胸前哭了起来”，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物质利益裹挟下建立的婚姻关系，异变为一种乡村风俗仪式的表演与家族实力的彰显，一定程度上催生出与人的自由意志相悖的爱情悲剧。数千年来，多少中国女性都是循着这样的仪式走上成为妻子、母亲的道路，在贤妻良母的教化中忍气吞声地度过平凡而禁锢的一生。不过，“涔水镇”作为湘西一隅，又是城市与乡村的交融地带，这里的女人不仅有着天然的地域属性——勤劳朴实、火辣野性，也在城市化进程中慢慢有了自由的女性意识与反抗的契机。《人面桃花》中，小美失踪案使桔子牵涉进去，存在一定的犯罪嫌疑，桔子的丈夫崔木元更是分外怀疑她，从而对桔子实施冷暴力，最后桔子“杀鸡儆夫”，拿出女“土匪”的气势，终于“撬”开了丈夫的嘴巴。关于桔子的“土匪”气质书写，与沈从文《一个大王》中女匪幺妹有着相似之处，均体现出湘西女性的野性生命力与反抗精神。与桔子使出浑身解数在家庭作坊与丈夫的关系中努力周旋不同，这篇小说里的黄咬银则是与乡村婚姻制度、父权制度背道而驰的女子，她未曾婚育，开着一家洗脚店，赚钱不少却大部分用来资助哥哥咬金的房子、弟弟咬铜的结婚花费以及贴补一大家子老小的开销。就其个体生活而言，只是偶尔与涔水镇派出所所长王坪大一夜缠绵。黄咬银勇敢地解构了传统的贤妻良母身份与婚姻家庭关系，但又在一种原生的家庭关系中延续着传统对其所做的设定，在辛苦劳作与扶助亲人中寻找到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虽然她无奈时也会有几句抱怨，也在诉说着内心的束缚与无奈，但仍然没有逃脱出男权社会的强权剥削和男性凝视，她甚至和洗脚店里的女孩子们以出卖身体和尊严的方式服务着男人们，继续续写着娜拉出走后难逃迷宫的故事。

相对而言，《米线店》中的毛二媳妇则表现出了更深一层的觉醒。她过够了跟丈夫一起杀猪的生活，勇敢舍弃传统的“夫唱妇随”的家庭生活模式，逃离家乡去广州打工，“在城市过了一阵子，才知道没扯结婚证自己并不能算是什么人的媳妇”，便自由恋爱后另行结婚。艾玛不仅书写了毛二媳妇勇敢逃离传统家庭束缚、追求自由恋爱婚姻，还强调了其对于“结婚证”这一证明婚姻关系有效成立的法律文书的认识，反映出其女性意识觉醒与法律认知觉醒，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从艾玛小说创作的互文性特色出发，这里的毛二媳妇正对应《绿浦的新娘》中哭泣的新娘，可见艾玛对小说的构思是十分精巧的。另外，《米线店》还讽刺了传统男权思想对女性的物化以及对女性价值与尊严的肆意践踏，面对媳妇的反叛，毛二说道：“两只脚的女人多的是！”“不就是一副下水钱么！”不过，艾玛在小说中并非是简单表达一种对男权思想的批判，而是在男权思想与女性意识的错位碰撞中进一步反思乡村相对稳固的婚姻关系所面临的价值体系崩塌问题。

在传统婚姻关系与封建男权压迫的故事结构之外，艾玛还在《绿浦的新娘》中巧妙设置了吃国家粮的小镇女性李兰珍与无房无财的乡下男人梁裁缝的倒插门式婚姻关系。在身份地位、财力物力等方面，梁裁缝都处于弱势地位，即使他每天勤勤恳恳工作挣钱，但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时代，也仍然面临着没有“票”的窘境，成为李兰珍每每向外人诉说的“我的难处”。他的尊严在生活的裂缝中逐渐磨损，甚至他的大名都少有人知，可见在这段不平等的婚姻关系中，即使作为男性的梁裁缝，也遭受着来自于阶层落差的压迫与挤压，而这也为《路上的涔水镇》中梁裁缝的出轨叛逆留下了埋伏。在艾玛的笔下，婚姻关系的异变几乎都导向了出轨与破裂，《路上的涔水镇》中梁裁缝因强奸军属叶红梅被毙，而长期与丈夫两地分居的叶红梅也被婆婆辱骂与多名男人偷情。在民风相对淳朴、关系结构相对稳定的乡土社会，家庭婚姻关系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是多重原因造就的。小说中提到乡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流动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固化格局，市场经济浪潮下大量侵入小镇的性交易、性产品，极大地满足并膨胀了人的原始欲望，这给长期处于半封闭状态的乡镇社会造成天翻地覆文化冲击的同时，也对稳定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实施了强有力的解构。而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随波逐流、欲望沉沦、荒谬叛逆甚至慌不择路的表现背后，不仅表现出传统婚姻道德观念的崩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个体觉醒并尝试自由表达的体现。

