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黄河百景图”

辛亥革命时期，山东独立革命如昙花一现般，仅维持了十二天。独立时间很短，但其事件背后的波澜汹涌，各方势力的触斗蛮争，恐怕是难以说清道明的。作家常芳选择这一历史事件作为其小说故事原型，企图通过《河图》描绘出辛亥革命时期属于山东的历史一景，这无疑非常考验作家的创作功力。无论是回溯山东当时独立斗争的革命史实，还是还原山东其时历史风貌，都是对材料的艰难寻找与筛选过程，更不必说这宏观的事件架构下，还有众多微观的史实细节的钩织。小说作品的成功，在于虚构的真实，在于虚构叙事的形象化思维，能够使接受群体产生情感与移情。这就需要创作者使用一系列的手段来描写、刻画，以激活接受者的心理活动。一部好的作品不在于宏观架构上如何激动人心，而在于细节的塑造上如何打动人。

文学是情感的世界，情感是文学创作的原料，如叶圣陶在《怎样写作》中所讲的：“有了好的原料才可以制作器物。”（叶圣陶：《怎样写作》，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9.07，第2页）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指出：“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03，第129页）南帆认为：“文学世界的根本特征在于以虚构的内容呈示流荡于人们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帆：《理解与感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1，第5页。）而对于接受者即读者来说，他们的阅读活动是复杂的认知活动，他们在阅读中跟随创作者的意图进行解码然后创造文本意义。读者凭借故事中的场景描写、人物活动、事件，及其所展现的修辞效果等，在文学语言营造的文本之中感受、发现、体验，进行审美的欣赏。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在文学的历史长河里体验到人类精神的长明。作者常芳以其出色的艺术敏锐做到了这一点，她抓住人物行为的深层动机，赋予每一个人物以灵魂。其笔下的山东独立革命故事脱去革命文学的激流叙事，而是采用了“鹅笼书生”式的故事结构模式。《鹅笼书生》是梁朝吴均《续齐谐记》中的一篇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又叫《阳羡书生》，这篇小说讲述了阳羡人许彦肩背鹅笼行走，路遇一书生，要求坐到鹅笼中。途中休息时，书生口吐肴馔，与许彦共享，并吐出一女子陪伴他。而女子并不满意书生其人，对他怀有怨气，趁书生醉卧，口吐一男子与之相会。这男子又不真心对待此女子，又口吐一妇人与之戏谈。在书生觉醒前，男子口纳所吐妇人，女子纳男子，最后书生纳女子及诸器皿，留一大铜盘给许彦作纪念。《河图》的“鹅笼书生”式故事结构模式，不仅表现在整体叙事上，也体现在人物叙述上，每个人各有其故事和其动人之处，这些故事互相关联，使得人物共生。

鲁迅曾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考察过《鹅笼书生》的叙事模式源头，这其实是源自佛经故事，“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用之，遂化为国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04，第28页）佛经中用来表达佛家理论“圆融互摄”的故事，到了中国文人那里便被创新转化为中国书生的故事，带上了独特的文化标识。作者常芳也将创作触角伸向我国古典文化资源，使其进行当代的创作转化，让传统文化资源成为生生不息的创作源泉。《河图》拥有套娃般的故事叙事模式，将叙事聚焦在民间立场上，从老百姓的视角出发，挖掘他们的意向性立场。作者注重每个人物行为背后的信念、愿望和价值观，在心绪回忆、联想等心理活动认知的能动叙事之间，蛛网式勾勒山东独立革命中的波澜壮阔，以及这“黄河百景图”式故事背后，每一个平凡的人在凡俗人生中的信仰与坚韧。

老百姓眼里的“山东独立革命”

小说《河图》并没有将叙事视角聚焦到山东独立革命的正面战场，聚焦到那些在独立斗争中能产生举足轻重影响的势力代表身上，而是将聚焦视角边缘化，将视角放在了济南城里的泺口镇——一个紧挨着黄河的小镇上。南家花园是叙事聚焦的中心，其里面的各色人物是《河图》中反映山东独立斗争的主角。这些主角只是泺口镇上的普通人物，没有遮天的权势，没有巨额的财富，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独立”是个什么概念，但正是因为将视角聚焦到他们身上，作家才得以有一种平民式的书写。如此小说才能得以从历史史实缠绕的桎梏中抽身，远离宏大语境的压迫，以其审美情趣和创作个性来塑造理想的、属于山东独立革命的叙事文本。

