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孔雀

碧鸡坊的灯笼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季，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避难入蜀。一波动万波随，由此造成了空前的入蜀移民潮，在有意无意间，这次移民为蜀地输入了大量一流的文化人才。文人们游宴的地点，有浣花溪、摩诃池、散花楼、合江亭、西园、北池、武担山、青城山等地。这一时期入蜀的文人墨客当中，伟大者当数杜甫、黄庭坚。

随父亲入蜀的女诗人薛涛，自入乐籍起直至卒于成都碧鸡坊的五十余年时间，正是西川幕府游宴唱和最为兴盛的50年，也是唐代成都文场最为热闹的50年，这对于晚唐五代以至两宋时期巴蜀地区文化的繁荣意义深远。纵观整个唐朝士人入蜀的历程，僖宗在蜀时期，算是一个山登绝顶的最高峰。（张仲裁《唐五代文人入蜀考论》）

成都用“坊”字名街，大约起于南北朝时期，最晚不迟于萧梁时期。大体上，每两条直街和两条横街之间为一坊，每坊20闾、每闾20户。萧梁时李膺《益州记》云：“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曰碧鸡坊。”这是成都以“坊”为街名的最早记录。后又有金马坊、碧鸡坊等。昔日的金马、碧鸡二坊合并为现在的金马街了。而“街坊”二字连用，市民将它作为“左邻右舍”的代词。

因为有了汉代大夫王褒祭拜、追寻金马碧鸡神，蜀地才出现了纪念性建筑。

左思《蜀都赋》写道：“金马骋光而绝影，碧鸡倏忽而耀仪。”成都的文殊坊金马街，因其北段原有一座金马坊而得名。不但成都城北修建了金马坊，同时也在城南修建了碧鸡坊和金马碧鸡祠，由此成都又添几处胜地。

据记载，碧鸡坊、金马坊和金马碧鸡祠三处建筑相隔不远。宋代祝穆《方舆胜揽》“成都府下”记载说：“金马碧鸡祠，在金马坊前。汉宣帝闻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遣谏议大夫持节醮祭而致之。本朝赐为昭应庙，封其神为灵光侯。”此昭应庙到民国时犹存，在现在的金马街南端以西，由此可见金马坊当时位于金马街北段。鉴于金马碧鸡坊位置的变化，著名历史学者沈伯俊在《薛涛：扫眉才子冠蜀中》一文中指出：“唐时碧鸡祠、碧鸡坊在成都西南，后因碧鸡祠废，碧鸡坊名隐没不彰;五代时合祀碧鸡于城北金马祠内，于是碧鸡坊名亦移于城北。”但这只是一家之言。恰是鉴于不同时期碧鸡坊的不同地望，冯广宏先生特写《捉摸不透的“碧鸡坊”》（《文史杂志》2014年第6期），指出了历史上碧鸡坊或城北、或城南的情况。

一般认为，成都城北与城南，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红石柱遗址，于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被毁。城北金马街的红石柱与金马坊有关;而城东南的水东门附近，现在红石柱正街与红石柱横街交汇处，应是宋朝之后碧鸡坊遗址。那里的红石柱，是一根六菱形红色砂岩石柱，顶端雕有一尊石狮。

有道是地因人显，晚年的诗人薛涛曾住碧鸡坊，独建“吟诗楼”，逐日息居其上，位置就在汉代辞赋家扬雄住宅之侧。其地所种海棠特别富艳，得到陆游的特别赞美，海棠莫非也染上了诗人的风韵？

风情已硬化如纸，不甘萎尘入泥，在风中蝶翅翻飞。但是，风情已不是风情了，美人都一样。从长安到成都，已清晰地写在皱纹里，只要秋日午后的炎热还在河面升腾，就会点燃碧鸡坊的灯笼。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初冬的一天，在平定张伯靖之乱后，诗人王建来到成都，慕名来碧鸡坊拜访薛涛，写《寄薛涛校书》：“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十月的成都，名贵的海棠花从女墙里伸出了枝条，红得让身穿大红蜀锦的美人黯然失色，因而美人的颈部之上苍白如厚厚的垩粉。也许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薛涛在菖蒲花丛之外，又种了很多枇杷。菖蒲开花是吉祥之兆，能给人带来喜庆。菖蒲花谢后，枇杷会完成一场开花的接力赛，一树一树白色的小花，宛若黄昏深处忽明忽暗的萤火虫。只有在这个时候，美人才会走出书斋，来到碧鸡坊的碎石庭院里，兀自张望，萤火明明灭灭。人在迟暮，萤火虫反而撑起了十万个灯笼……