通过素描“涔水镇”的乡民面貌，艾玛也以冷静的目光审视了时代风气异变下的人性的扭曲与面临的生存困境，讽刺了畸形的文化现象，鞭挞了畸形社会风气荼毒心灵的罪恶，并站在时代变迁的风口再次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失语》中展现了一个充满虚假、荒淫与欺骗的小镇世界，商店里售卖着假货，老板贪婪地赚取假货带来的高额利润，只在假货卖多了良心不安时才偶尔拿出真货，短暂地“疗愈”一下变质腐烂的良心。墙生的父亲心性善良，为人老实，但是长期外出务工缺席了子女教育，还在不知情中加入了专做假冒伪劣化妆品的公司，成为制假售假的利益链条中的一员。本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冯老师，却因出轨偷情成为妻子的心结、全村人的笑柄和孩子们的负面教材，不仅侮辱了师道尊严，更给孩子们带来了沉重的心灵阴影。正如孩子妈妈李小翠的慨叹：“——现在的老师啊，一忽儿喂孩子人吃的东西，一忽儿喂孩子狗吃的东西，喂得那些孩子个个小怪物似的，走在街上，眼光像刀子一样剜人。”当世风日下，引领孩子们向前的指路明灯逐渐暗淡，甚至方向错乱，孩童的纯洁心灵也逐渐蒙上阴影。墙生不吃早饭、卖血、替同学写作业、考试时帮同学打小抄甚至收受冯老师的封口费，其挖空心思赚钱的原因，竟然是想贿赂杨受成，获得进入一中实验班的机会。单纯的孩童已经模仿着油滑成年人的行事套路迅速“老成”起来。这一荒诞行为的根源是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正之风，而这些，早已在潜移默化间侵蚀了孩童幼小朴素的心灵。不过，见识过社会黑暗的墙生，却仍然怀揣着“为生民立命”的朴素愿望，他流着泪诉说：“有了钱，可以建希望小学、给孤儿院捐钱、资助贫困学生，才可以做好人！”“没有钱，怎么做好人……”可以看出，艾玛对墙生的刻画充满了张力——贿赂钻营与慈悲怜悯交织，善良与丑恶碰撞，这样的人物形象带有福斯特所谓的“圆形”人物特征，具有独特的魅力。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塑造的“坏人”并非天生的，他们的性格也经历了发展演进。有钱有权的“坏人”幼年时也可能像墙生一样，曾经怀揣着兼济天下的美好夙愿，只是在成长过程中放纵沉沦，人性逐渐扭曲，最终酿成恶果。艾玛充分展示了这一人性的多变性与复杂性，细致地刻画出了普通人的身不由己与被裹挟前行的虚浮状态。小说的书写格调偏于温情日常，但是却也直面“不正之风荼毒孩童”“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现象，艾玛通过墙生的心声发出疾呼，向社会传递出了“救救孩子”的深切期盼。

同时，曾做过教师的艾玛，深知“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社会的公序良俗与人性的真善美更需要在教化中习得。小说《万金寻师》正是围绕给万金寻找教师的故事，展开了对当今社会中的教育乱象的猛烈抨击。来涔水镇工作的大学生虽然识字很多，但是他们是“不快乐的人”，“他们的嘴里没有好人，也没有公道”，显然这样品性不够自足自洽、温和淡然的人不适合教书育人。小说的主题不仅是寻找一位德才兼备的好教师，更是在浮躁的社会寻找一个人性的标杆。艾玛小说的笔调温和平淡、含蓄克制，将深刻沉重的话题融入日常叙事，寥寥几笔便将社会现象描绘得淋漓尽致，显示出了一位优秀作家深刻的洞察力与出色的语言驾驭能力。