作家没有将故事视角聚焦到独立革命正面现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山东革命失败的理解，就像鲁迅先生的《药》《风波》《阿Q正传》等作品，旁敲侧击式，便让我们在这人间世象中得以体察革命失败的深刻原因。在作家的笔下，泺口镇交织着民间幻术、偏方、传说、寓言、历史故事，和那漂洋过海随着宣教士而来的圣经故事，为文本营造了一种诡谲的情境，让人忍不住一探究竟。

边缘化是《河图》独立革命斗争叙事的主要特征，相比于整部小说的篇幅，正面描写革命斗争势力角逐的篇幅是很小的。也许正是因为这边缘化的特征，游离于主体之外，给创作者一种审视距离，才能更深入百姓的内心世界，描摹他们眼中的革命模态。《河图》里的独立革命模式交织着日常生活，如《清明上河图》一般，充斥着日常世情的琐碎，充满着生活的细节与真实。东西方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等带来的文化冲突交织在这片土地上，随着独立革命的进程而躁动不安。

在《河图》的叙事模式上，作家总体上采用全知叙事，像鹅笼里的书生，《河图》里无论过去还是未来的故事都装在了叙事者的肚子里，给倒叙、插叙、预叙、延宕等叙事艺术留出了足够大的挥洒空间。叙事者将人物、事件线索处处勾连，编织成一张繁密的、布着悬念的叙事大网。也因此，在微观叙事层面上，叙事者似乎抽离了独立革命事件的激情，带着冷静的叙事距离，在诗意的抒情中，对人物的经验背景进行描述与评判，为的似乎只是把这张“河图百景图”呈现在读者面前。

例如故事开头的周约瑟，作为南家花园的仆人，自幼成长于贫苦底层，在宣教士苏利士的帮助下才得以成人。在中国鬼怪故事和圣经故事熏陶下长大的周约瑟，他的认知里充满着两种信仰的混沌，看世界总有一种魔幻的色彩。这样的世界里，事物真实的质地总是夸张而变形的，到处充满着瑰丽的想象。在这修辞的表征之下，是普通百姓在面临变革时迷茫的恐惧。再如南家花园主人南海珠作为一名保守派，认为世间各种变革都是鹅笼，不过是人心相异、尔虞我诈的结果，而不变的世界才充满着信仰与温情。反之在他弟弟南怀珠这位革命派的眼中，现有世界的一切都是落后的、死气沉沉的，因此需要变革以获得新生。如此，小说中每个人物视角里的世界都是不同的，不同的世界汇聚在同一个文本空间内，构成了一幅被笼罩着不同视角情感的图画。这幅图使得文本充满了世情生活的烟火与细节，一章一景，由小及大，从古至今，从中国到海外，从传说到现实。文本的每一章并不是割裂的，因果关系、历史的偶然与必然都隐匿其中，它以山东独立革命的时间发展为纬线，泺口镇上人物活动为经线，跨越历史现实、古今中外，交叉穿织，最终生动地显现出了属于山东的辛亥革命叙事动图。

吞吐式蛛网交叉的结构

鹅笼里的书生不仅自己有故事，他还能吐出一个人来讲故事，吐出来的人还能再吐出一个人讲故事。按此，故事似乎可以无限生长下去。这样无限生长的故事结构主要是通过各种人物的出现来连接与传递的。在这里，人成了叙事模式与故事结构扩张的主要纽扣，而人物关系的链接则是《河图》叙事模式重要的结构动力，小说中很多人物的出场都是通过一个人物的叙述出现的。志怪小说《鹅笼书生》中，从一张嘴里跳出一个人物，再从这个人物嘴里又跳出另一个人物，看似人物独立，但其实都被包揽在书生这个大框架之中。同样，《河图》里的人物也都被包含在一个大的框架之内，不仅被笼罩在一个历史事件背景里，也被笼罩在中国文明的文化密码之中。