谈论什么，或者被什么吸引，都不再重要。既然经历了11个节度使，那些或声振屋瓦、或耳鬓厮磨的情话可能都是虚构，就像生活正生着高山流水的腰身，日渐迟缓和臃肿。

当然了，昔日成都的旁观者，削背绿腰，现在已成了城市里一片善于吟诵的树叶，她在秋景中埋头于一次深刻的自我体察。不禁仰望西蜀的雪山，那是天庭洒落的一把碎银，她又一次沉醉于韶华时节裙裾飘飞的游历中……

蜀道苍茫，蜀途上散落着古人的足迹，马蹄印里盛满了怅然的雨水，芳香不被伟岸的山水相识与相知。在擦肩而过的深秋黄昏，碧鸡坊的一树光影是倒叙的现实，她要委顿为泥。

韦皋任剑南节度使时，南越王曾献来一只内地罕见的孔雀，薛涛非常喜欢。韦皋根据薛涛要求，命人在其住宅内修建了一口池塘，并建了一个大笼子把孔雀养在里面。直到公元831年的秋天，那只精心饲养的孔雀突然暴毙，这预示着什么？同年秋天七月二十二日，53岁的元稹忽染暴病，一日后死在任上。第二年夏天，薛涛在孤寂中走完她的诗情人生，享年65岁。

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冬至十六年（公元1146年）秋季，遂宁人王灼追随薛涛而来。“客寄成都之碧鸡坊妙胜院，自夏涉秋，与王和先、张齐望所居甚近，皆有声妓，日置酒相乐，予亦往来两家不厌也。尝作诗云：‘王家二琼芙蕖妖，张家阿倩海棠魄。露香亭前占秋光，红云岛边弄春色。满城钱痴买娉婷，风卷画楼丝竹声。谁似两家喜看客，新翻歌舞劝飞觥。君不见东州钝汉发半缟，日日醉碧鸡三井道。’予每饮归，不敢径卧，客舍无与语，因旁录是日歌曲，出所闻见，仍考历世习俗，追思平时论说，信笔以记……”既能在美人堆里觥筹交错，在露香亭、红云岛之间一如蝴蝶穿花，还能独居一室安心写作，王灼的自制力显然不低。

在成都碧鸡坊，王灼完成了5卷词曲评论笔记《碧鸡漫志》初稿。王喟叹：“古今所尚，治体风俗，各因其所重，不独歌乐也。古人岂无度数？今人岂无性情？用之各有轻重，但今不及古耳。今所行曲拍，使古人复生，恐未能易。”如今，当我们置身空有地名的碧鸡坊之时，这样的感慨也许会从心头涌起！

王灼还写有《王氏碧鸡园六咏》，提及“层兰”“凉榭”“鉴泉”“清室”“露香亭”“钟庵”6个碧鸡坊中的点位，可以想象曲径通幽的碧鸡坊，明显是唐宋的富人区。《六咏》中的《清室》写道：

碧鸡古名坊，奔腾车马尘。

那知小洞天，清绝欲无邻。

一室对林樾，四时禽语新。

焚香读周易，意得气自伸。

明月落杯酒，冷风弄衣巾。

寄言朝市客，声利恐汙人。

也许，王灼窗外的那个女王，孔雀一样回头。此时月光从低云漫溢而下。她像是从西厢花墙里，探出半个身体的古人。她的身段比桂花树更为丰腴，又仿佛锦江两岸的柳枝一般迎风乱摆。她目光中的琉璃从碧鸡坊的建筑墙面和树冠缓缓扫过，事物一如开光，全部熠熠生辉。窗外的花叶如同时光簌簌落下，奇妙的是在地面铺出了一层月华，豁然之间香气扑鼻……

车马川流不息的碧鸡坊，却别有洞天，闹中取静，树木葱绿，鸟语花香，好一派出尘之景。一个碧鸡坊，承载了薛涛和王灼，太值了。

浣花溪畔薛涛笺

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一见水灵灵的成都，感到十分惊叹。李白在著名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中，用“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林红”“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等诗句，毫不吝啬地夸赞成都。认为即使唐朝皇家园囿“上林苑”与成都相比，也黯然失色。

水上娱乐，成为唐代成都的一大快事。《蜀梼杌》记载了前蜀主王衍乘船游历浣花溪的场面，达到龙舟彩舫、十里绵亘的程度。《岁华纪丽谱》记载说：宋代在成都南门万里桥一带，有数十艘彩船畅游锦江，这叫“小游江”;而浣花溪一带的游船更为密集，这叫“大游江”。