故乡书写也离不开对故乡山水风物的描摹。故土的青山绿水早已内化为艾玛小说的自然底色，是其魂牵梦萦的家园，也是其在城乡变迁浪潮下忧虑担心的生态之殇。艾玛笔下的涔水镇有着一条蜿蜒流淌的涔水河，家家户户依河而建，“我家的后窗就对着涔水河，隔窗就可以看见河对岸大片的农田，还有农田尽头一抹黛青色的山……我哥哥和梁小民等一群半大男孩子日日不知疲倦地在河边和稻田的月口处逡巡，伺机捕捞逆水而行的肥美的鲫鱼。涔水镇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充满了葱烧鲫鱼的香味。”涔水镇的乡民与涔水河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河流文化的哺育下，一代代乡民自然生长。艾玛的乡土书写继承着沈从文、汪曾祺的浓郁抒情味道，但是抒情之外又多了几分哲思与忧虑，折射出一种现代性批判立场。艾玛从生态与人文关系的角度，探讨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缺乏环境保护意识、过度开发资源等问题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危害，并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讲述了以蜈蚣草等植物治理生态环境的先进方法，可以看出艾玛对于乡村生态、经济等问题的关注与重视，饱含其对乡土的生态伦理思考。

当然，生活轨迹变迁、职业身份转换以及创作经验的日渐丰富，也使得艾玛的创作视野变得前所未有的开阔。她的笔下不仅有乡村烟火，还有城市喧嚣，不仅有恋乡怀乡，更有知识分子的现实担当。基于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与敏锐的现实洞察力，艾玛书写城市生活的小说同样值得关注。内中不但有对现实基于专业背景的审视，也有深邃的伦理思考与细腻忧伤的生命苦难，她的城市题材创作是对乡村叙事的延展，对世界与人性的追问，对人心困顿、生活裂隙与精神枷锁的品味与升华。

法律是艾玛的“专业”，用法律之眼观察现实人生也是她的职业习惯，其中所融合的法、理、情多维度思考，不仅体现了艾玛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意识，更体现了其厚重深切的人文情怀。长篇小说《四季录》直面社会重大问题，对社会敏感病症展开条分缕析。小说中对于冤假错案的关注与思考是层层递进的，“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而一场冤假错案带来的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陨落，还有多个家庭的分崩离析、一系列人物心灵的不安与扭曲。案件牵涉到的判案依据、刑罚度量，甚至严刑逼供与“杀四个人要死，杀五个人反而可以活”等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折射出艾玛以文学观照社会现实的良知与担当。小说中讨论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死刑犯的器官捐献问题，其中复杂的生命伦理、生命权利以及社会价值等问题相互缠绕，艾玛在作品中对这一问题展开细致的辩论驳诘的同时，增加了器官捐献者可能是冤案被害者这一复杂的关系，使得小说的矛盾冲突层层升级。器官接受者之一木莲教授因肾源问题长期内心郁结，背负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导致与丈夫貌合神离，家庭分崩离析，她也从此踏上了“进京上访”、为废除死刑犯器官移植而奔走呼号的忏悔救赎之路。不过，在《木莲访问日记》中记载的其他器官接受者，则表现出了迥异的思想观念，流露出俗世中人单纯强烈的生存愿望与自私钻营等思想本相。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医药公司销售员吴青梅，为了利益与私欲用尽阴暗手段破坏医生夫妇的婚姻，恬不知耻、毫无底线，最后因接受器官捐助和获得物质利益而沾沾自喜，一副洋洋得意的小人模样，却又站在权利与道德的制高点上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内心的空虚、冷漠与恐惧。艾玛以“日记”的形式营造真实可感的私语空间，将灵魂中最深刻最阴暗的一面淋漓尽致地解剖开来。这些极具哲理深度和社会冲击力的话题，在艾玛的理性分析与柔和行文下，指向了更具人性温度和进步意义的社会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