小说开头前三章便通过一个又一个人物的链接关系，交代了故事的主要人物。如在小说开头出现的南家仆人，专门负责往济南城里送醋的车夫——周约瑟。通过周约瑟之眼，引入了一个重要的火车意象。火车这种工业文明的巨物，对于当时落后的农耕文明，无异于外星人之于地球的震撼。这种震撼给周约瑟带来了类似于臆想的精神幻象，他想起了宣教士苏利士给他讲的圣经故事，他想起了父亲给他讲的神话传说，他想起了幼时母亲给他使用的偏方。西方文明、东方文明、民间文化在小说的开头便矛盾地交织，构成了一幅奇幻的景象，奠定了小说开头独特的气质。通过对周约瑟的视角及心理状态描写，不仅牵出了泺口镇当时的风貌状态，也牵出了相关人物，如周约瑟家人、西方传教士、南家花园主人南海珠、泺口镇的商人等。

作为《河图》的重要人物周约瑟，他不仅起着勾连人物的作用，也起着刻画、沟通地理空间的作用。车夫周约瑟每天要往返济南城与泺口镇，将独立革命中心的济南城与泺口镇这个政治边缘地带连接起来。随着周约瑟所在地理空间的位移，《河图》的地理空间细节也在不断地充实丰满，辛亥革命的进程也在这隐线上不断地发展着。在反映西方宣教士这一文化现实方面，周约瑟是一个起着吞吐作用的人物，小说人物南明珠也起着这样的作用，她吞吐出戴维夫妇，而戴维夫妇又吞吐出他们的西方故事，一环扣一环，《河图》的历史文化碎片就是在一个个人物各自的故事中串联成整体的，共同谱写了山东独立革命十二天的历史状貌。

最后，人物不仅起着链接人物与营造空间的作用，还承担着历史叙事作用。如南海珠的母亲厉月梅与妻子厉米多是太平天国运动时的受害群体，战乱对普通百姓的创伤延续了几代人，这样的历史叙事在其他人物身上也有体现。所以《河图》里的历史叙事不仅仅有山东独立革命十二天的这一部分，它的历史叙事是纵深的，笼罩在大的历史叙事框架之下。

人物链接人物、人物链接地理空间甚至历史叙事，这种关联作用几乎体现在每一个主要人物身上。在这张关系网中，吞吐式结构使故事的叙事模式和结构蛛网式连接。但是人物形象不同，他们的叙事功能侧重也不同，南家花园里的人物有各自的叙事功能。如南家花园主人南海珠是传统文明的代表，家中长子，肩上担任着守护家族的任务；而弟弟南怀珠则与之相对抗，作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为着心中的信仰与欲望，无家也无己；大妹南明珠则向往着西方文明，是幸福、自由的隐喻；南明珠丈夫谷友之是权力异化的隐喻；车夫周约瑟则是底层挣扎的人物代表；醋园工头伍春水是投机取巧之流；戴维夫妇在故事中既是西方文明冲击的一种力量，又是一个类似纪录片镜头式的存在，作为置身事外的观察者，他们似乎知道山东独立革命的后果，但他们从不置评，以上帝视角存在于泺口镇历史的叙事进程里。

长篇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关系着小说的完成度，《河图》通过人物链接，在一个共同背景下，通过一种共生关系，既借由各色人物描绘出属于泺口镇的“黄河百景图”，揭示出中国人内心的文化密码，又为叙事提供了一种模式结构。一个人物再生一个人物，然后便有源源不断的故事内容流淌出来，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既属于个人也属于历史。

意向性立场：人物、故事与思想

常芳身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她既对宏大的革命叙事有着超强的把控能力，也能敏锐地捕捉到流淌在人物心绪间的情感、心理活动，叙事的坚硬与柔软很好地在作者的叙事中结合起来。如果说人物共生模式是小说叙事的结构模式，那么人物的恐惧、欣喜、悲伤、愤恨、欲求等情绪带来的回忆、联想等心理活动和由此产生的行动则是叙事前进的动力。这不同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动力，例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很多鬼怪小说的叙事结构是以因果逻辑为中心来谋篇布局和安排故事情节的，像“报恩说”“天意说”“缘分说”等，注重故事发生的前后因果，以此作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虽然作者转化了古典文学资源，但她也融入了现代创作手法，更注重向人物的内心挖掘，寻求人物行为背后的意向性立场。