唐宋以来，鉴于此地碧水芳草、工部草堂遗韵流布，加之距离内城甚近，逐渐成为成都最为著名的宴游胜地。陆游《老学庵笔记》云：“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最盛于他时。”这一万人空巷之场面，与诗人田况的表述完全一致：“浣花溪上春风后，节物正宜行乐时。十里绮罗青盖密，万家歌吹绿杨垂……”

所谓“浣花遨头”，是当年成都颇为时尚的游乐活动，太守出游，士女纵观，称太守为“遨头”。从正月初十始，到四月十九终结，长达百天。这也极可能是中国城市里遨游持续时间最长的民俗游历。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延续了上千年的民俗活动才被禁止。

宋代任正一《游浣花记》记载说，农历四月十九日这一天，彩船从浣花溪顺流而下至望江楼，数里之长，往来如织。锦江中“架舟如屋，饰彩绘，连樯衔尾，荡漾波间，箫鼓弦歌，喧闹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结棚，上下数里，以阅舟之往来。成都之人，于他游观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则倾城而往，里巷阒然。”

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文学家钟惺以奉节使臣出使成都，他的《浣花溪记》堪称一篇山水杰作。

那是明代万历辛亥年（公元1611年）十月十七日清晨，成都秋风飒飒，空气中夹杂着雨意，广阔的成都坝子正要迎来迟暮的秋雨。风过后，阴霾的蜀天露出了一派霞光。这一日，自称“楚人”的钟惺悄然独访了成都最著名的景区——浣花溪。我择要翻译如下：

出成都城南门，左边是万里桥。溪水到此转向西流，涓涓细流，宛转曲折。看上去像连环，像玉玦，像衣带，像圆规，像弯钩;水色如明镜，如美玉，如绿色的瓜，那幽深碧绿、萦绕城边的流水，都是浣花溪的支流。然而，只是在杜甫定居草堂之后，才有了浣花溪的美名，这自然是因为杜甫把浣花居建在溪畔的缘故。

步行三四里，就到了青羊宫。一路上，溪流忽远忽近。青竹翠柏郁郁葱葱，隔岸望去浓荫连绵，一直延伸到溪流尽头，远远望去像一片荠菜。水光树色，清幽而绚丽，使人表里澄澈，神清气爽。从青羊宫往西走，众流汇集，上面建有三座桥，彼此相隔都不到半里路，轿夫说上游通向灌县，有人说“锦江从灌口流来”，指的就是这条浣花溪。

浣花溪之东住有人家，这一段溪身便被屋舍遮住，不能常常看见;稍有空缺，溪水重又展现在眼前。像这样的情形有好几处。溪岸人家用树枝、竹条编扎成门户和篱墙，很是齐整。走尽了桥，路旁边立着一座亭子，题写着“缘江路”几个字。过了此处就到了武侯祠。祠前有一座木板桥跨越溪身，桥上有临水的栏杆覆围着，到此才看见题有“浣花溪”字样的匾额。过桥后，有一片小空地，宛若梭子那样横斜插入水中，溪水四面环绕着它，无桥便没法通行。小洲之上建有一座亭子，题字为“百花潭水”。从这座亭子折回原路，走过桥经过梵安寺，这才到了杜工部祠。杜甫之像画得清朗而古朴，不见得非要强求惟妙惟肖，但想来杜甫应当是这个模样。还有一块刻在碑上的肖像，附有杜甫的传记，是通判何仁仲在代理华阳县令时刻意制作的。可惜碑文漫漶，无法卒读。

我不由得感慨：杜甫的两处居所，在成都浣花溪的，环境幽雅，在夔州东屯的，地方险僻，二者互不相同。假如严武不死，杜甫就可以在浣花溪畔安然度过晚年，患难时太需要朋友了！然而是天意要派定这位老诗人添加出夔州的一段非凡表现罢了：在艰难潦倒中流离奔波，却仍能选择胜地处身;胸襟安闲从容，可以应付世事，这同孔子变换服装、客居在司城贞子家里避难时的情形一样。

今天为万历三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出城时仿佛欲雨，但不一会儿便云开天晴。大凡朝廷使臣出来游玩的，大多由按察使或州县长官邀请参加饮宴，官场中人稠杂而浑浊，如石磬那般弯曲着身子四处打躬作揖，喧闹声充满四方。将近黄昏时分急急回家。这天清晨，我却偶然独自前往。楚人钟惺作记。

独往浣花溪游历的钟惺，不但领略了一湾碧水，更在水里读到了清廉、正直与无尽沧桑。一座城市的诗意，就像花香融入空气。就是喝茶也可以大醉，就是旱地拔葱式的不期而遇，就是可以因为一盏花窗里摇曳的灯笼而陷入独自狂欢。