人性是复杂的，一个人的行为总是蕴含着意向性立场。人物行为最根本的推动力乃是其内心的欲望，这是情节结构的动力，而矛盾、冲突都会由此产生。《河图》作者关注人物内心世界，在乱世背景下，向人物内心挖掘，探究每个阶层人物背后的行为动机，由此产生了一种心理活动经验的真实。这些心理活动为事件概述了其背后情感，以一种内部视角的方式进行故事叙事。这种叙事方法是《鹅笼书生》等古典小说所隐匿的或者说未被充分探索的叙事领域。

心理活动所带来的情绪经验、认知经验、知识经验等构成了叙事的内容。在心理活动这样的内部视角内，一切物象都染上了主体的情绪认知色彩，成了主体自我的确证。如南海珠眼里泺口镇的黄河或是沉闷的，或是凶狠的，或是轻灵缥缈的，景物的质感无不随着主体的情绪认知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容。或如革命者南怀珠胸前口袋里的“玫瑰”，因为关乎着对南怀珠这个革命者的评价，在一些人眼里它是革命的浪漫、希望，在另一些人眼里它则是革命的软弱、贪欢甚至虚无。再如谷友之的恐惧与欲望，他将自己妻子的兄弟视为幸福路上的障碍，将兄弟冯一德视为可利用的工具，这种恐惧与欲望，推动了故事走向高潮，也将一个革命者葬送。

作者常芳引用蒲松龄《短禾行》里的诗句“世态渔阳已道尽，人间何事不鹅笼”，并借人物南海珠之口说出，也是在暗示这是一部关于人心相异、为了利益互相残杀的故事，所以对于人心的刻画，在作品里也显得尤为重要。在小说《河图》中，除了全知叙事者插入的叙事或交代外，很多故事内容都是由心理活动所带来的内部视角构成的。在小说开头，无论是周约瑟关于火车的认知还是对泺口镇风貌、人物的描述，都是通过人物情绪的回忆、联想、描述、评价等心理活动交代出来的。关于人物的冲突，如南海珠与南怀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情绪欲望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由双方的情绪带来的心理回溯性的记忆事件则构成了小说叙事中的张力性力量。在这些情绪事件中读者可以解读人物形象原型，例如南海珠长兄式的隐忍源头，弟弟南怀珠的革命理想的愿望源头等，甚至也可以解读自我。

这些包裹在情绪里的心理活动经验内容，叙述着人物的成长历史，而人物性格也在这叙述中一点点鲜明起来。在人物现时的活动中，作家以人物的情绪活动作为叙事抓手，将山东历史、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都融入各种人物的心灵密码中。叙事看似聚焦日常，其实历史时刻的点滴都融进了人物的心灵密码中，揉进了其个人气质的塑造中。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中华民族与异邦的冲突，古今的冲突，历史的创伤，封建帝制的压迫……都融入了人物的情绪经验中，在心理活动的叙事中不断推进叙事，制造冲突与矛盾，丰满故事细节，于是读者便能在阅读中感受到情绪的力量、情感的真实，而后者的真实感是能将人带往历史现场的力量，阅读者的心灵便与这种形象的情感结构相契合。也因此，《河图》能给人呈现如此丰实的观感，既充满着日常世情的琐碎与真实，又有史实的瑰丽壮阔。

文本很容易被创作野心所压垮，在历史故事类型的创作中，想要表现深度和广度，但如何不被抽象的历史观念和既定的史实所桎梏，考验着作家的才华、知识与耐力。《河图》虽是个大题材、大故事，但是在作家巧妙的艺术构思下，将所有宏大的历史事件都化进细节可感的世情叙事中，通过共生人物关系的叙事模式设置，关注人物意向性立场，以人物的心理活动、情绪欲望叙事为动力抓手，在作者想要展现的深度与广度之间，很好地解决了历史题材类故事容易叙事生硬、呆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